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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非洲那年她15歲，對義父的好些話並沒有很深的感悟。感悟隨年齡而加深，也許直到義父在她面前坐化這一刻，她的感悟才到了火中涅磐的地步。依今天法庭辯論的情況，她很可能脫罪。但她現在的想法有變化--不，她不想拖延下去了，她要藉此機會把義父的主張和盤托出，把它合法化，變成社會意識的主流。至於那是否會加重自己的刑期，真的不是她關心的事。
似乎聽到隔牆囚室里有腳步聲，那是丈夫的囚室，莫非今晚他也失眠了？三個月來兩人雖然隔牆而居，卻如遠隔銀漢，半點兒消息也不能互通。她走到牆邊，想叩擊牆壁引起丈夫的注意，但看看屋角的監視鏡頭，微微一笑，打消了這個魯莽的主意。看守所對她已經很優待了，她不能濫用這種優待。景栓愛她極深，但兩人的婚姻能否維持下去也是疑問。要推行義父（教父）的主張，首先得把心淬硬，因為你必然得面對那“不可豁免的痛苦和死亡”，包括馬醫生的不幸、小雪的毀容、甚至包括孫奶奶和義父的死。但孫景栓心太軟，尤其是奶奶的死幾乎把他壓垮了，近來他一直陷於深重的負罪感中。她不忍丈夫這樣受煎熬。
那就勸他走吧，離開自己，卸下這副擔子。
門上的監視孔被打開，是晚上的例行查房。女看守發現她獨坐在露天室里，知道她才失去親人，肯定很悲傷，就柔聲勸道：
“這麼晚了，還是休息吧。請節哀順變。”
她平靜地說：“謝謝，我這就回去睡。”
她回到那張大通鋪上，仍睡不著，思緒轉到小雪身上。小雪這會兒在哪兒？梅茵自己也是在孤兒院長大的，十歲時義父才把她接走，接到美國，在一個孤兒面前展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所以她非常理解小雪對家庭、父母的渴望心情。現在她的願望突然破滅，容貌又被毀，這些打擊太大了，梅茵很擔心她能否抗過去。
但願薛愈很快找到她，但願吧。
2 1979年 非洲
梅茵十歲那年，義父在中國終於辦妥繁瑣的手續，把孤兒梅茵帶到了美國，在她面前展開了一個全新的五彩斑斕的世界。十五歲那年，義父帶她到非洲旅遊，在她面前又展開了另一個新世界，蠻荒、美麗、入骨的貧窮、慘烈的疫情、強悍的生命洪流這一切最終匯成她在人生觀上的升華。
1979年暑假，義父帶她到非洲塞倫蓋蒂國家公園去看野生動物，沒想到先碰上一場疫情。兩人乘飛機到肯亞奈洛比的威爾遜機場，一走出通道口，就有一個四十歲的官員迎過來：
“你是亞特蘭大CDC的狄克森博士嗎？我是美國駐肯亞大使館的史密斯。”
義父笑著說：“對，我是狄克森。我來這兒是一次私人性質的旅遊，可沒奢望受到大使館的歡迎。”
史密斯苦笑道：“恐怕你的旅遊要延期了。CDC有一封電報，委託我務必儘快轉給你。”
電報上說蘇丹南部的延比奧地區又發現了疫情，非常致命，那個地區已經“毀滅”了。美國CDC 和日內瓦的WHO馬上會派人去，但知道狄克森博士此刻正好已經在非洲，請他先去那兒取得病毒樣本。所需設備沒有問題，兩年前非洲第一次爆發伊波拉，狄克森也參加了醫療組，那次任務完成後設備沒有帶走，像針、注射器、玻片、抽樣瓶、手搖離心機等，都存在附近一所比利時教會中，甚至在教會的冰箱中（那是一台以煤油作能源的冰箱，非洲的電力供應太不可靠）還存有一些伊波拉痊癒者的康復血漿。那時醫療組估計可能還會用上的，他們不幸而言中了。狄克森手中沒有去蘇丹的簽證，問題也不大。在非洲，疫區常常橫跨幾個國家，因為病毒的越境是不需要護照的。醫療組常常需要臨時轉赴另外的國家，簽證往往來不及辦，他們早就有了對付這種情況的辦法，有時拿一張WHO的疫菌注射黃卡就能通過海關。狄克森看完電報稍稍沉吟一會兒，對於流行病學家來說，這個工作責無旁貸，他只是在想如何安置女兒。史密斯說：
“你女兒可以留到大使館，我負責照顧她。她是不是來看野生動物？我可以找人帶她去，不會耽誤她的行程。”
梅茵立即說：“爸爸，我跟你一塊兒去疫區。”
狄克森還沒有說話，史密斯大吃一驚：“到疫區去？黑頭髮的小姑娘，你大概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那兒是地獄，連航空公司都很難往那兒發航班，因為沒有駕駛員願意去。”
梅茵沒回答，看著義父。她來到美國五年，差不多已經變成了一個美國少女，不過有些中國印記是去不掉的。比如，美國的小孩可以直呼父母的名字，這點她就學不來。再比如，她忘不了中國的生身父母，雖然父母死時她才兩歲多。生身父母是死於鼠疫，所以她立志要做一個像義父那樣有名的流行病學家。狄克森知道她的志向，沉吟一會兒說：
“好的，你隨我去吧。”他對吃驚的史密斯說，“我女兒的志願是當流行病學家，這對她是一次難得的實踐機會，正好我也需要一個助手。安全問題你儘管放心，其實在專家眼裡，所謂的四級病毒雖然可怕，並非不可預防。”
