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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一觀點出發，他下令“裁禮之九拜為三拜，革樂之五音為一音。令 於國中有不遵者，族”⑤。
西夏音樂經過元昊更張之後，早已不是唐末的遺音。但任何文化都 是一定觀念形態的反映，作為上層建築之一的文化，必須適應當時的經 濟基礎，音樂當然也不能例外。隨著西夏封建經濟的發展，党項族漢化 的加深，西夏音樂到仁宗仁孝期間，再一次發生了變革。公元1148年（人 慶五年）仁孝命樂官李元儒採用中原漢族樂書，參照本國制度，修定樂 律，“歷三年始成，賜名新律”①。李元儒等也因此升官。經過這次改革， 西夏音樂由於吸收了較多的漢族音樂的養料，從形式到內容更加豐富 了。
西夏音樂不僅深受漢族的影響，而且不少漢化較深的党項羌人，還 能直接唱漢族歌曲。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科學家沈括，任職鄜延時，曾 作過幾十首“凱歌”，令他的士兵歌唱，其中一曲云： “天威捲地過黃河，萬里羌人盡漢歌。
①《西夏書事》卷12。
②《西夏書事》卷12。
③同上。
④《西夏書事》卷12。
⑤同上。
①《西夏書事》卷36。
莫堰橫山倒流水，從教西去作恩波”②。
這裡的羌人，指宋夏沿邊的党項羌等少數民族。不僅宋夏沿邊的黨 項羌人能唱漢族歌曲，而且在西夏境內的党項羌人，也大都能唱漢族歌 曲。尤其是對北宋中期的著名文學家柳永所作的詞，幾乎家喻戶曉，人 人愛唱。所謂“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③。說明漢族詩詞和歌曲在西 夏流傳甚廣。
西夏統治者為了發展音樂，還設有專門管理音樂的機構——《蕃漢 樂人院》屬“末等司”④。該機構的設立，表明在西夏存在著兩種音樂， 即蕃樂與漢樂並存。自立國後，經過100多年發展的西夏音樂，其樂器 種類很多，據《番漢合時掌中珠·人事下》的記載有三弦、六弦、琵琶、 琴、箏、箜篌、管、笛、蕭、笠、篳篥、七星、大鼓、丈鼓、拍板，等 等。表明蕃漢樂人所用樂器，已經相當齊全了。
由於西夏音樂，吸收漢、吐蕃、回鶻等眾多民族音樂之長，逐漸形 成自己的特色，因此，深得漢族人民，尤其是統治者的喜愛。公元 年（元豐六年），宋神宗召見宋夏邊境投降的蕃樂人42人，“奏樂於崇 政殿”①。表明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西夏音樂，作為文化交流的內容，反 過來給予宋朝以影響。
西夏音樂不僅影響四周鄰國，而且對元代音樂的發展，起了一定的 推動促進作用。蒙古滅夏後，西夏音樂，經過高智耀的推薦，為元朝所 採用。元朝統治者在其政府機構中設有昭和署（後改名為樂府署）管理 河西（即西夏）樂人，表明元朝統治者對西夏音樂的重視。
三、繪畫與書法 西夏繪畫大體上可分為壁畫、木板畫和岩畫等。所謂壁畫，指的是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玉門的昌馬石窟，酒泉的文殊山石窟，張掖 的馬蹄寺石窟，銀川的須彌山圓光寺石窟，內蒙古的百眼窯石窟中的壁 畫。在這些石窟的壁畫中，保存得最集中和全面反映西夏早、中、晚期 壁畫特點的則是莫高窟和榆林窟。
莫高窟的西夏壁畫以西夏早、中期最多。其畫法繼承五代、宋初的 壁畫傳統，人物很少創新，但花飾圖案卻相當精美。如莫高窟三○一窟 頂部的團龍藻井（窟頂裝飾圖案）中央為團曲龍形，四角配以朵雲，構 圖立意新穎。此外，如保相花圖案、交技卷草圖案都勘稱精美。至於有 一種波狀捲雲紋邊飾（以一條波浪式的藤蔓為主幹，兩側派生出像忍冬 草形的捲雲紋），因為構圖簡單樸素，成為西夏廣為流行的裝飾圖案。
莫高窟的人物壁畫，數量較多。其中比較有特點的是四○九窟東壁 的王者供養像。該像身高167厘米，頭頂高冠，身著龍袍，腰束玉帶， 手持長柄香爐。前立一童子，高70厘米，服飾華麗，當為王者眷屬。男 像後有侍從7人，其身材大約只有王者的一半。作者試圖以身材的大小 來表現人物的尊卑富賤的差別，但這種畫法卻違反了現實生活，充其量 ②《夢溪筆談》卷五，《樂律一》。
③葉夢得：《石林避暑錄話》卷3。
④《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門》。
①《宋會要輯稿》第102冊，《職官》22之33。
只不過是一幅迎合封建統治階級意識的人物畫。
與莫高窟的人物畫相反，榆林窟的人物畫精品較多。如第二窟的壁 畫《水月觀音》構思巧妙，造型傑出，畫技精湛，為世人所傾倒。該畫 繼承了中原的傳統畫法，它將人、神融為一體，將山水和人物有機地結 合，運用勾描皺擦、點染等技法，使畫面達到了很高的意境。
除《水月觀音》為世人交口稱讚之外，榆林窟第三窟的《千手千眼 觀音像》也很有特色。它反映了西夏的現實生活。在觀音像的法光中左 右對稱地畫有《打鐵圖》、《犁耕圖》、《踏碓圖》、《釀酒圖》。此 外，還繪有鍬、鎬、鋤、犁、耙、斧、鋸、錛、剪尺、規等農業手工業 生產工具。這些畫給我們再現了西夏社會農業、手工業生產的較多場景， 從而為我們今天研究西夏的經濟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形象資料。
