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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深夜至次日凌晨，在整黨建黨工作座談會上發表講話，強調這次整黨建黨一定要“採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達到“增強黨性”，“加強黨的領導”的目的。說所謂“增強黨性”，就是增強“林副主席所講的革命性、科學性和紀律性”；所謂“加強黨的領導”，就是加強“領袖的領導”，“實行群眾路線”。“十二月十三日，接見中聯部領導成員，告訴他們，”在下邊要獨立地用階級的觀念，戰備的觀點，去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沒有敵情觀點，就沒有戰備觀點。“
十二月二十五日，同外賓談話，說“我國歷代工會領導人都犯過錯誤”，其錯誤就在於，“在秘密環境中搞經濟主義，脫離政治；在公開環境中是強調工會獨立，脫離黨的領導”。
十二月二十六日，同一兄弟黨領導人談話，硬要該黨以我黨“九大”黨章為“根據”修改黨章。此次談話中，還攻擊我黨中監委“糟得很”，“在歷史上沒有起過什麼好作用”，成了“共產黨內的政協”，宣揚“九大”黨章取消黨員預備期和取消監委會的做法好。
一九七〇年七十二歲
年初，通過北京市文管處催促北京工藝美術公司趕快完成他在文革前交做的玳瑁化石硯台。
二月十四日，在其掠奪的明萬曆刻本二十一史扉頁上，解釋他為什麼蓋用“歸公”印章。
四月十七、十八日，在全國基建黨工作座談會上作長篇報告。說今後的主要任務是按“九大”新黨章，把我們黨建成一個“三忠於、四無限”，能“領導人民進行階級鬥爭”，“特別是敢；於同敵人作鬥爭”的黨。
四月二十二日，在全國整建黨座談會上，就新當選的工農中央委員問題談“納新”的重要性。說“納新”是“文化大革命”取得巨大成績的重要表現，“九大”時我們已經注意了這個問題，今後召開四屆人大時還要注意這個問題。
四月底，同陳伯達一起竄到北京市文管處大竊圖書文物。五月二日，由康生打頭陣，隨後是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陳伯達等一齊擁到北京文管處。他們翻箱倒櫃，各攬一攤，把當時庫存珍貴文物幾乎劫掠一空。
五月四日。；接見中央林楓專案組和中央黨校專案組全體成員，指示他們要用階級鬥爭觀點來辦案。
五月二十八日，召集中聯部、中央黨校部分人員發表講話，說中組部、
中央黨校、中聯部、中宣部、統戰部的共同點就是“從來不提倡學習主席
著作，在他們腦子裡基本上是楊獻珍的反動思想，認為主席著作不是經典著作“。吹捧林彪提出的”活學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針，是學習經典著作的”最根本的問題“。
六月二十七日，同外國兄弟黨代表團談如何從事地下黨的工作。他說：“單線聯繫是修正主義的辦法，實際是取消黨的辦法。”
七月二十四日，同一個外國代表團談話，介紹幹部下放“五。七”幹校的好處，勸其也要學中國的做法，搞幹部下放勞動。
七月二十八日，在人大會堂接見中央一、二、三辦正副組長，要他們重視修改憲法，注意在辦案中“突出政治”。
八月下旬，出席在廬山召開的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會上，同林彪、陳伯達一起秘密炮製稱“天才”的語錄。
八月底，為了擺脫困境，以響應毛澤東同志關於“學習馬列”的號召為藉口。大抓工農兵學哲學。康、曹指令中央黨校立即組織力量調查工農兵學哲學的情況，選編工農兵學哲學的文章，邀店外地學哲學積極分子來京宣講。
九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組織宣傳組，康生被任命為該組組長。
十月十三日，在中央召開的關於地方黨代會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歪曲毛澤東同志發出的關於“學習馬列”的號召，說“這實際上是反對劉少奇的思想上的唯心主義和政治上、組織上的資本主義道路。”
十一月二日，指示中央黨校，在響應毛澤東同志關於學習馬列的號召時，要“聯繫實際，活學活用，貫徹林副主席的三十字方針和七字經。”
十一月十三日，在釣魚台召見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大談解放以來高級黨校的所謂反對“綜合經濟基礎論”、“思維與存在沒有同一性”和“合二而一論”等三次大的“理論鬥爭”，說響應毛主席關於“學習馬列”的號召，貫徹九屆二中全會精神，就是“要進一步批判這些問題”，特別是“集中批判楊獻珍的思維與存在沒有同一性的論點”。
十月中旬。病倒。
一九七一年七十三歲
繼續生病。
