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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三日，同曹軼歐、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郭玉峰等一起接見派駐中聯部的軍管小組。指示他們搞所謂以“左派”為核心的大聯合，編印毛澤東同志同外賓的談話記錄。
四月十四日，同中聯部軍管小組談話，詳細介紹中聯部情況。說“這個部大部分是高級知識分子，有的是華僑，有的是外國人。他們資格老，好多是外國黨的創始人，對中國黨不那麼信服。這個部是王稼祥的爛攤子，特務、叛徒也很多，部長、副部長也垮了。”
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編送的中央黨校第二十期《大字報選輯》上作長篇批示，讓中央黨校繼續抓楊獻珍、侯維想的“裡通外國問題”。說：這個問題“不是孤立事件”，“必須同劉少奇為蘇修做特務聯繫起來看”。
五月四日，同中聯部軍營小組談話。此次談話說伍修權同志“去蘇聯是經過國民黨介紹的”，“在東北是反對林副主席的”，並指示“把伍修權關起來”。
五月六日，接見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要他們在中央黨校“聯繫抓壞人，開始清理階級隊伍”。
五月×日，夥同謝富治製造“以馮基平、邢相生為首的舊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團”冤案，誣陷馮基平等，“與美蔣特條勾結，進行特務間諜活動”。
不久，將一千六百名幹警加上“特務”、“叛徒”、“三反分子”等罪名，進行法西斯式的迫害，其中馮基平等七十二位同志被捕入獄。
五月十二日，同林、江、陳等人一起，盜用中央名義，發布所謂《五一二命令》，把體委系統定為“獨立王國”，說體委是“按照蘇修的辦法炮製起來的，長期脫離黨的領導的黑據點”。
五月十六日，接見賀龍專案組全體成員，攻擊賀“不但是國民黨，而且是土匪，過去他和我們打過仗，一直是鬥爭的”。說：通過賀的專案，充分證明“文化大革命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
五月二十一日，同外賓談話，鼓吹文化大革命對歐洲影響很大。
五月二十九日，接見中聯部軍管小組，說“聯絡部也好，中組部也好，過去他們的領導人都是壞人”。
五月三十日，繼續同中聯部軍管小組談話，說“中聯部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反對毛澤東思想”，“推行劉、鄧、王的路線”。在這點上，是“同中組部、。中央黨校是大致相同的”。談到四川時，康又攻擊四川是“劉、鄧、賀（龍）、李（井泉）、彭、羅、陸、楊的反革命的老巢。”
六月一日，同吳法憲、李作鵬等人一起在人大會堂接見“馬明方專案組”
的全體成員。接見中，誣衊馬明方等同志“不僅是集體欺騙，而且和張治中一道合夥欺騙我們的黨，投敵叛變”，說明馬明方“跟國民黨勾結起來，有組織有計劃地隱瞞、潛伏、欺騙黨，有計劃地搞內奸”。並批評“專案組”，“思想有些亂，工作有些慢，力量有些分散”，指示“專案組”要“政治掛帥”，要有“堅強的階級鬥爭觀念”。還說在搞專案過程中“有點逼供信也是難免的。”
六月八日，擅自批准中聯部軍管小組《關於編印“毛主席談話記錄”和“三降一滅材料”的報告》。
六月十四日，在中央黨校書亭同中央黨校軍代表和指揮部成員進行長時間的談話。主要內容有：（1）抱怨中央黨校對鄧小平揭露得太少。指示黨校今後一面搞鄧的材料，一面寫批鄧的文章。
（2）胡說中央黨校歷屆校長沒一個好的。第一任校長劉少奇是“大叛徒”；第二任校長何凱豐是“高饒反黨集團的成員”；第三任校長李卓然是“張國家反黨集團的人”；後來的楊一獻珍，是“叛徒”，“裡通外國分子”、“劉、鄧、安的死黨”；楊之後的王從吾是“反黨分子”；再後的林楓，“本人是國民黨”；文革中的李廣文，“後來知道他是王、關、戚的人”。
（3）竭力為“忠字舞”，“語錄操”進行辯解，說這些雖是“形式的東西”，但“同陸定一說學毛著是貼標籤、庸俗化完全是兩回事”。陸是“為了反對毛澤東思想”。而“我們是為了更好地宣傳毛澤東思想。”
（4）大談建國以來哲學戰線上的所謂“三次大論戰”。說第一次是五二年楊獻珍“奉劉少奇的旨意，拋出了綜合經濟基礎論”，這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二次是五九年楊獻珍拋出了思維與存在沒有同一性的理論，這是“直接反對毛主席，配合蘇修米丁、尤金所謂理論的”；第三次是六四年拋出的“合二而一”論，其目的是“用‘合二而一’來反對毛主席的‘一分為二’”。
（5）指示中央黨校“編一下林副主席論黨的建設”。
六月二十八日，同中聯部軍管小組談編印《毛主席同外賓談話記錄》問