西夏音樂經過元昊更張之後，早已不是唐末的遺音。但任何文化都 是一定觀念形態的反映，作為上層建築之一的文化，必須適應當時的經 濟基礎，音樂當然也不能例外。隨著西夏封建經濟的發展，党項族漢化 的加深，西夏音樂到仁宗仁孝期間，再一次發生了變革。公元1148年（人 慶五年）仁孝命樂官李元儒採用中原漢族樂書，參照本國制度，修定樂 律，“歷三年始成，賜名新律”①。李元儒等也因此升官。經過這次改革， 西夏音樂由於吸收了較多的漢族音樂的養料，從形式到內容更加豐富 了。
西夏音樂不僅深受漢族的影響，而且不少漢化較深的党項羌人，還 能直接唱漢族歌曲。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科學家沈括，任職鄜延時，曾 作過幾十首“凱歌”，令他的士兵歌唱，其中一曲云： “天威捲地過黃河，萬里羌人盡漢歌。
①《西夏書事》卷12。
②《西夏書事》卷12。
③同上。
④《西夏書事》卷12。
⑤同上。
①《西夏書事》卷36。
莫堰橫山倒流水，從教西去作恩波”②。
這裡的羌人，指宋夏沿邊的党項羌等少數民族。不僅宋夏沿邊的黨 項羌人能唱漢族歌曲，而且在西夏境內的党項羌人，也大都能唱漢族歌 曲。尤其是對北宋中期的著名文學家柳永所作的詞，幾乎家喻戶曉，人 人愛唱。所謂“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③。說明漢族詩詞和歌曲在西 夏流傳甚廣。
西夏統治者為了發展音樂，還設有專門管理音樂的機構——《蕃漢 樂人院》屬“末等司”④。該機構的設立，表明在西夏存在著兩種音樂， 即蕃樂與漢樂並存。自立國後，經過100多年發展的西夏音樂，其樂器 種類很多，據《番漢合時掌中珠·人事下》的記載有三弦、六弦、琵琶、 琴、箏、箜篌、管、笛、蕭、笠、篳篥、七星、大鼓、丈鼓、拍板，等 等。表明蕃漢樂人所用樂器，已經相當齊全了。
由於西夏音樂，吸收漢、吐蕃、回鶻等眾多民族音樂之長，逐漸形 成自己的特色，因此，深得漢族人民，尤其是統治者的喜愛。公元 年（元豐六年），宋神宗召見宋夏邊境投降的蕃樂人42人，“奏樂於崇 政殿”①。表明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西夏音樂，作為文化交流的內容，反 過來給予宋朝以影響。
西夏音樂不僅影響四周鄰國，而且對元代音樂的發展，起了一定的 推動促進作用。蒙古滅夏後，西夏音樂，經過高智耀的推薦，為元朝所 採用。元朝統治者在其政府機構中設有昭和署（後改名為樂府署）管理 河西（即西夏）樂人，表明元朝統治者對西夏音樂的重視。
三、繪畫與書法 西夏繪畫大體上可分為壁畫、木板畫和岩畫等。所謂壁畫，指的是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玉門的昌馬石窟，酒泉的文殊山石窟，張掖 的馬蹄寺石窟，銀川的須彌山圓光寺石窟，內蒙古的百眼窯石窟中的壁 畫。在這些石窟的壁畫中，保存得最集中和全面反映西夏早、中、晚期 壁畫特點的則是莫高窟和榆林窟。
莫高窟的西夏壁畫以西夏早、中期最多。其畫法繼承五代、宋初的 壁畫傳統，人物很少創新，但花飾圖案卻相當精美。如莫高窟三○一窟 頂部的團龍藻井（窟頂裝飾圖案）中央為團曲龍形，四角配以朵雲，構 圖立意新穎。此外，如保相花圖案、交技卷草圖案都勘稱精美。至於有 一種波狀捲雲紋邊飾（以一條波浪式的藤蔓為主幹，兩側派生出像忍冬 草形的捲雲紋），因為構圖簡單樸素，成為西夏廣為流行的裝飾圖案。
莫高窟的人物壁畫，數量較多。其中比較有特點的是四○九窟東壁 的王者供養像。該像身高167厘米，頭頂高冠，身著龍袍，腰束玉帶， 手持長柄香爐。前立一童子，高70厘米，服飾華麗，當為王者眷屬。男 像後有侍從7人，其身材大約只有王者的一半。作者試圖以身材的大小 來表現人物的尊卑富賤的差別，但這種畫法卻違反了現實生活，充其量 ②《夢溪筆談》卷五，《樂律一》。
③葉夢得：《石林避暑錄話》卷3。
④《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門》。
①《宋會要輯稿》第102冊，《職官》22之33。
只不過是一幅迎合封建統治階級意識的人物畫。
與莫高窟的人物畫相反，榆林窟的人物畫精品較多。如第二窟的壁 畫《水月觀音》構思巧妙，造型傑出，畫技精湛，為世人所傾倒。該畫 繼承了中原的傳統畫法，它將人、神融為一體，將山水和人物有機地結 合，運用勾描皺擦、點染等技法，使畫面達到了很高的意境。
除《水月觀音》為世人交口稱讚之外，榆林窟第三窟的《千手千眼 觀音像》也很有特色。它反映了西夏的現實生活。在觀音像的法光中左 右對稱地畫有《打鐵圖》、《犁耕圖》、《踏碓圖》、《釀酒圖》。此 外，還繪有鍬、鎬、鋤、犁、耙、斧、鋸、錛、剪尺、規等農業手工業 生產工具。這些畫給我們再現了西夏社會農業、手工業生產的較多場景， 從而為我們今天研究西夏的經濟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形象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