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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比較艱澀，舉幾個淺顯的例子吧。如今人們常用的脊髓灰質炎疫苗就是活疫苗，在長期的使用中，大量活疫苗排泄到自然環境中，現在已變成了自然環境中的優勢種。當然這只是無意中成就的低毒病毒，而我是有意這樣做。再舉一個醫學之外的例子，美國林業部門多年致力於防範林火，但防範措施越成功，森林中可燃物的堆積越厲害。等到超過臨界值就必然引起一場大火，任何防範都無濟於事。所以，美國有關部門在經歷了幾次巨型火災後，已經改變了觀念和辦法，即放任林火燃燒，甚至有意來一些低烈度的縱火，及時耗盡森林中的可燃物質，破壞災難發生的臨界狀態，以此來預防損失更大的巨型火災。這種方法其實與投放低毒病毒的方法完全一致。”她以一句話做結束：
“世界上各種事物的機理都是相通的。”
審判長終於理清了她說的話，極為困惑地問：“你是說――孤兒院的天花病毒是你有意投放的？”
梅茵直視著他，平和地說：“對，我想點一把小火來燒毀非常危險的天花真空。我說的低毒病毒就放在那次集體生日的蛋糕里。”
又是一道無聲的霹靂。剛才她在對低毒病毒的作用娓娓而講時，很多人在內心裡是贊同的，特別是文化程度較高的記者們。但只有這時，他們才意識到那個方法真正意味著什麼，都感到不寒而慄。這句話也如閃電一樣，劃破薛愈腦海中的迷濛。他早就懷疑，為什麼這兒實驗室的天花漏泄，從時間上是緊隨著美國的天花襲擊，未免太過巧合。如果是主動投放，這事就能解釋通了――梅老師是想借美國的疫情，趁亂投放低毒天花病毒，這樣不易為人察覺，可以減輕社會的敵意，操辦者也不至於獲刑。她的這個計謀幾乎成功了，只是在老狄克森死後，梅老師才決定把真相和盤托出。還有，梅老師接受張主任質詢時曾說，那次她帶薛愈參觀實驗室時曾打開過菌種冷藏箱，無意中造成了漏泄。不，當時她根本沒有打開過。薛愈是做了偽證。他這樣做，在潛意識中是為了逃避某種可能，這種可能性他當時甚至不敢深想下去！
身邊的陳媽聽不懂梅院長剛才的話，但最後一句話聽懂了。她轉向薛愈，兩眼木呆，喃喃地說：
“小薛，梅院長她說啥，把天花病毒放到生日蛋糕里？我一定聽錯了。小薛，我是聽錯了，對不對？”
薛愈不敢直視她的眼睛，回過頭，與另一側的金市長相對苦笑。陳媽從他的表情中知道自己沒有聽錯，她平素敬為聖母的梅院長確實在孩子們的蛋糕上撒了病毒。她的理智和感情都受不了這樣的打擊，愣了一會兒，大哭著跑出審判廳。
她的舉動在大廳里激起一陣紛擾。法警讓肅靜，繼續庭審。審判長這會兒也很困惑，依案情的審理情況，特別是上次案件研究會上形成的共識，他已經準備輕判梅茵。但這會兒她突然當庭認罪，承認走私病毒及投放病毒的具體罪行，那事態發展就只能向另外的方向走了。他問：
“被告是否承認，你有意向孤兒院投放病毒，從而造成了馬醫生的死亡和梅小雪等人的毀容？”
金市長和薛愈都一下子掉到冰窖里，這句話實際上意味著梅茵是“故意殺人”。孫景栓也悲哀地看著妻子，他完全清楚妻子的心理脈絡，理解她為什麼這樣做。但這樣一來，她的結局就非常悲慘了。孫的律師李岩輕咳一聲，示意孫景栓鎮靜，越是這樣，越是要把自己同她撇開。梅茵的律師這會兒完全成了局外人，只能憐憫地看著當事人一步步向深坑滑去。沒辦法，她完全清楚這樣做的後果，但她執意這樣做。上次庭審時，杜律師幾乎已經打贏了這場官司，但現在他空有一身屠龍之技，卻無處可用。
梅茵回答：“我並非有意，但我在投放低毒病毒時確實能預見到這種後果。為了讓投放的病毒有足夠的'喚醒免疫力'的作用，它必須保持一定的毒性，對絕大數人無害，但對少數特別敏感者仍能造成傷害。其實還有一點，低毒的天花病毒在自然環境中也有可能變異出烈性病毒來，雖然可能性較小，但不能完全排除。上帝憎惡完美，任何人、任何辦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這是沒辦法的事。”她直視著審判長說，“我並不想以玄談來為自己脫罪。我對馬先生的死和梅小雪的毀容負有全責，我願意接受法律的嚴懲。”
審判長這會兒意識到，自己剛才的問題不大妥當，如果造成“法庭要按故意殺人定罪”的印象，以後就不好轉圜了。他隨即提了一個新問題：
“我想問一下被告，狄克森先生對低毒天花病毒的研究，”他有意加重了“研究”這兩個字，實際上是在剛才的定性上悄悄後退，“為什麼不在美國進行？那兒的環境應該更適宜。”
