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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點之二，是儒學的發展充滿著矛盾和鬥爭。西夏儒學的發展， 並非一帆風順，而是經歷了一條坎坷不平的道路和複雜而曲折的歷程。
如崇宗乾順親政後，其大臣在是否要振興儒學建立國學問題上，就展開 過針鋒相對的論爭。御史中丞薛元禮認為： “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經國之模，莫重於儒學。?.今承 平日久而士不興行，良由文教不明，漢學不重，則民樂貪頑之習， 士無砥礪之心。董子所謂‘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 文采也’。可得乎？”② 因此，他主張以儒治國，建議興辦學校。但御史大夫謀寧克認為： “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國之方，無非食貨。?.且吾朝立 國西陲，射獵為務。今國中養賢重學，兵政日弛。昔人云：‘虛美 薰心，秦亂之萌’，又云：‘浮名妨要，晉衰之兆’。臣願主上， 既隆文治，尤修武備，毋徒慕好士之虛名，而忘御邊之實務也”③。
即反對以儒治國和振興儒學。雖然乾順根據當時的國情，權衡利弊得失， 最後採納了薛元禮興辦國學（即漢學）的建議，但它反映了統治者在是 否要振興儒學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和矛盾鬥爭。
同時，這種矛盾鬥爭，在西夏歷史上並非僅此一次。如仁宗仁孝大 力振興儒學，興辦學校，發展科舉，但外戚任得敬卻上疏反對道： “經國在乎節儉，化俗貴在權衡。我國介在戎夷，地瘠民貧， 耕穫甚少。今設多士以任其濫芋，縻稟祿以恣其冗食，所費何資乎？
③《西夏書事》卷38。
①《蕃漢合時掌中珠·序言》。
②《西夏書事》卷31。
③《西夏書事》卷32。
蓋此中國之法難以行於我國者，望陛下一切罷之”①。
這種倒行逆施的建議雖然未被仁孝採納，但反映了西夏統治者在是否要 振興儒學，推行以儒治國的方針問題上矛盾鬥爭的長期性與複雜性。
西夏儒學的歷史作用大體上有以下三點： 第一，促使西夏立國方針的轉變，導致兵政日益廢弛。景宗元昊稱 帝建國時確定的立國方針為“尚武重法”。但這一立國方針，到崇宗乾 順親政後，隨著西夏封建生產關係的發展和儒學的振興，轉變為“重文 尚法”，以儒治國的方針。這一方針的轉變，使尚武強悍的党項民族， 變為愈來愈文弱，軍隊素質因此下降，軍事力量日益削弱，到末主■時， 終因軍政廢弛而壽終正寢了。
第二，對於維護西夏的統一，防止夏國的分裂，起了一定的作用。
這種作用突出表現在仁宗仁孝之時，一些剛直不阿的大臣，同外戚任得 敬的鬥爭上。仁孝時外戚任得敬擅權專作威福，欲與仁孝分治西夏國家。
一些飽學儒學經典，懷著滿腔忠君愛國思想的大臣，不顧個人安危，挺 身而出，揭露任得敬的專橫跋扈圖謀不軌的罪惡和陰謀。史載： “（熱辣）公濟骨鯁有風裁，見得敬專恣日甚，抗疏言：‘得 敬為國懿親，擅權寵，作威福，陰利國家有事以重己功，豈休戚與 共之誼？請賜罷斥’。得敬怒甚，欲因事誅之。仁孝恐為所害，今 致仕歸。得敬奸讒，舉朝多為折挫，敢與相是非詞氣不撓者，惟公 濟與焦景顏、斡道沖而已”①。
這說明通過西夏儒學的振興，儒家的三綱五常和忠君愛國思想，已經深 入人心，成為人們行動的準繩。在儒家學說和思想的薰陶下，產生了一 批像熱辣公濟那樣的直言敢諫的骨鯁之臣。他們對權臣任得敬所作的斗 爭，對於改善西夏吏治，避免夏國分裂，維護國家的統一，鞏固中央集 權，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培養了大批有用人才。西夏通過一百多年的興辦學校，發展 科舉，到仁宗仁孝時已從一個人才缺乏的國家，變為人才充足的國家。
其人才之盛，得到了金朝使者的稱讚。史載： “金主遣宿直將軍溫敦斡喝來橫賜，仁孝使樞密都丞旨梁元 輔、中書舍人趙衍為館伴。元輔有口才，議論風生，斡喝不能難。
使回，稱夏國多才，較昔為盛”②。
從“元輔有口才，議論風生，斡喝不能難”看，說明西夏人才質量之高， 同金比較，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西夏通過振興儒學，不僅為其自身培養了足夠的人才，而且還為元 朝統治者儲備了大量人才。這些人才為元朝統治者所用，對蒙古人的漢 化，以及蒙漢文化的融合，起了加速的作用③。
第三節西夏的宗教 ①《西夏書事》卷36。
①《西夏書事》卷37。
②《西夏書事》卷36。
③參閱拙作：《略論西夏的儒學》，載《蘭州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
一、建國前党項人的宗教信仰 党項人在遷入西北地區前，他們的宗教信仰是對“天”的崇拜。史 載： “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①。
其所以對“天”進行崇拜，這是由於党項人生產力水平低下所決定的。
當時他們還處於原始社會早期階段。因為生產十分落後，人們的思維能 力很弱，他們對諸如風、雷、雨、電的產生，日、月、星、宿的變化， 草木的生長榮衰等自然現象，感到難以理解，難以抗拒，認為這些現象 是“天”支配的結果。“天”是一種有意志，有生命力，能夠主宰世間 一切，左右人們生產、生活的不可捉摸的東西。因此，必須崇拜它，定 期祀它。這是一種原始的宗教信仰，其表現形態是自然崇拜。
