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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戈登說,“於是,我開始自己幹了。”

  他開始從事一種高風險的生意:買賣石油租約,投資期貨交易

  。他成功了。如今,戈登一家在拉斐特有一所住宅,在帕斯克里斯

  琴、密西西比、紐奧良和阿卡普爾科都有公寓。他身上的疼痛仍

  舊沒能消除,走起路來有些困難,但戈登夫婦卻大享了好兒孫的福

  氣,他們夫婦依然相愛,他們喜歡拿自己開玩笑,過著幸福的生活

  。

  “在陸軍里的那幾年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在3天的採訪結束

  後,我問他。

  “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3年,”戈登回答,“這3年對我產生

  的影響是驚人的。那時候的戰友情誼是我所擁有的最有意義的東西

  。我活下來了,這真是太幸運了,更幸運的是我曾與這群傑出的兄

  弟共同戰鬥。”

  1991年12月,戈登在格爾夫波特的《太陽先驅報》上看到了一

  篇報導,說的是荷蘭艾恩德霍芬的簡。瑞特塞瑪市長拒絕與諾曼。

  施瓦考將軍會面,因為這個美軍指揮官在海灣戰爭中“雙手沾滿了

  鮮血”。瑞特塞瑪評論施瓦考時說,“是他策劃了儘可能多地殺人

  的辦法。”

  戈登給瑞特塞瑪市長寫了一封信,信上說:“1944年9月17日,

  我參加了解放你國的最大一次空降行動。作為506傘降步兵團E連的

  一員,我在一個名叫索恩的小鎮附近著陸。第二天我們開始向南行

  進,解放了艾恩德霍芬。在執行任務期間,我們遭受了傷亡。戰爭

  中是不可能不流血的。我們在各種各樣的防禦工事裡呆了兩個多月

  。我們像動物那樣住在戰壕里,穀倉里,什麼苦都吃過。天氣又冷

  又濕。儘管有這麼多不利條件,我們仍然頑強地堅守著歷盡艱辛才

  拿下來的陣地。

  “當鮮血從侵占你們城市的德國人身上流出時,荷蘭的平民們

  並不像你這樣反感流血。我們遺忘得太快了。歷史已經不止一次地

  證明,如果你們的德國鄰居周末感到沉悶或他們的高爾夫球場有點

  擁擠的話,荷蘭就有被再次侵占的可能。

  “請別讓你們的國土再被列支敦斯登或梵蒂岡吞噬了。我不想

  再回去了。現在,你們還是好自為之吧。”

  喬。托伊中士描述了他的戰後經歷:“我在巴斯托涅中彈後(

  因為這次負傷我得到了第4枚紫心獎章)經歷了一系列的手術。一個

  主要的手術就是右腿膝蓋以上的截肢。在這之後,我又做了兩次手

  術,都是為了去除我上部胸腔中的榴霰彈片。為了取出彈片,手術

  從我的後背做進去的。

  “我是1945年12月15日結的婚,那時我仍在大西洋城的醫院裡

  。1946年2月8日,我從陸軍退役。”

  醫院為他開具了80%殘疾的退伍證明。戰前他在一家鑄造廠當

  鑄工,但現在,帶著一條木頭假腿的他已經無法勝任原來的工作。

  他在位於賓夕法尼亞的雷丁的一家紡織廠找到了工作,後來又在伯

  利恆鋼鐵廠做了20年磨工。

  他有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我常帶男孩子們去打獵,釣魚,

  但我從不拿槍--我總是擔心摔倒。你知道,如果有什麼東西絆住

  了這條假腿,我就完了,但我會帶他們去打鹿和釣魚。每年我都和

  他們到加拿大野營。”

  從1946年起,他的假腿有了很大的改進。托伊覺得退伍軍人管

  理局醫院的醫生對他很好,始終為他使用了最先進的設備。但他確

  實也有點兒不滿,他想要兩條腿,一條在假腿的聯結處能夠稍長一

  點兒。但醫生卻說一條已經足夠了,“我的體重不能有任何變化,

  否則這該死的玩意兒就不合適了。”

  比爾。瓜奈若中士也是在巴斯托涅失去一條腿的,它從膝蓋以

  上被鋸掉了。1945年夏天退伍後,他同樣被定為80%殘疾。他結了

  婚,生了一個孩子,做過印刷工、銷售員、退伍軍人管理局職員和

  木匠,所有這些事都是帶著一條假腿做的。他的履歷中有一些混亂

  不清的地方,這使他經濟上受到了損失,為此,他多次到退伍軍人

  管理局去說理。1967年,他最終以全殘的證明書得以退休。在後來

  的24年裡,他扔掉了假腿,依靠T形拐杖移動。他能移動得很快,比

  大多數雙退健全的年輕人走得還要快。他和他的妻子弗蘭住在費城

  南部,他也正是在那兒長大的。他們生育了5個孩子,長子在越南當

  空降兵。瓜奈若非常積極地參與101師戰友會的活動,而且在召集E

  連弟兄聚會方面很積極。

  “查克”。格蘭特中士戰後被一個喝醉的美國兵射中了頭部,

  後來被一位德國醫生救活了。他慢慢地有了一些恢復,但言談方面

  仍有困難,左胳膊也部分癱瘓了。在獲得醫院開具的全殘退伍證明

  書後,他定居於舊金山,在那兒經營一家小型雪茄店。在後來的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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