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頁
七月二日，收到中聯部編印的《毛主席同外賓談話記錄》第一集。
七月十八日，通過秘書打電話給中聯部《談話記錄》編輯小組說：“摘編的《毛主席同外賓談話記錄》不要印了，已經搞出的全部銷毀，而且要部領導和軍代表派人監燒。”
七月二十日，接見中聯部軍管小組，先是表揚他們行動快，已經編出了一本主席的談話，接著又說：“不過這是一件大事，還要專門研究一下。這事搞不好，要犯錯誤，不要輕易付印。”“現在最好用另一種辦法搞，就是先整劉、鄧、王反主席的東西，這樣搞既穩妥，又適合當前的大批判”。
七月二十一日，將自己親手分類排列的黨的八屆中委、候補中委一百九十五人名單“呈送”江青。在這個名單中，被劃為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分子的二十九人，靠邊站的七人。除去有病和死亡的三十一人外，康生把
八大選出的中委、候補中委定為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和政治歷史有問題
的人竟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二。
八月二日，康、謝接見中央專案人員，說：“公安部的檔案要徹底稿 一定有很重要的材料。”
八月三日，同中聯部的部分同志進行談話。肆意攻擊誣陷。劉少奇。鄧小平、賀龍、伍修權等同志。
八月五日，在謝富治的一個報告上作批：“要派大量解放軍幹部徹底清查原公安部的一切檔案”。據此批文，謝富治等人陸續從部隊調到公安部七百多人進行清檔，到七〇年二月結束，歷時一年半。
八月十一日，同“馬明方專案組”人員談話，說該專案有以下幾個問題可定：“（1）叛徒問題，可定；（2）投降國民黨問題，可定；（3）包庇特務很突出，可定3（4）特嫌問題，可定；（5）高崗反黨集團問題，可定”。
八月二十三日，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軼歐指使中組部負責人郭王峰，編造《關於中央監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中共第八屆中央監委會六十名委員、候補委員，有三十七人被分別誣陷為“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被誣陷者占百分之六十二。
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曹軼歐又指使中組部負責人郭玉峰，編造《關於
三屆人大常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和《關於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政
治情況的報告》。這兩個報告皆經康生親筆修改、審定。在這兩個報告中，一百一十五名全國人大常委委員，有六十人遭誣陷，占百分之五十二；一百五十九名全國政協常委，有七十四人遭誣陷，占百分之四十七。
九月×日，收到中央黨校根據康指示編印的《林彪選集》和《林彪語錄》樣本。
九月十日，同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談話：（1）鼓動大搞階級鬥爭擴大化。說。“敵我矛盾要抓，不一定是敵我（矛盾）或者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也要抓”。
（2）極力保護蒯大富、聶元梓：說：“蒯大富不論犯多大錯誤都不能否
定清華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否定蒯大富“：”不管北大的第一張大字報是誰寫的，也不能否定聶元梓，因為聶元梓總算在大字報上簽了名“。”如果把他們否定了，劉少奇不就對了。“
（3）宣傳黨校要斗批散。說：“黨校的精簡機構要大搞，總的方針是斗批走或斗批散，總而言之黨校不能要”。
九月十七日，親筆寫信給江青，誣陷劉少奇同志“是大叛徒、大內奸、大特務、大工賊、也是大賣國賊、大漢奸”。並說專案組關於劉少奇於一九二五年今藉口養病“，”私自從上海潛逃長沙“的推斷，”我完全可以證明“。
九月十八日，在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整理的《曹海波錯誤言論材料》上作批：“曹海波是叛徒楊獻珍反黨反毛主席的究黨，是惡毒的反對毛主席‘一分為二’哲學思想的骨於分子，是大叛徒彭真、安子文、王從吾在黨校的釘子。這個壞蛋，看來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受到批判，……黨校應派人到武漢將這個壞蛋揪回來，要他交待問題。”
九月二十日，同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談如何整黨。康說：整黨是“更新”，不是“復舊”。指責“很多地方把整黨叫做‘恢復黨’浦果搞成了簡單地復舊”，埋怨許多地方整黨“限於舊的框框，吸收新的血液很差，沒有文化大革命新形勢下的新創造”。
九月二十三日，同一位外賓談話中，不顧各國具體情況，一概地反對各國共產黨參加本國的議會選舉。
九月二十四日，同中央專案組一起研究上天安門的名單。他說：“這次研究那個能上天安門，那個不能上，這次基本定完”。有些人，只要能“說明他們這些王八蛋，共產黨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天安門不能上即可”。
九月二十六日，在接見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時，突然講起自己的歷史，說他雖然“大都在敵占區工作”，但由於“群眾擁護”，始終“沒有被敵人逮捕”。
九月二十七日，同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談他對修改黨章的意見。說將來的黨章關於黨員一章中“不要寫黨員的權利和義務”，要寫“黨員必須做到什麼”；關於組織機構一章，要把中央、地方、基層“合併起來寫”，“要用中央文革小組代替書記處”，“監委會可以不要”。
