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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一日，接見中央黨校軍代表和指揮部成員，大談分工問題。他說：“不管搞哪行，越是分工細，越是專業化”，就“越修”。因為分工細了，專了，思想就越易“片面”、“不辯證”，“看不到整體、全局”，“就會使機
構龐大，人員增加，思想複雜。“
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黨校軍代表報送的《侯維仍專案進展情況簡報》上作批：“侯的重要罪惡：（1）反對學習主席著作，拒絕學習《正確處理人
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2）繼彭真、鄧小平、楊尚昆之後為中直黨委書
記，掌握中直機關幹部；（3）裡通外國。“
三月×日，第三次指使人強迫安子文同志寫個能證明劉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
三月八日，接見中聯部、高級黨校、中組部的領導小組的成員，談這三個機關的共同特點是“過去的領導人都是壞人、叛徒”，而且，這些“壞人和叛徒”，“比較長久地篡奪了這些機關”。
三月下旬，組織人為他起草在黨的九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槁。草畢，康生特地“呈送江青審定”。
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出席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其間，曾於四月十四日就“九大”新黨章的所謂五個新特點作了大會發言。會上，康當選為中央委員。
四月二十八日，出席黨的九屆一中全會。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
五月二十三日，在中直機關傳達“九大”精神大會上發表長篇講話，大講無產階級政黨的所謂“五條”標準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所謂“三條”標準。
此次講話還說，在經濟建設上兩條路線的分歧就在於：一是主張“政治思想占第一位”，一是主張“經濟、技術占第一位”。又說：誰執行後條路線誰就會變成“壞人”。
五月二十四日，又一次在中直機關傳達“九大”精神大會上發表長篇講話。主要講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問題。他說：“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建築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基礎上的”，“只有肯定社會主義秋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才能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專政，才能使無產階級專政有了真正可靠的理論基礎”，所以，“是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下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是“區分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重大問題”。
七月八日，去北京市文物管理處攫取文物。
七月二十八日，又一次去北京市文管處。此次指示說：抄來的東西都“不要退了”。
九月二日，在一個文件中親筆批示：“王世英、南漢表、王超北是一小撮叛徒、特務集團”。
九月×日，指令中央黨校趙紀彬寫《關於孔子誅少正卯問題》。
九月二十二日，又竄到北京市文物管理處，拿走八十回的《石頭記》改寫的稿子。
九月二十八日，同外賓談話，吹捧林彪是“我們全黨闡述毛澤東思想、執行毛澤東思想、學習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模範”，說他“不但是馬列主義的軍事家，而且是馬列主義的政治家”，是“毛澤東同志的最好的學生”，確定他為接班人是有關中國革命的“重大事情”，也是保證毛主席對世界革命、對馬列主義的發展“有著深刻影響的一件重大事情”。
九月三十日，同歐洲一個代表團談話，吹捧林彪“無論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是毛主席最好的學生”，是“我們全黨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模範”，確定他為接班人“是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百年大計”。
十月四日，就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搞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在舊高級黨校反革命罪行報告》發表意見，說：“《報告》文字還好，但兩條路線鬥爭寫的不清。黨校這麼多問題，怎麼搞出來的呢？是斗出來的，是從陳伯達、康生、曹換歐、造反派到軍代表一條線貫下來的。‘十大鬥爭’寫的不是很清楚，鬥爭寫的不明確。這個問題不是對那個人謙虛問題。這個材料不一定急，要重新考慮一下，再搞一下。此材料對全黨有作用，將來二中全會要用”。
十月十五日，接見中央專案組，再次談到王雲程的處置問題。在康生的一再催促下，王雲程、盧福坦終於在本月底被秘密處決。
十月十八日，又竄到北京文管處去攫取文物。
十一月七日至八日，向著名作家韓素音解釋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和毛澤東同志的不斷革命論的區別，解釋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徵以及列寧如何同“唯生產力論”進行所謂“有力鬥爭”等問題。