題。說：這“是一件好事，是百年大計”。並囑咐軍管小組說：“編出後，暫時不要印，先把主席談話的主要內容、目錄交給我看，如果要印，先送清樣給我審閱一下。”
四月十四日，同中聯部軍管小組談話，詳細介紹中聯部情況。說“這個部大部分是高級知識分子，有的是華僑，有的是外國人。他們資格老，好多是外國黨的創始人，對中國黨不那麼信服。這個部是王稼祥的爛攤子，特務、叛徒也很多，部長、副部長也垮了。”
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編送的中央黨校第二十期《大字報選輯》上作長篇批示，讓中央黨校繼續抓楊獻珍、侯維想的“裡通外國問題”。說：這個問題“不是孤立事件”，“必須同劉少奇為蘇修做特務聯繫起來看”。
五月四日，同中聯部軍營小組談話。此次談話說伍修權同志“去蘇聯是經過國民黨介紹的”，“在東北是反對林副主席的”，並指示“把伍修權關起來”。
五月六日，接見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要他們在中央黨校“聯繫抓壞人，開始清理階級隊伍”。
五月×日，夥同謝富治製造“以馮基平、邢相生為首的舊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團”冤案，誣陷馮基平等，“與美蔣特條勾結，進行特務間諜活動”。
不久，將一千六百名幹警加上“特務”、“叛徒”、“三反分子”等罪名，進行法西斯式的迫害，其中馮基平等七十二位同志被捕入獄。
五月十二日，同林、江、陳等人一起，盜用中央名義，發布所謂《五一二命令》，把體委系統定為“獨立王國”，說體委是“按照蘇修的辦法炮製起來的，長期脫離黨的領導的黑據點”。
五月十六日，接見賀龍專案組全體成員，攻擊賀“不但是國民黨，而且是土匪，過去他和我們打過仗，一直是鬥爭的”。說：通過賀的專案，充分證明“文化大革命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
五月二十一日，同外賓談話，鼓吹文化大革命對歐洲影響很大。
五月二十九日，接見中聯部軍管小組，說“聯絡部也好，中組部也好，過去他們的領導人都是壞人”。
五月三十日，繼續同中聯部軍管小組談話，說“中聯部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反對毛澤東思想”，“推行劉、鄧、王的路線”。在這點上，是“同中組部、。中央黨校是大致相同的”。談到四川時，康又攻擊四川是“劉、鄧、賀（龍）、李（井泉）、彭、羅、陸、楊的反革命的老巢。”
六月一日，同吳法憲、李作鵬等人一起在人大會堂接見“馬明方專案組”
的全體成員。接見中，誣衊馬明方等同志“不僅是集體欺騙，而且和張治中一道合夥欺騙我們的黨，投敵叛變”，說明馬明方“跟國民黨勾結起來，有組織有計劃地隱瞞、潛伏、欺騙黨，有計劃地搞內奸”。並批評“專案組”，“思想有些亂，工作有些慢，力量有些分散”，指示“專案組”要“政治掛帥”，要有“堅強的階級鬥爭觀念”。還說在搞專案過程中“有點逼供信也是難免的。”
六月八日，擅自批准中聯部軍管小組《關於編印“毛主席談話記錄”和“三降一滅材料”的報告》。
六月十四日，在中央黨校書亭同中央黨校軍代表和指揮部成員進行長時間的談話。主要內容有：（1）抱怨中央黨校對鄧小平揭露得太少。指示黨校今後一面搞鄧的材料，一面寫批鄧的文章。
（2）胡說中央黨校歷屆校長沒一個好的。第一任校長劉少奇是“大叛徒”；第二任校長何凱豐是“高饒反黨集團的成員”；第三任校長李卓然是“張國家反黨集團的人”；後來的楊一獻珍，是“叛徒”，“裡通外國分子”、“劉、鄧、安的死黨”；楊之後的王從吾是“反黨分子”；再後的林楓，“本人是國民黨”；文革中的李廣文，“後來知道他是王、關、戚的人”。
（3）竭力為“忠字舞”，“語錄操”進行辯解，說這些雖是“形式的東西”，但“同陸定一說學毛著是貼標籤、庸俗化完全是兩回事”。陸是“為了反對毛澤東思想”。而“我們是為了更好地宣傳毛澤東思想。”
（4）大談建國以來哲學戰線上的所謂“三次大論戰”。說第一次是五二年楊獻珍“奉劉少奇的旨意，拋出了綜合經濟基礎論”，這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二次是五九年楊獻珍拋出了思維與存在沒有同一性的理論，這是“直接反對毛主席，配合蘇修米丁、尤金所謂理論的”；第三次是六四年拋出的“合二而一”論，其目的是“用‘合二而一’來反對毛主席的‘一分為二’”。
（5）指示中央黨校“編一下林副主席論黨的建設”。
六月二十八日，同中聯部軍管小組談編印《毛主席同外賓談話記錄》問
題。說：這“是一件好事，是百年大計”。並囑咐軍管小組說：“編出後，暫時不要印，先把主席談話的主要內容、目錄交給我看，如果要印，先送清樣給我審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