二月，抱病為江青修改在北京軍區師以上幹部批陳整風會上的講話稿。
四月底，江青多次建議康生在“五一”那天上天安門城樓，說：“久不出面，這樣做有好處”。康生對此甚為感激。但終因身體欠佳，未能如願。
七月六日，通過曹軼歐打電話給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讓他們把《林彪選集》部分銷毀。
十二月二十五日，同外賓談話，說“我國歷代工會領導人都犯過錯誤”，其錯誤就在於，“在秘密環境中搞經濟主義，脫離政治；在公開環境中是強調工會獨立，脫離黨的領導”。
十二月二十六日，同一兄弟黨領導人談話，硬要該黨以我黨“九大”黨章為“根據”修改黨章。此次談話中，還攻擊我黨中監委“糟得很”，“在歷史上沒有起過什麼好作用”，成了“共產黨內的政協”，宣揚“九大”黨章取消黨員預備期和取消監委會的做法好。
一九七〇年七十二歲
年初，通過北京市文管處催促北京工藝美術公司趕快完成他在文革前交做的玳瑁化石硯台。
二月十四日，在其掠奪的明萬曆刻本二十一史扉頁上，解釋他為什麼蓋用“歸公”印章。
四月十七、十八日，在全國基建黨工作座談會上作長篇報告。說今後的主要任務是按“九大”新黨章，把我們黨建成一個“三忠於、四無限”，能“領導人民進行階級鬥爭”，“特別是敢；於同敵人作鬥爭”的黨。
四月二十二日，在全國整建黨座談會上，就新當選的工農中央委員問題談“納新”的重要性。說“納新”是“文化大革命”取得巨大成績的重要表現，“九大”時我們已經注意了這個問題，今後召開四屆人大時還要注意這個問題。
四月底，同陳伯達一起竄到北京市文管處大竊圖書文物。五月二日，由康生打頭陣，隨後是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陳伯達等一齊擁到北京文管處。他們翻箱倒櫃，各攬一攤，把當時庫存珍貴文物幾乎劫掠一空。
五月四日。；接見中央林楓專案組和中央黨校專案組全體成員，指示他們要用階級鬥爭觀點來辦案。
五月二十八日，召集中聯部、中央黨校部分人員發表講話，說中組部、
中央黨校、中聯部、中宣部、統戰部的共同點就是“從來不提倡學習主席
著作，在他們腦子裡基本上是楊獻珍的反動思想，認為主席著作不是經典著作“。吹捧林彪提出的”活學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針，是學習經典著作的”最根本的問題“。
六月二十七日，同外國兄弟黨代表團談如何從事地下黨的工作。他說：“單線聯繫是修正主義的辦法，實際是取消黨的辦法。”
七月二十四日，同一個外國代表團談話，介紹幹部下放“五。七”幹校的好處，勸其也要學中國的做法，搞幹部下放勞動。
七月二十八日，在人大會堂接見中央一、二、三辦正副組長，要他們重視修改憲法，注意在辦案中“突出政治”。
八月下旬，出席在廬山召開的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會上，同林彪、陳伯達一起秘密炮製稱“天才”的語錄。
八月底，為了擺脫困境，以響應毛澤東同志關於“學習馬列”的號召為藉口。大抓工農兵學哲學。康、曹指令中央黨校立即組織力量調查工農兵學哲學的情況，選編工農兵學哲學的文章，邀店外地學哲學積極分子來京宣講。
九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組織宣傳組，康生被任命為該組組長。
十月十三日，在中央召開的關於地方黨代會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歪曲毛澤東同志發出的關於“學習馬列”的號召，說“這實際上是反對劉少奇的思想上的唯心主義和政治上、組織上的資本主義道路。”
十一月二日，指示中央黨校，在響應毛澤東同志關於學習馬列的號召時，要“聯繫實際，活學活用，貫徹林副主席的三十字方針和七字經。”
十一月十三日，在釣魚台召見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大談解放以來高級黨校的所謂反對“綜合經濟基礎論”、“思維與存在沒有同一性”和“合二而一論”等三次大的“理論鬥爭”，說響應毛主席關於“學習馬列”的號召，貫徹九屆二中全會精神，就是“要進一步批判這些問題”，特別是“集中批判楊獻珍的思維與存在沒有同一性的論點”。
十月中旬。病倒。
一九七一年七十三歲
繼續生病。
二月，抱病為江青修改在北京軍區師以上幹部批陳整風會上的講話稿。
四月底，江青多次建議康生在“五一”那天上天安門城樓，說：“久不出面，這樣做有好處”。康生對此甚為感激。但終因身體欠佳，未能如願。
七月六日，通過曹軼歐打電話給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讓他們把《林彪選集》部分銷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