梅茵很乾脆地否認：“不，那兒不適宜。這種新的醫學觀點要想成為新醫學，必然取決於社會的深層意識。西方社會非常崇尚個人，為了一個大兵瑞恩可以犧牲幾十個人。這種對個體生命的尊重是歷史的進步，但像世上任何事情一樣，它也有兩面性。在它的基礎上建立的西方醫學觀――只救助個人，不關心群體――忽視了人類作為種群的利益，這和新醫學的觀點恰好背道而馳。狄克森先生認為，中國文化天然地浸透了集體主義，又沒有全民宗教信仰，倫理上的禁忌較為寬鬆，這種種優勢在全世界唯此一家。所以他慎重決策後，把突破點選在中國。”
“世界上各種事物的機理都是相通的。”
審判長終於理清了她說的話，極為困惑地問：“你是說――孤兒院的天花病毒是你有意投放的？”
梅茵直視著他，平和地說：“對，我想點一把小火來燒毀非常危險的天花真空。我說的低毒病毒就放在那次集體生日的蛋糕里。”
又是一道無聲的霹靂。剛才她在對低毒病毒的作用娓娓而講時，很多人在內心裡是贊同的，特別是文化程度較高的記者們。但只有這時，他們才意識到那個方法真正意味著什麼，都感到不寒而慄。這句話也如閃電一樣，劃破薛愈腦海中的迷濛。他早就懷疑，為什麼這兒實驗室的天花漏泄，從時間上是緊隨著美國的天花襲擊，未免太過巧合。如果是主動投放，這事就能解釋通了――梅老師是想借美國的疫情，趁亂投放低毒天花病毒，這樣不易為人察覺，可以減輕社會的敵意，操辦者也不至於獲刑。她的這個計謀幾乎成功了，只是在老狄克森死後，梅老師才決定把真相和盤托出。還有，梅老師接受張主任質詢時曾說，那次她帶薛愈參觀實驗室時曾打開過菌種冷藏箱，無意中造成了漏泄。不，當時她根本沒有打開過。薛愈是做了偽證。他這樣做，在潛意識中是為了逃避某種可能，這種可能性他當時甚至不敢深想下去！
身邊的陳媽聽不懂梅院長剛才的話，但最後一句話聽懂了。她轉向薛愈，兩眼木呆，喃喃地說：
“小薛，梅院長她說啥，把天花病毒放到生日蛋糕里？我一定聽錯了。小薛，我是聽錯了，對不對？”
薛愈不敢直視她的眼睛，回過頭，與另一側的金市長相對苦笑。陳媽從他的表情中知道自己沒有聽錯，她平素敬為聖母的梅院長確實在孩子們的蛋糕上撒了病毒。她的理智和感情都受不了這樣的打擊，愣了一會兒，大哭著跑出審判廳。
她的舉動在大廳里激起一陣紛擾。法警讓肅靜，繼續庭審。審判長這會兒也很困惑，依案情的審理情況，特別是上次案件研究會上形成的共識，他已經準備輕判梅茵。但這會兒她突然當庭認罪，承認走私病毒及投放病毒的具體罪行，那事態發展就只能向另外的方向走了。他問：
“被告是否承認，你有意向孤兒院投放病毒，從而造成了馬醫生的死亡和梅小雪等人的毀容？”
金市長和薛愈都一下子掉到冰窖里，這句話實際上意味著梅茵是“故意殺人”。孫景栓也悲哀地看著妻子，他完全清楚妻子的心理脈絡，理解她為什麼這樣做。但這樣一來，她的結局就非常悲慘了。孫的律師李岩輕咳一聲，示意孫景栓鎮靜，越是這樣，越是要把自己同她撇開。梅茵的律師這會兒完全成了局外人，只能憐憫地看著當事人一步步向深坑滑去。沒辦法，她完全清楚這樣做的後果，但她執意這樣做。上次庭審時，杜律師幾乎已經打贏了這場官司，但現在他空有一身屠龍之技，卻無處可用。
梅茵回答：“我並非有意，但我在投放低毒病毒時確實能預見到這種後果。為了讓投放的病毒有足夠的'喚醒免疫力'的作用，它必須保持一定的毒性，對絕大數人無害，但對少數特別敏感者仍能造成傷害。其實還有一點，低毒的天花病毒在自然環境中也有可能變異出烈性病毒來，雖然可能性較小，但不能完全排除。上帝憎惡完美，任何人、任何辦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這是沒辦法的事。”她直視著審判長說，“我並不想以玄談來為自己脫罪。我對馬先生的死和梅小雪的毀容負有全責，我願意接受法律的嚴懲。”
審判長這會兒意識到，自己剛才的問題不大妥當，如果造成“法庭要按故意殺人定罪”的印象，以後就不好轉圜了。他隨即提了一個新問題：
“我想問一下被告，狄克森先生對低毒天花病毒的研究，”他有意加重了“研究”這兩個字，實際上是在剛才的定性上悄悄後退，“為什麼不在美國進行？那兒的環境應該更適宜。”
梅茵很乾脆地否認：“不，那兒不適宜。這種新的醫學觀點要想成為新醫學，必然取決於社會的深層意識。西方社會非常崇尚個人，為了一個大兵瑞恩可以犧牲幾十個人。這種對個體生命的尊重是歷史的進步，但像世上任何事情一樣，它也有兩面性。在它的基礎上建立的西方醫學觀――只救助個人，不關心群體――忽視了人類作為種群的利益，這和新醫學的觀點恰好背道而馳。狄克森先生認為，中國文化天然地浸透了集體主義，又沒有全民宗教信仰，倫理上的禁忌較為寬鬆，這種種優勢在全世界唯此一家。所以他慎重決策後，把突破點選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