七月十八日，通過秘書打電話給中聯部《談話記錄》編輯小組說：“摘編的《毛主席同外賓談話記錄》不要印了，已經搞出的全部銷毀，而且要部領導和軍代表派人監燒。”
七月二十日，接見中聯部軍管小組，先是表揚他們行動快，已經編出了一本主席的談話，接著又說：“不過這是一件大事，還要專門研究一下。這事搞不好，要犯錯誤，不要輕易付印。”“現在最好用另一種辦法搞，就是先整劉、鄧、王反主席的東西，這樣搞既穩妥，又適合當前的大批判”。
七月二十一日，將自己親手分類排列的黨的八屆中委、候補中委一百九十五人名單“呈送”江青。在這個名單中，被劃為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分子的二十九人，靠邊站的七人。除去有病和死亡的三十一人外，康生把
八大選出的中委、候補中委定為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和政治歷史有問題
的人竟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二。
八月二日，康、謝接見中央專案人員，說：“公安部的檔案要徹底稿 一定有很重要的材料。”
八月三日，同中聯部的部分同志進行談話。肆意攻擊誣陷。劉少奇。鄧小平、賀龍、伍修權等同志。
八月五日，在謝富治的一個報告上作批：“要派大量解放軍幹部徹底清查原公安部的一切檔案”。據此批文，謝富治等人陸續從部隊調到公安部七百多人進行清檔，到七〇年二月結束，歷時一年半。
八月十一日，同“馬明方專案組”人員談話，說該專案有以下幾個問題可定：“（1）叛徒問題，可定；（2）投降國民黨問題，可定；（3）包庇特務很突出，可定3（4）特嫌問題，可定；（5）高崗反黨集團問題，可定”。
八月二十三日，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軼歐指使中組部負責人郭王峰，編造《關於中央監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中共第八屆中央監委會六十名委員、候補委員，有三十七人被分別誣陷為“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被誣陷者占百分之六十二。
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曹軼歐又指使中組部負責人郭玉峰，編造《關於
三屆人大常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和《關於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政
治情況的報告》。這兩個報告皆經康生親筆修改、審定。在這兩個報告中，一百一十五名全國人大常委委員，有六十人遭誣陷，占百分之五十二；一百五十九名全國政協常委，有七十四人遭誣陷，占百分之四十七。
九月×日，收到中央黨校根據康指示編印的《林彪選集》和《林彪語錄》樣本。
九月十日，同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談話：（1）鼓動大搞階級鬥爭擴大化。說。“敵我矛盾要抓，不一定是敵我（矛盾）或者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也要抓”。
（2）極力保護蒯大富、聶元梓：說：“蒯大富不論犯多大錯誤都不能否
定清華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否定蒯大富“：”不管北大的第一張大字報是誰寫的，也不能否定聶元梓，因為聶元梓總算在大字報上簽了名“。”如果把他們否定了，劉少奇不就對了。“
（3）宣傳黨校要斗批散。說：“黨校的精簡機構要大搞，總的方針是斗批走或斗批散，總而言之黨校不能要”。
九月十七日，親筆寫信給江青，誣陷劉少奇同志“是大叛徒、大內奸、大特務、大工賊、也是大賣國賊、大漢奸”。並說專案組關於劉少奇於一九二五年今藉口養病“，”私自從上海潛逃長沙“的推斷，”我完全可以證明“。
九月十八日，在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整理的《曹海波錯誤言論材料》上作批：“曹海波是叛徒楊獻珍反黨反毛主席的究黨，是惡毒的反對毛主席‘一分為二’哲學思想的骨於分子，是大叛徒彭真、安子文、王從吾在黨校的釘子。這個壞蛋，看來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受到批判，……黨校應派人到武漢將這個壞蛋揪回來，要他交待問題。”
九月二十日，同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談如何整黨。康說：整黨是“更新”，不是“復舊”。指責“很多地方把整黨叫做‘恢復黨’浦果搞成了簡單地復舊”，埋怨許多地方整黨“限於舊的框框，吸收新的血液很差，沒有文化大革命新形勢下的新創造”。
九月二十三日，同一位外賓談話中，不顧各國具體情況，一概地反對各國共產黨參加本國的議會選舉。
九月二十四日，同中央專案組一起研究上天安門的名單。他說：“這次研究那個能上天安門，那個不能上，這次基本定完”。有些人，只要能“說明他們這些王八蛋，共產黨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天安門不能上即可”。
九月二十六日，在接見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時，突然講起自己的歷史，說他雖然“大都在敵占區工作”，但由於“群眾擁護”，始終“沒有被敵人逮捕”。
九月二十七日，同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談他對修改黨章的意見。說將來的黨章關於黨員一章中“不要寫黨員的權利和義務”，要寫“黨員必須做到什麼”；關於組織機構一章，要把中央、地方、基層“合併起來寫”，“要用中央文革小組代替書記處”，“監委會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