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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接近海邊，菲律賓人過得很浪漫，馬尼拉更是一個快樂的城市，人們悠閒而又充滿激情地過著自己的生活，因此，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幾乎沒有任何人注意到這兩個怪人。一般來說，首先走向那條石廊的，是一個年紀約在50歲左右的人。
他的步子，與其他人比起來，也無什麼特別之處，但是，他渾身卻有一種濃濃的、濃得快要滴下來的憂鬱，連他的頭髮，他所穿的衣服，也都是憂鬱的。他在石條上坐下之後，先是緊緊地盯住地面。他那一顆碩大的頭顱之上，仿佛籠籠地冒著藍煙。
這同樣是憂鬱的顏色。雖然年齡並不算大，但他的頭髮已經花白，或者至少有一大半變成灰色的了。他看了一會兒地面，便沉緩地抬起頭來。他抬頭的動作很慢很慢，像那顆頭有千鈞重似的。他抬頭是為了擴展眼前的世界。當他終於把頭抬起來之後，他的眼睛就一眨不眨地望著大海，此時的大海，被落霞映得金黃，遠遠地發出低沉的咆哮。他的喉頭在動，似乎在自言自語他說著什麼。他的神情非常專注，哪怕有一對情人在旁邊親吻，他也不會受一點影響。
沒有什麼人可以進入他的世界，因為他活在回憶之中，活在永遠也活不過來的沉思里。
就這樣，往往是在大約20分鐘之後，從另一個方向又會晃過來一個與他一樣憂鬱的人。
後來的那個人比已在石條上坐著的人看起來年輕一些，大概在40歲上下。他走到坐著的那個人身邊就再也不走了，而是死死地盯著他。無法從後者的眼睛裡判斷他們是否相互認識，因為那眼光里除了濃得化不開的憂鬱就沒有別的，他把那人看了一陣，但那人卻並不理會他，然後，他就在那人身邊坐了下來。
他們一言不發。
一直坐到晚上10點左右，他們也不會交談一句。
然後，一個人站了起來，先離去了，接著，另一個人也站了起來，跟著離去。
他們離去的方向是不一致的。
那個年紀大一點的，名叫班傑明·巴爾莫雷斯，年紀小一點的，名叫利奧波多·保羅·吉加。
據當地市民管理所的人介紹說，巴爾莫雷斯和吉加都是馬尼拉城的兩個小人物，“與別的小老百姓沒有任何區別。”
市民管理所的負責人是一個近30歲的年輕男子，他說自己是馬尼拉土著，從他懂事時起，他就認識這兩個人，他們沒有什麼特別之處，班傑明·巴爾莫雷斯結過婚，但是，結婚不久他太太就死了，死於敗血症，之後，他再也沒續弦，一直過著單身生活。“如果說他有什麼特別的話，僅只這一點了。”至於保羅·吉加，他從來就沒有結過婚，但他不結婚是有道理的，據說，他小時候在一棵樹下蹲著撒尿，他的那玩意兒被一條大狼狗一口吃掉了。
“他們的憂鬱就是這樣來的。”年輕人最後總結說。
在世間，死了太大的人多得很，至於陽根被狼狗吃掉的事雖不多見，但是，也不至於把一個人折磨成這樣。60年代，當一些人注意到巴爾莫雷斯和吉加的時候，大都覺得他倆的憂鬱是來自精神的，而不是來自一般性的生理折磨，更不是一般性的情緒變化。據市民管理所的人說，這兩個人本來是不相識的，他們現在雖然都沒有上班，但他們曾經有過職業，班傑明在城西的一個造紙廠，吉加在城東的一個牙膏製造廠，早年，他們在工作的時候，顯得很正常，該說則說，該笑則笑，後來，因為企業破產，失業就成了一件相當自然的事情。他們也不是一同失業的，班傑明至少比吉加早失業一年。至於他們是怎樣走到一起去的，誰也無法解釋清楚，有可能住的地方鄰近，又常去大海邊散步，去的次數多了，自然也就熟識起來。“何況，他們是否認識，還是一個未知數，雖然他們常坐在一起，但那是公園，公園裡的凳子是可以隨便坐的，那本來就是兩個人坐的凳子，另一個人一一不管他是誰，都有權利去坐。至於他們天大一前一後地坐到一塊去，也不奇怪，可能他們都已喜歡上那個地方了。”
這似乎也有一些道理，但是，他們不僅天天坐在一張凳子上，而且，他們都以那麼奇怪的眼光望著大海，當一個人站起來離去之後，另一個人也必然站起來離開。
這到底是因為什麼緣故呢？可以肯定的是，在這之前，必然有一段特殊的共同經歷，才可能讓他們的思想那麼深地扭結在一起。
在巴爾莫雷斯樓下
最先對這二人進行跟蹤調查的，是美國二戰歷史學家和傳記作家羅斯，他在他最偉大的著作《神秘人物的最後終結》里，對此有過生動的描述——正當我為山下奉文藏金的某些無法解釋的細節大傷腦筋的時候，菲律賓的朋友打來電話，無意中提起了這兩個奇怪的人。憑著直覺，我本能地意識到這兩個人與我所研究的課題有著某種關係，因此，我飛赴馬尼拉。
我回絕了朋友的陪同（因為朋友說，我即使在一英里之外，也會被那兩人身上的憂鬱所感染，因此很容易就鈉巴他們認出來），獨自到那條石廊上去，但是，沒有遇見巴爾莫雷斯和吉加。
一連去了4次，都沒有見到他們。
我是一個不會輕意放棄的人，我決心把這件事調查到底。
我想，他們是不是到了別處？雖然朋友說他們總是坐在一條石凳上，但是，這並不能證明他們對那張凳子就有著什麼特別的感情，這條石廊，是近兩年才修成的，即使他們之間有什麼故事，也不會在這石凳上發生，他們所鍾情的，是大海，大海才是他們的悵惘之源，憂鬱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