十一月十七日，聽取北京市委關於北京整黨建黨工作情況匯報。其間，多次鼓吹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種形式，用到整黨上來，實行開門整黨”，搞“吐（故）、掛（暫掛）、納（新）”。
構龐大，人員增加，思想複雜。“
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黨校軍代表報送的《侯維仍專案進展情況簡報》上作批：“侯的重要罪惡：（1）反對學習主席著作，拒絕學習《正確處理人
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2）繼彭真、鄧小平、楊尚昆之後為中直黨委書
記，掌握中直機關幹部；（3）裡通外國。“
三月×日，第三次指使人強迫安子文同志寫個能證明劉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
三月八日，接見中聯部、高級黨校、中組部的領導小組的成員，談這三個機關的共同特點是“過去的領導人都是壞人、叛徒”，而且，這些“壞人和叛徒”，“比較長久地篡奪了這些機關”。
三月下旬，組織人為他起草在黨的九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槁。草畢，康生特地“呈送江青審定”。
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出席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其間，曾於四月十四日就“九大”新黨章的所謂五個新特點作了大會發言。會上，康當選為中央委員。
四月二十八日，出席黨的九屆一中全會。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
五月二十三日，在中直機關傳達“九大”精神大會上發表長篇講話，大講無產階級政黨的所謂“五條”標準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所謂“三條”標準。
此次講話還說，在經濟建設上兩條路線的分歧就在於：一是主張“政治思想占第一位”，一是主張“經濟、技術占第一位”。又說：誰執行後條路線誰就會變成“壞人”。
五月二十四日，又一次在中直機關傳達“九大”精神大會上發表長篇講話。主要講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問題。他說：“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建築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基礎上的”，“只有肯定社會主義秋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才能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專政，才能使無產階級專政有了真正可靠的理論基礎”，所以，“是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下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是“區分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重大問題”。
七月八日，去北京市文物管理處攫取文物。
七月二十八日，又一次去北京市文管處。此次指示說：抄來的東西都“不要退了”。
九月二日，在一個文件中親筆批示：“王世英、南漢表、王超北是一小撮叛徒、特務集團”。
九月×日，指令中央黨校趙紀彬寫《關於孔子誅少正卯問題》。
九月二十二日，又竄到北京市文物管理處，拿走八十回的《石頭記》改寫的稿子。
九月二十八日，同外賓談話，吹捧林彪是“我們全黨闡述毛澤東思想、執行毛澤東思想、學習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模範”，說他“不但是馬列主義的軍事家，而且是馬列主義的政治家”，是“毛澤東同志的最好的學生”，確定他為接班人是有關中國革命的“重大事情”，也是保證毛主席對世界革命、對馬列主義的發展“有著深刻影響的一件重大事情”。
九月三十日，同歐洲一個代表團談話，吹捧林彪“無論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是毛主席最好的學生”，是“我們全黨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模範”，確定他為接班人“是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百年大計”。
十月四日，就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搞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在舊高級黨校反革命罪行報告》發表意見，說：“《報告》文字還好，但兩條路線鬥爭寫的不清。黨校這麼多問題，怎麼搞出來的呢？是斗出來的，是從陳伯達、康生、曹換歐、造反派到軍代表一條線貫下來的。‘十大鬥爭’寫的不是很清楚，鬥爭寫的不明確。這個問題不是對那個人謙虛問題。這個材料不一定急，要重新考慮一下，再搞一下。此材料對全黨有作用，將來二中全會要用”。
十月十五日，接見中央專案組，再次談到王雲程的處置問題。在康生的一再催促下，王雲程、盧福坦終於在本月底被秘密處決。
十月十八日，又竄到北京文管處去攫取文物。
十一月七日至八日，向著名作家韓素音解釋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和毛澤東同志的不斷革命論的區別，解釋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徵以及列寧如何同“唯生產力論”進行所謂“有力鬥爭”等問題。
十一月十七日，聽取北京市委關於北京整黨建黨工作情況匯報。其間，多次鼓吹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種形式，用到整黨上來，實行開門整黨”，搞“吐（故）、掛（暫掛）、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