史密斯大大地搖頭，努力勸了一會兒，勸不動，只好認可。史密斯為他們辦妥了機票，他們待在候機室里等下一班飛往喀土穆的航班。史密斯問狄克森，這次可能是什麼疫情，是拉沙熱、綠猴病、黃熱病、克里米亞剛果熱，還是76年新發現的伊波拉？
似乎聽到隔牆囚室里有腳步聲，那是丈夫的囚室，莫非今晚他也失眠了？三個月來兩人雖然隔牆而居，卻如遠隔銀漢，半點兒消息也不能互通。她走到牆邊，想叩擊牆壁引起丈夫的注意，但看看屋角的監視鏡頭，微微一笑，打消了這個魯莽的主意。看守所對她已經很優待了，她不能濫用這種優待。景栓愛她極深，但兩人的婚姻能否維持下去也是疑問。要推行義父（教父）的主張，首先得把心淬硬，因為你必然得面對那“不可豁免的痛苦和死亡”，包括馬醫生的不幸、小雪的毀容、甚至包括孫奶奶和義父的死。但孫景栓心太軟，尤其是奶奶的死幾乎把他壓垮了，近來他一直陷於深重的負罪感中。她不忍丈夫這樣受煎熬。
那就勸他走吧，離開自己，卸下這副擔子。
門上的監視孔被打開，是晚上的例行查房。女看守發現她獨坐在露天室里，知道她才失去親人，肯定很悲傷，就柔聲勸道：
“這麼晚了，還是休息吧。請節哀順變。”
她平靜地說：“謝謝，我這就回去睡。”
她回到那張大通鋪上，仍睡不著，思緒轉到小雪身上。小雪這會兒在哪兒？梅茵自己也是在孤兒院長大的，十歲時義父才把她接走，接到美國，在一個孤兒面前展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所以她非常理解小雪對家庭、父母的渴望心情。現在她的願望突然破滅，容貌又被毀，這些打擊太大了，梅茵很擔心她能否抗過去。
但願薛愈很快找到她，但願吧。
2 1979年 非洲
梅茵十歲那年，義父在中國終於辦妥繁瑣的手續，把孤兒梅茵帶到了美國，在她面前展開了一個全新的五彩斑斕的世界。十五歲那年，義父帶她到非洲旅遊，在她面前又展開了另一個新世界，蠻荒、美麗、入骨的貧窮、慘烈的疫情、強悍的生命洪流這一切最終匯成她在人生觀上的升華。
1979年暑假，義父帶她到非洲塞倫蓋蒂國家公園去看野生動物，沒想到先碰上一場疫情。兩人乘飛機到肯亞奈洛比的威爾遜機場，一走出通道口，就有一個四十歲的官員迎過來：
“你是亞特蘭大CDC的狄克森博士嗎？我是美國駐肯亞大使館的史密斯。”
義父笑著說：“對，我是狄克森。我來這兒是一次私人性質的旅遊，可沒奢望受到大使館的歡迎。”
史密斯苦笑道：“恐怕你的旅遊要延期了。CDC有一封電報，委託我務必儘快轉給你。”
電報上說蘇丹南部的延比奧地區又發現了疫情，非常致命，那個地區已經“毀滅”了。美國CDC 和日內瓦的WHO馬上會派人去，但知道狄克森博士此刻正好已經在非洲，請他先去那兒取得病毒樣本。所需設備沒有問題，兩年前非洲第一次爆發伊波拉，狄克森也參加了醫療組，那次任務完成後設備沒有帶走，像針、注射器、玻片、抽樣瓶、手搖離心機等，都存在附近一所比利時教會中，甚至在教會的冰箱中（那是一台以煤油作能源的冰箱，非洲的電力供應太不可靠）還存有一些伊波拉痊癒者的康復血漿。那時醫療組估計可能還會用上的，他們不幸而言中了。狄克森手中沒有去蘇丹的簽證，問題也不大。在非洲，疫區常常橫跨幾個國家，因為病毒的越境是不需要護照的。醫療組常常需要臨時轉赴另外的國家，簽證往往來不及辦，他們早就有了對付這種情況的辦法，有時拿一張WHO的疫菌注射黃卡就能通過海關。狄克森看完電報稍稍沉吟一會兒，對於流行病學家來說，這個工作責無旁貸，他只是在想如何安置女兒。史密斯說：
“你女兒可以留到大使館，我負責照顧她。她是不是來看野生動物？我可以找人帶她去，不會耽誤她的行程。”
梅茵立即說：“爸爸，我跟你一塊兒去疫區。”
狄克森還沒有說話，史密斯大吃一驚：“到疫區去？黑頭髮的小姑娘，你大概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那兒是地獄，連航空公司都很難往那兒發航班，因為沒有駕駛員願意去。”
梅茵沒回答，看著義父。她來到美國五年，差不多已經變成了一個美國少女，不過有些中國印記是去不掉的。比如，美國的小孩可以直呼父母的名字，這點她就學不來。再比如，她忘不了中國的生身父母，雖然父母死時她才兩歲多。生身父母是死於鼠疫，所以她立志要做一個像義父那樣有名的流行病學家。狄克森知道她的志向，沉吟一會兒說：
“好的，你隨我去吧。”他對吃驚的史密斯說，“我女兒的志願是當流行病學家，這對她是一次難得的實踐機會，正好我也需要一個助手。安全問題你儘管放心，其實在專家眼裡，所謂的四級病毒雖然可怕，並非不可預防。”
史密斯大大地搖頭，努力勸了一會兒，勸不動，只好認可。史密斯為他們辦妥了機票，他們待在候機室里等下一班飛往喀土穆的航班。史密斯問狄克森，這次可能是什麼疫情，是拉沙熱、綠猴病、黃熱病、克里米亞剛果熱，還是76年新發現的伊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