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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歇爾、金上將和阿諾德等參聯會高層相互對望了幾眼，不露聲色地用眼神交換了意見，大家都認為胡佛的話推測成分太多、實證太少，但卻有利於減少軍隊自身的責任，而且誰也不敢打包票說沒有德國間諜，烏鴉不就潛伏在英雄港？萬一真查出來後果不堪設想，所以他們對胡佛的推斷樂觀其成。
「這是第一個示例，下面我說第二個示例——比起紐約空襲來說普遍得多。」胡佛從FBI副局長，也是他的親密搭檔托爾森手中接過了第二個卷宗。
「在舉例之前，請允許我向大家問一個問題，對於叛國者我們該如何處理？」
「槍斃！」
「絞死他！」
議員們群情激奮，以為他要爆料某個大人物是間諜或賣國賊。
「如果只是思想上叛國，沒有行動上叛國，又該如何懲處？」
會場一下子寂靜下來，有人在重複剛才的口號，有人卻陷入沉默。
「從法律的公正性而言，判斷一個人是否叛國，要看其具體行動而非主觀想法，以思想來懲處公民從本質上擴大了刑罰運用，所以美國沒有思想犯，但是……」胡佛忽然來了一個轉折，「從有的案例都可以得出結論，只有思想上叛國，行動上才會叛國，思想總是先於行動一步，在戰爭時期，我們不能承受叛國的任何後果，必須將任何威脅都扼殺在搖籃里，必須未雨綢繆。」
然後胡佛舉了第一代德裔移民敬禮的例子，「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目前在某些合眾國公民心目中，他們還有不一樣的信念與追求，還有不一樣的愛國認識，還有不能容於主流大眾的意識——他們在外貌是彬彬有禮且守法的美國公民，在背地裡是潛在的叛國者——當然，這個稱呼有點重也有點武斷，確切地說，是潛在的、危險的、極容易叛國之人。」
「如果我們占據上風，他還是一個守法的美國公民；倘若我們處於下風，倘若敵人在美利堅國土上登陸，您是否認為，是他們而不是其他人更容易與敵人合作？」
現場一片沉默。
「這種形勢要求我們必須加強管理和監控，除正確引導他們的思想外，還應該有足夠的探員來『關注』這些可疑人群……當然，這個行動會在法律授權的範圍內。」胡佛炯炯有神地看著眾人，「美國目前缺乏這樣一個有效的機構和足夠的人手。」
「也許有人會反對，如果說這是為了保證勝利而必須付出的代價，您是否可以接受？」
現場議論紛紛。
「第三個案例講的是無意中的泄密或間諜行為，這種事每時每刻、每個場景都在發生，我們往往以新聞自由來允許甚至贊同這個行為，但我想說，這對我們極其有害。」
「這是昨天出版的《基督教箴言報》，報導詳盡地披露了紐約遇襲的情況，在我看來，這報導說得太詳盡了，遠遠超過了必要程度，報導詳實地說明了爆炸現場的威力，披露了主要建築物的損毀情況，披露了人員損失和財產損失情況。」胡佛拿出一份報紙揮舞了一下，「這份新聞等於是全面評估了爆炸局面，他們辦到了敵人想迫切了解而又無法了解到的空襲效果，充當了敵人的耳目。」
「如果讓我來寫，報導應該這麼說：敵機凌晨對紐約發動空襲，我方損失甚微，部分平民在空襲中傷亡，目前生活、生產秩序已恢復，我們強烈譴責敵人對平民和公共建築的破壞活動，政府已提高最高防禦等級並強化了防禦體系……」
現場交頭接耳——這不是公然避重就輕、粉飾事實麼？
「我們寫得越嚴重，敵人認為破壞性就越大，下次還會再來——您願意看到更多炸彈從天而降還是願意將影響控制在儘可能小的範圍呢？」胡佛評論道，「記者不一定了解新聞、觀察背後的軍事意義，我們需要有經驗的人員進行把關，統一口徑，不要讓敵人查看到任何蛛絲馬跡，更不能讓這種新聞成為幫凶……」
「除公開出版的刊物，信件、交流、謠傳也會讓敵人獲得情報。」胡佛掏出一封信，「這是巴爾的摩海軍造船廠某位工人寫給妻子的信，上面描述了這樣的事實：……最近我們接到了很多大傢伙的訂單，最大的幾乎超過800英尺，我們忙得腳不著地，甚至必須通宵達旦地開工，上頭讓我們必須在16個月中幹完一條，老天，以前這種傢伙至少要干2年，質量還不能打折扣……這種傢伙聽說一個月要開工2條，我想他們一定是瘋了！」
「綜上所述，為全面加強安全，我們需要一個機構加強監控、管理，對任何可能存在的危險行為進行預防……他們不是為干涉公民的自由權利而存在，恰恰相反，他們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保衛自由世界。」胡佛誠懇地說道，「既然我們已採取了食物配給制度，已採取了燈火管制制度，已採取了關鍵物資對外出口審查制度這些以前不敢想像的制度，為什麼不能再進一步，為奪取最後勝利而將所有的籬笆都紮緊呢？」
「我們付出的是暫時不便，收穫的卻是最終勝利！」
第095章 過關（3）
「胡佛先生，您是否認為去年頒布並執行的《美國報刊戰時行為準則》還遠遠不夠？」
胡佛沉吟一下：「我認為那是最基本的準則，現已不適應新形勢與要求——不是該準則有問題，而是說其中漏洞較多，存在較多問題。比如有輿論認為不應該和德國人敵對，而更應集中力量去打擊日本人。在正常思維和政治氣氛中，這當然是可理解並討論的，但現在我們的英國盟友高度敏感而緊張，如果在報端大張旗鼓地討論該話題，如果您是英國議員，您怎麼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