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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時代剩下的日子越來越少，鄭能諒逐漸意識到，要想繼續拉近和孟楚憐的距離，就必須考進那個叫做大學的地方。然後他就考上了。
這不是什麼“愛的力量”，也跟“有志者事竟成”沒關係，主要還是得益於家庭因素。鄭能諒的父親是位教師，母親是位護師，都是充滿正能量的職業，而且在教育孩子問題上，一個管學習，一個管生活，各有所長，相得益彰。鄭能諒從小就是個聽爸媽話的好孩子，他們叫他向東，他絕不會向東偏北零點一度。他們說：“不要求你進什麼清華北大，只要能上二本就行。”所以，他沒有進清華北大，也沒有過一本線，而是不折不扣地考上了一所二本大學。
面對毫無壓力的期待值，在最後一個學期來臨前，鄭能諒對高考的前景作出了一番樂觀的預估：
語文，對於連職業作家都未必能考及格的試卷，不能有太多奢求，客觀題答對一半說不定就能進作協了，不過作文題還是有規律可循的，因為零分作文各有千秋，滿分作文卻如出一轍，只要把郝主任引用過的那些名人名言和他從課外書上看來的珠璣妙語捏巴捏巴，准能拿個優秀，前後一加，差不多80分左右(每一科總分都是150分)。
數學，雖然不是我的強項，但文科數學也不算太難，何況在奧數產業如此發達的環境下，十步之內必有數學高手，我這一點五的視力就派上用場了，實在求助不到，還可以跟著感覺走、照著公式套，東拼西湊個及格沒問題，算它90分。
英語，憑著當年腦震盪摔出的好記性，詞彙量還算過得去，雖然語法有點複雜，但選擇題很多，可以用硬體彌補軟體的不足，帶上一粒骰子，怎麼也能蒙對幾道，保守估計能拿個90分。
政治，這就不用愁了，對於我這種根正苗紅、思想純潔、每天看新聞聯播和《人民日報》還能隨隨便便就寫上萬把字觀後感的孩子來說，考個140分都是故意放水的。
歷史，平時看的課外書一大半都和歷史有關，當初就是衝著它才選的文科，甭管什么正史、雜史、別史、野史，只有考官想不到，沒有我做不出的，如果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我絕對算是閱女無數了，連歷史老師上次摸底考試的時候都說：“要不是主觀論述題的分析能力還有進步的空間，給你小子打個151分都不怕你驕傲!”
這麼算下來，總分551，比去年的一本線還高出了十幾分!鄭能諒心呼不妙：“哎呀!爸媽讓我考二本，我這都超過一本線十幾分了，要是再天天用功複習的話，回頭考上清華北大可怎麼交代啊!”
於是，他用接下來的半年時間把成績往下拉了幾十分，終於逃出了一本的分數線，實現了對父母的承諾。他最後考了523分，其中語文101、數學50、英語96、政治135、歷史141……
從盤面上看，能實現承諾全靠數學拉分，但這並不在鄭能諒的計劃之內，他寧願數學和歷史的成績對調一下，因為就算他歷史考個50分，老師們也會說“真是可惜啊這孩子平時歷史一直很厲害的這次肯定是發揮失常了”，並且把他塑造成一個悲劇天才，用來激勵將來每一屆的高考學生。可如果數學考爛了，老師們就會說“真是報應啊這孩子平時就不重視數學特意選了文科班結果還是栽在自己的弱項上了要不是老師教得好他恐怕只能考出個位數的分數呢”，然後把他變成一個反面典型，遺臭萬年。
實際上，在高中最後那個學期，鄭能諒千方百計想要提高數學成績，以此證明他選擇文科班並不是完全沒有理科頭腦，為此，他還經常帶著一堆數學題去求教班長兼數學課代表任贛士。由此看來，他最終從數學菜鳥墮落成數學白痴，任贛士脫不了干係，但鄭能諒始終沒有想明白這位班長到底是如何做到的，這不奇怪，如果能想明白，也就具備當班長的潛質了。
班長任贛士有一張比女生還白嫩的皮囊，說起話來仿佛被人掐著脖子，鼻樑上架著一副金絲眼鏡，臉上永遠是一副看破紅塵的模樣。他天生有種領導的氣質，與任何人都保持安全的距離，打招呼只用下巴，聽到再有趣的笑話也是皮笑肉不笑。他對一切言情小說都嗤之以鼻甚至以唾沫，對任何漂亮女生都不會多看一眼，對所有早戀的同學都報以佛祖般慈悲憐憫的嘆息，清靜淡泊地讓所有人都以為他將來肯定會像林和靖那樣梅妻鶴子。
在同學們面前，任贛士經常冒出一些聽起來很有來頭的話。看見一群小女生在聊明星，他會自言自語：“無知人的閒暇是人的一種死亡的形式，是活的墳墓。”或者在誰受到表揚而表現得比較謙虛時，他又會不以為然道：“當謙虛成為公認的好德性時，無疑世上的笨人就占了很大的便宜。”那時候看名人名言的同學比較少，所以都覺得這位班長既超凡脫俗又高深莫測，宛如《天龍八部》中的少林掃地僧。
本來鄭能諒這種小人物去登門求教，任贛士是不屑一顧的，但聽說了鄭能諒和孟楚憐那晚勇斗三姑的事跡之後，任贛士從蛛絲馬跡中嗅出了鄭能諒對孟楚憐的好感。身為一名站在雲端俯視凡塵的世外高人，任贛士覺得有責任拉這位無知少年一把。於是，許多次鄭能諒向他請教數學題時，他都不正面回答，而是顧左右而言他，念的都是些什麼天涯何處無芳草、大丈夫何患無妻、紅顏禍水多薄命、桃花是劫不是運、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