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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齊休《雲南行記》二卷，長慶三年從韋審規使雲南，記往來道里及見聞。《序》謂雲南所以能為唐患者，以開道越嶲耳。若自黎州之南清溪關外，盡斥棄之，疆場可以無虞，不然憂未艾也。及唐之亡，禍果由此。本朝棄嶲州不守，而蜀無邊患。以此論之，則齊休之言，可不謂善哉！
韋審規名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為韋氏平齊公房韋淡之子，壽州刺史，元和姓纂則謂系韋漸子。穆宗長慶元年，以段文昌為西川節度使。《白氏長慶集》卷卅二有《韋審規可西川節度副使制》，制文有"命文昌為帥長，俾鎮撫焉。次命審規為上介，俾左右焉"之辭，是韋審規也於長慶元年受命為西川節度副使。段文昌的西川節度使，只做到長慶三年。長慶三年十月，就以杜元潁除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所以段文昌的去職，當在十月以前，而審規當也連同調任。審規出使雲南，見《新唐書·南蠻傳》，《南蠻傳》說：
元和三年異牟尋死……子尋閣勸立。……明年死，子勸龍晟立。……十一年為弄棟節度王嵯巔所殺，立其弟勸利。……長慶三年始賜印。是歲死，弟豐祐立。豐祐敢，善用其下，慕中國，不肯連父名。穆宗使京兆少尹韋審規持節臨冊。豐祐遣洪成酋、趙龍些、楊定奇入謝天子。
勸利死，豐祐立，據《通鑑·唐紀》穆宗長慶三年秋七月條：
南詔勸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祐。
這一條的《考異》說：
《實錄》九月辛酉南詔王立佺進其國信。歲末又雲南詔請立蒙勸利之弟豐祐，雲立佺者蓋誤也。今從《新傳》。
《舊唐書·穆宗紀》載有長慶三年秋九月"南詔王丘佺進金碧文絲十有六品"一事。《舊唐書》丘佺即《實錄》之立佺，都是《新書》弄棟節度王嵯巔的同名異譯。冊府元龜九六五《外臣部》封冊又有一段紀載說：
（長慶）三年九月，南詔遣使朝貢。以京兆少尹韋審規為冊立南詔使。
現在把新舊《唐書》、《冊府元龜》、《通鑑》等書的紀載綜合起來看，大約是這樣：審規當是於西川節度副使去任之後，就調授京兆少尹，時間或在長慶三年七月，豐祐繼位，於九月遣使入告，要求冊封，並獻金碧文絲十六品。唐朝以審規曾為西川節度副使，故派他為冊立南詔使，到雲南去冊立豐祐；其南行時間，應在長慶三年九、十月以後。洪成酋諸人，則是韋審規到雲南冊封蕆事，隨同入唐謝恩的南詔使節，與七月九月兩次，蓋屬另外一事也。
韋齊休，不見世系表姓纂諸書。《太平廣記》三四八韋齊休條引《河東記志》云：
韋齊休擢進士第，累官至員外郎，為王?#91;浙西團練副使，太和八年卒於潤州之官舍云云。
此韋齊休與隨韋審規使雲南者姓名相同，時次亦不相先後，疑即一人，唯事跡別無可考。其所著《雲南行記》二卷，宋以後即不傳。《宋史·藝文志》著錄此書，齊休作齊沐，齊又作濟。《御覽》引《雲南記》共二十三條，其九一九卷鵝，九二四卷鷳，九七四卷甘蔗，所引雲南記都提到韋齊休，今抄示這三條如次：
第45節：三 韋齊休雲南行記(2)
韋齊休使雲南，屯城驛西牆外有大池斗門，垂柳夾陰，池中鵝鴨甚眾。（九一九）
韋齊休使至雲南，其國饋白鷳，皆生致之。（九二四）
唐韋齊休聘雲南，會川都督劉寬使使致甘蔗。蔗節希似竹許，削去後亦有甜味。（九七四）
這應該都是韋齊休的《雲南行記》，所以紀載他自己的見聞。《御覽》九三七嘉魚條引《雲南記》，紀雅州丙穴嘉魚；八六七茶條引《雲南記》，紀名山縣蒙山茶；八三九稻條引《雲南記》，紀雅州榮經縣稻；九四二蛤條引《雲南記》，紀新安蠻婦人；九八○蘆菔條引《雲南記》，紀嶲州界產諸葛菜；九五八柘條引《雲南記》，九七四甘蔗條引《雲南記》，皆及會川；九七三餘甘條引《雲南記》，又及瀘水南岸有餘甘子。以上所紀地名，有雅州、名山、榮經、新安、嶲州、會川，用樊綽《蠻書》卷一《雲南界內途程》篇中所紀自成都至雲南蠻王府路程來對校，《御覽》引《雲南記》中的地名，都在這一條路上。《蠻書》卷二過瀘水渡繩橋一句下有注云，"雲南行記雲渠桑驛"。由此可以推知《雲南記》的作者入雲南，一定是取的清溪關路，所以能紀載沿途見聞，經過地方，和《蠻書》清溪關路一樣。袁滋入雲南，走的是從石門外出魯望、昆川，即石門道，亦即秦漢間的五尺道，與《御覽》引《雲南記》不同。《御覽》引《雲南記》，有三條已著明韋齊休姓名，故其書之為韋齊休的《雲南行記》，而非袁滋書，大概可以無疑。韋齊休書，除《御覽》引《雲南記》二十三條即齊休《雲南行記》外，《蠻書》卷二過瀘水渡繩橋句下本注引一條，卷五六第五標題下本注亦記韋齊休《雲南行記》有十。又《御覽》九二四鸚鵡條引《雲南行記》兩條，一及瞿笨館，一及新安城路，瞿笨館無可考，新安城路則仍然在清溪關路上，所以這兩條也應該就是韋齊休的書。何以《御覽》引一書而析為二名，則不得而知。
綜合以上所述，加上《郡齋讀書志》引的序文大略，韋齊休的《雲南行記》所可考者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