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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紀，宮廷詩歌非常繁榮，其主要形式是至少包括15對句子的卡西德，代表人物有17世紀前期的奈菲儀（Nef‘ī，約1572—1635年）、澤科里亞·栽德·雅赫亞·艾芬迪（Zekeriyya Zade Yahya Efendi，1552—1644年）和17世紀後期的約瑟夫·納比（Yusuf Nabi，1642—1712年）。
奈菲儀是這一時期最為著名的詩人。他出身寒微，曾以華麗的卡西德極力讚頌艾哈邁德一世、奧斯曼二世和穆拉德四世，但似乎並未贏得蘇丹青睞。他痛感懷才不遇，有些憤世嫉俗，多次嘲諷行賄納賄和任人唯親等腐敗風氣，因此不容於當世，多次被流放，最後被大維齊爾白拉姆（Bayram）絞死。
澤科里亞·栽德·雅赫亞·艾芬迪的性格和命運與奈菲儀迥然不同。他是大教長澤科里亞·艾芬迪（？—1593年）之子，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成年之後多次擔任大教長，才高八斗，風度翩翩，品德端正，左右逢源，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學者。雖然他也擅長作卡西德，但並不像奈菲儀那樣鍾情波斯詩的格律，而且終生備受蘇丹的寵信，曾陪伴穆拉德四世遠征伊拉克，隨駕途中多次作詩稱頌。一帆風順的他最後以92歲高齡壽終正寢。
約瑟夫·納比多才多藝，除在文學領域成績斐然之外，他對歷史學、宗教學、哲學、地理學領域也多有涉獵。他的詩歌注重借鑑阿拉伯、波斯詩歌的風範，偏愛愛情、美酒和宗教題材。
在17世紀，帝國的民間文學也有所發展，成績可圈可點。穆罕默德·尼亞孜·米綏爾（Mehmet Niyazi Misri，？—1693年）、卡拉加奧蘭（Kara操ğlan，約1606—約1680年）、埃斯克·歐麥爾（Asik Omer，？—1707年），可謂這一時期民間文學三傑，其中穆罕默德·尼亞孜·米綏爾是蘇非教團成員並因此多次遭流放，卡拉加奧蘭描繪安納托利亞半島的自然環境和風俗習慣，埃斯克·歐麥爾記述穆罕默德四世時期奧斯曼帝國與俄國、奧地利和威尼斯的戰鬥場景和邊境地區的風土人情。這一時期的許多民間詩人浪跡江湖，往往吟誦短詩，或謳歌愛情、讚美風景，或評述歷史、宣傳教義，其格律比較自由，語言通俗詼諧，題材貼近生活，因而在軍營、廣場、集市和咖啡館等公共場所擁有大量粉絲。
在18世紀，一部分宮廷文學家依舊受到波斯風格的巨大影響，致力於將加澤爾（包含4—15對句子）和卡西德（包含15對以上的句子）發揚光大；另一部分作家則開始發掘本土精神，大量採用安納托利亞下層土耳其人的常用詞彙，注重借鑑本土格律。從總體上看，自鬱金香時代起，波斯詞彙在奧斯曼帝國宮廷文學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同時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文學對奧斯曼帝國尚未造成足夠影響，因此奧斯曼語的宮廷文學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期，異彩紛呈。繼承波斯傳統的著名詩人，主要有奈維栽德·埃塔（1683—1734年）、穆斯塔法·薩米（？—1734年）、穆罕默德·拉希特·艾芬迪（？—1735年）、伊斯瑪儀·阿斯姆·艾芬迪（？—1760年）、蘇萊曼·納菲（？—1739年）、考卡·穆罕默德·拉西普（1699—1763年），以及18世紀後期最偉大的詩人、備受蘇丹塞里姆三世青睞的穆罕默德·愛薩特·艾芬迪（Mehmet Esat Efendi，1757—1799年），等等。發掘本土韻致的著名詩人，主要是埃勞丁·撒比特與艾哈邁德·奈迪姆。埃勞丁·撒比特（Alauddin Sabit，？—1713年）首次將土耳其普通民眾常用的諺語、雙關語和笑話引入奧斯曼語宮廷文學，使自己的作品顯得幽默風趣。
艾哈邁德·奈迪姆
艾哈邁德·奈迪姆（Ahmet Nedm，約1681—1730年）是鬱金香時代最為傑出的宮廷詩人。他出生於伊斯坦堡，其父是宗教學者。他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成年後受到大維齊爾達瑪特·易卜拉欣的賞識，進而被派到蘇丹艾哈邁德三世身邊，時常即興吟誦詩篇。他的詩歌杜絕神秘主義，追求世俗快樂，讚美愛情，歌頌美酒，勾勒鳥語花香的園林景色，刻畫莊嚴華美的逍遙宮殿，慶祝彩燈閃爍的熱鬧遊船，描述萬人空巷的煙花表演，用詞雅致，格律和諧，感情真摯，意境優美，令上流社會讚嘆不已。穆罕默德·艾敏·貝里戈（Mehmet Emin Belig，？—1758年）與法茲爾（Fazil，？—1810年）也效法艾哈邁德·奈迪姆，繼續採用優美詞句歌頌世俗情感和宮廷生活，只是目光更加下移，開始刻畫浴室、店鋪、酒館等常見事物，注重描繪顧客、店家等尋常百姓的喜怒哀樂，相關作品雅俗共賞。
艾哈邁德·奈迪姆詩歌賞析：
請求你母親允許，對她說這是為了這個星期五神聖的祈禱，
不合時宜的痛苦的緊要關頭，讓我們倆都占去一天，
通過秘密的通道和小徑溜向碼頭，
讓我們到遊樂園去，來啊，我逍遙自在的柏樹，
只有你和我，還有一位唱著高雅曲調的歌手——可是，
另一個：在你仁慈許可的情況下，內迪姆，狂烈的詩人；
今天讓我們忘記我們的好友，我那快樂的蜂鳥——
讓我們到遊樂園去，來啊，我逍遙自在的柏樹。[6]
19世紀土耳其新文學的創始人，一般認為是以下3位：伊卜拉欣·邢納西（İbrahim Şinasi，1826—1871年）、齊亞·高卡爾普（Ziya Gokalp，1825—1880年）和納米克·凱末爾（Namk Kemal，1840—1888年）。“大約從19世紀中葉開始，由於從形式到內容都同古典奧斯曼作品迥然不同的土耳其文學的興起，便大大加速了西方思想的傳播，使得土耳其人開始在態度上有了同西方的社會與政治態度相適應的轉變。在這方面，法蘭西文學開始代替伊朗的經典著作，成為土耳其人靈感的源泉和模仿的對象”。[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