如崇宗乾順親政後，其大臣在是否要振興儒學建立國學問題上，就展開 過針鋒相對的論爭。御史中丞薛元禮認為： “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經國之模，莫重於儒學。?.今承 平日久而士不興行，良由文教不明，漢學不重，則民樂貪頑之習， 士無砥礪之心。董子所謂‘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 文采也’。可得乎？”② 因此，他主張以儒治國，建議興辦學校。但御史大夫謀寧克認為： “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國之方，無非食貨。?.且吾朝立 國西陲，射獵為務。今國中養賢重學，兵政日弛。昔人云：‘虛美 薰心，秦亂之萌’，又云：‘浮名妨要，晉衰之兆’。臣願主上， 既隆文治，尤修武備，毋徒慕好士之虛名，而忘御邊之實務也”③。
即反對以儒治國和振興儒學。雖然乾順根據當時的國情，權衡利弊得失， 最後採納了薛元禮興辦國學（即漢學）的建議，但它反映了統治者在是 否要振興儒學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和矛盾鬥爭。
同時，這種矛盾鬥爭，在西夏歷史上並非僅此一次。如仁宗仁孝大 力振興儒學，興辦學校，發展科舉，但外戚任得敬卻上疏反對道： “經國在乎節儉，化俗貴在權衡。我國介在戎夷，地瘠民貧， 耕穫甚少。今設多士以任其濫芋，縻稟祿以恣其冗食，所費何資乎？
③《西夏書事》卷38。
①《蕃漢合時掌中珠·序言》。
②《西夏書事》卷31。
③《西夏書事》卷32。
蓋此中國之法難以行於我國者，望陛下一切罷之”①。
這種倒行逆施的建議雖然未被仁孝採納，但反映了西夏統治者在是否要 振興儒學，推行以儒治國的方針問題上矛盾鬥爭的長期性與複雜性。
西夏儒學的歷史作用大體上有以下三點： 第一，促使西夏立國方針的轉變，導致兵政日益廢弛。景宗元昊稱 帝建國時確定的立國方針為“尚武重法”。但這一立國方針，到崇宗乾 順親政後，隨著西夏封建生產關係的發展和儒學的振興，轉變為“重文 尚法”，以儒治國的方針。這一方針的轉變，使尚武強悍的党項民族， 變為愈來愈文弱，軍隊素質因此下降，軍事力量日益削弱，到末主■時， 終因軍政廢弛而壽終正寢了。
第二，對於維護西夏的統一，防止夏國的分裂，起了一定的作用。
這種作用突出表現在仁宗仁孝之時，一些剛直不阿的大臣，同外戚任得 敬的鬥爭上。仁孝時外戚任得敬擅權專作威福，欲與仁孝分治西夏國家。
一些飽學儒學經典，懷著滿腔忠君愛國思想的大臣，不顧個人安危，挺 身而出，揭露任得敬的專橫跋扈圖謀不軌的罪惡和陰謀。史載： “（熱辣）公濟骨鯁有風裁，見得敬專恣日甚，抗疏言：‘得 敬為國懿親，擅權寵，作威福，陰利國家有事以重己功，豈休戚與 共之誼？請賜罷斥’。得敬怒甚，欲因事誅之。仁孝恐為所害，今 致仕歸。得敬奸讒，舉朝多為折挫，敢與相是非詞氣不撓者，惟公 濟與焦景顏、斡道沖而已”①。
這說明通過西夏儒學的振興，儒家的三綱五常和忠君愛國思想，已經深 入人心，成為人們行動的準繩。在儒家學說和思想的薰陶下，產生了一 批像熱辣公濟那樣的直言敢諫的骨鯁之臣。他們對權臣任得敬所作的斗 爭，對於改善西夏吏治，避免夏國分裂，維護國家的統一，鞏固中央集 權，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培養了大批有用人才。西夏通過一百多年的興辦學校，發展 科舉，到仁宗仁孝時已從一個人才缺乏的國家，變為人才充足的國家。
其人才之盛，得到了金朝使者的稱讚。史載： “金主遣宿直將軍溫敦斡喝來橫賜，仁孝使樞密都丞旨梁元 輔、中書舍人趙衍為館伴。元輔有口才，議論風生，斡喝不能難。
使回，稱夏國多才，較昔為盛”②。
從“元輔有口才，議論風生，斡喝不能難”看，說明西夏人才質量之高， 同金比較，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西夏通過振興儒學，不僅為其自身培養了足夠的人才，而且還為元 朝統治者儲備了大量人才。這些人才為元朝統治者所用，對蒙古人的漢 化，以及蒙漢文化的融合，起了加速的作用③。
第三節西夏的宗教 ①《西夏書事》卷36。
①《西夏書事》卷37。
②《西夏書事》卷36。
③參閱拙作：《略論西夏的儒學》，載《蘭州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
一、建國前党項人的宗教信仰 党項人在遷入西北地區前，他們的宗教信仰是對“天”的崇拜。史 載： “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①。
其所以對“天”進行崇拜，這是由於党項人生產力水平低下所決定的。
當時他們還處於原始社會早期階段。因為生產十分落後，人們的思維能 力很弱，他們對諸如風、雷、雨、電的產生，日、月、星、宿的變化， 草木的生長榮衰等自然現象，感到難以理解，難以抗拒，認為這些現象 是“天”支配的結果。“天”是一種有意志，有生命力，能夠主宰世間 一切，左右人們生產、生活的不可捉摸的東西。因此，必須崇拜它，定 期祀它。這是一種原始的宗教信仰，其表現形態是自然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