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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1節:附表(6)

  《遼史·樂志》謂"大樂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弦葉之,皆從濁至清"。凌廷堪《燕樂考原》據此加以推闡。陳澧於凌氏說多所駁正,然亦謂凌氏以琵琶說二十八調為最得要。①所謂以琵琶弦葉之者,即以琵琶之四弦,定宮商角羽之四均也。大樂出於蘇祗婆琵琶七調,已見前引。今按印度音樂有《波利闍陀》(P?觀rij?觀ta)一書,亦謂以琵琶弦之長短定十二律,今日所以猶能重奏當日諸聲者,職是故也。②至所謂以琵琶弦之長短定十二律者,即以琵琶弦葉之,皆從濁至清之謂也。由是觀之,《遼史》以及凌氏之所推述,實為暗合。故蘇祗婆琵琶七調之源出印度,於茲又得一證焉。

  或又質曰:蘇祗婆琵琶七調,依子所考,僅得其二,合旦而三,余多不可考。唐樂亦已若《廣陵散》,絕於中土。然據《隋書·音樂志》所紀蘇祗婆琵琶七調與中樂對照之敘,勘於今日,用西樂對比中樂之結果,則般贍屬於西樂A調。惟按印度北宗音樂,般贍屬於西樂之G調,而《隋書·音樂志》所紀,較之高出一調。則子所謂蘇祗婆琵琶七調中之般贍即印度北宗音樂七調中之般贍,毋亦有難通歟?應曰,是亦有說。蘇祗婆琵琶七調,據《隋書·音樂志》所紀,其二半音一在第四音與第五音之間(即變徵與征聲間之音程為半音),一在第七音與第八音之間(即變宮與高宮聲間之音程為半音),故其旋法屬於呂旋。而印度北宗音樂以娑阤闍一調為始之音階(Sa-grama),其各音音程之大小情形如下:③

  Sa Ri Ga Ma Pa Dha Ni

  4 3 2 4 4 3 2

  其Ga Ni 二調,俱為半音。故若依日本雅樂旋法比對附照西樂音符,式當如下:

  附表四

  是蓋屬於律旋,極似旋律的短音階之下行旋法。上有律呂之別,此所以蘇祗婆琵琶七調中之般贍調高出於印度北宗音樂中之般贍調一調也。然北宗音樂旋法本不一律,又音樂每因人而異制。傳者既殊,則旋律有別,亦事所必至者耳。

  結論

  印度北宗音樂,演嬗殊繁,體制時異。愚於論印度音樂之書所見者不多,重以於音樂之知識甚淺,是以蘇祗婆琵琶七調,求之北宗僅得娑阤力、般贍二調,合旦而三。雞識、沙識、沙侯加濫、沙臘、俟利五調,則俱無征。然以北宗音樂流別殊多,紛紜差異,亦固其所。而就上述四端考之,蘇祗婆琵琶七調與北宗音樂之淵源,固甚顯然。則《隋書·音樂志》所述今茲所論,其為北宗古樂之鉤沉也歟!至於愚文謬誤疏漏,自知不免。惟以自來學人於燕樂根源之蘇祗婆琵琶七調與印度音樂之關係,少加討究,用敢忘其淺陋,述為是篇。匡謬深究,謹俟來哲!

  (見《學衡》第五十四期述學頁一--二二,一九二六年六月出版。)

  第82節:一 引子

  8論唐代佛曲

  一 引子

  民國十四年的夏天,我偶然翻閱《隋書·音樂志》,看到紀龜茲人蘇祗婆(Suvajiva?)傳來琵琶七調的一段話,覺得其中所有相當於中國羽聲的般贍調,純然是一種梵音,當時心中以為蘇祗婆所傳的七調,大約是出於印度。隨查荻原雲來的《梵漢對譯佛教辭典》有Pa?觡camah一字,釋義為等五,又為第五及第七兩音,Pa?觡camah一字譯梵字為漢音就是般贍。後來又得讀A.H.Fox-strangways和H.A.Popley兩家論述印度音樂的書,並把唐代十部樂中的樂器加以比較,愈覺我的假設頗有根據。於是搜集一些別的材料,綜合起來,寫成一篇《龜茲蘇祗婆琵琶七調考原》①,發表在民國十五年六月出版的《學衡》第五十四期上,說明蘇祗婆所傳來的琵琶七調乃是印度北宗音樂(Hindostanic School)中的一派。那時不知是哪一位朋友遠遠地從雲南寄了幾期《澎湃》給我,在十三、十四兩期中得讀徐嘉瑞先生所著《敦煌發見佛曲俗文時代之推定》一文,①因此我於南卓《羯鼓錄》所紀諸佛曲調而外,知道還有許多有宮調的佛曲。不過徐先生文內未說那些有宮調的佛曲,出於何書。羅叔言先生的《敦煌零拾》中收有俗文三篇,羅先生也漫然定名為佛曲。我那時沒有過細研究,又沒有將徐先生所舉有宮調的佛曲尋得出處,便也循羅徐兩先生之誤,以唐代佛曲與敦煌發見的俗文變文之類,混為一談。所以在《龜茲蘇祗婆琵琶七調考原》一文中附帶論及蘇祗婆琵琶七調與佛曲關係的時候,以為這些佛曲俗文,都是蘇祗婆傳來七調之支與流裔。後來我把《敦煌零拾》中所收的三篇俗文反覆閱看,毫不見有宮調之跡。我疑心所見敦煌發見的俗文只是一斑,不足以概全體,遂又托人從北京京師圖書館抄得敦煌卷子本俗文三篇,此外又在《支那學》第四卷第三號得見青木正兒介紹敦煌發見《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及《降魔變柙座文》的一篇文章。知道敦煌發見的俗文變文體制大致相同,可是徐先生文中所舉諸宮調卻一律沒有蹤影。其後看梁廷柟《曲話》其中也曾約略提到徐先生所舉諸宮調佛曲,始知所謂諸宮調佛曲原是唐時樂署供奉之物。因此疑心敦煌發見的俗文之類而為羅先生所稱為佛曲者,與唐代的佛曲,完全是兩種東西;佛曲大約與蘇祗婆傳來的七調一系音樂有關係,而為一種樂曲,而敦煌發見的俗文變文,則又是一種東西,大約導源於《佛本行經》一類的文學,而別為一種俗文學。近來找得徐先生所舉諸宮調佛曲的出處,又將以前所假設的諸點,從頭理董一過,自覺所立佛曲是佛曲,俗文變文是俗文變文,二者截然不同的說頭,大致可以成立。遂不揣冒昧,寫成這一篇東西,一方面鉤稽唐代佛曲,考其來源;一方面申論佛曲與俗文變文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以正羅氏之失,並自己懺悔以前輕信之過。不過我還要聲明一句:我於中國音樂同外國音樂的關係,知識很少,對於唐代的俗文學也是一位門外漢,如今徒憑直感,寫成此文,其中疏漏錯誤,貽笑方家的處所自是不少,尚乞海內大方,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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