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頁
審判長問：“被告人和辯護人有沒有問題？”
杜律師笑著說：“沒有。我和公訴人一樣相信那是個冷藏盒。既然特意用冷藏盒，肯定是用來裝某種生物製品的，比如病毒、病菌、冷配精液，或其它東西。”他著重念出最後四個字。
接著傳喚的證人是天力公司那個實驗室的輔助人員，是一個四五十歲的婦女，看穿戴風度屬於藍領階層，文化水平不高。面對法庭顯得很窘迫，不大敢抬頭，有時她向被告溜一眼，馬上又低下目光，好像對今天來作證很愧疚似的。顯然她過去很敬畏梅茵，即使到了今天也走不出舊日的慣性。
“姓名和職業。”
“俺叫胡翠花，在天力公司老總實驗室當勤雜工。”她解釋道，“那個實驗室只有梅董和孫總用，俺們私下裡都叫它老總實驗室。”
“有幾個勤雜工？”
“五個。”
“你們在實驗室都幹些什麼日常工作？”
“俺們幹的都是力氣活，搬搬運運，打掃衛生，也從別的車間往這兒運動物細胞，一般都是桶裝，要加到生物反應器里。”
“你們見過生物反應器的製成品嗎？”
“沒有。那些事都是梅博士自己乾的，梅董不在時孫總干。”
“你知道生物反應器和液氮冷藏箱裡裝的是什麼嗎？”
胡翠花膽怯地看看梅茵，有點勉強地說：“不知道。直到孤兒院出了天花，警察來實驗室取樣本，才聽說裡面是天花病毒。別人說那很危險的，得著就死。”
旁聽席上又起了一陣騷動。梅茵把兩個無知工人放到這麼危險的地方，一直對她們隱瞞病毒的真相，實在太殘忍。公訴人滿意地說：
“好，我沒問題了。”
杜律師聰明地感受到下邊的情緒（不滿，甚至是厭惡），但奇怪的是，他不但不躲避，反而有意把這件事描黑。他問：
“請問，梅茵博士對你們採取什麼防護措施了嗎？比如防護服、密封面罩、進出實驗室的消毒？”
“沒有，啥也沒有啊。俺們都奇怪呢，別人一碰上就得病，俺五個整天在裡面，連口罩都沒帶過，咋也沒得病？”
“梅博士，還有偶爾去的孫總，是否穿防護服？”
胡翠花老老實實地說：“不，他們也從沒穿過。別人說梅董壞話時，我就拿這事為她辯解，我說梅董在實驗室里待的時間比俺們還長，工人下班後，她一個人老是在裡面熬到深夜。她就不怕傳染？”
“好，我沒問題了。”
法庭傳喚下一個證人。
“姓名和職業。”
“我叫薛愈，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員，曾經是被告梅茵的博士生。”
“在疫情發生前，被告曾告訴你，這個實驗室里存有變異的、有可能產生致病能力的白痘病毒，對不對？”
“對。”
“疫情發生前，被告曾帶你參觀過實驗室？”
“對。她是想勸我到這兒工作，接手這項研究，我沒有立即答應。”
“能否告訴法庭，你為什麼沒有答應？”
“這項研究並非沒有必要，但人工誘導病毒產生致病性，有相當的危險性，應該經過充分的公開的安全論證，不應是私人性質的研究。當然後來我知道，梅茵老師當時並沒有告訴我真相。她所說的可能有致病性的病毒並不是變異白痘，而是天花。”
“那天她打開液氮冷藏箱或生物反應器了嗎？”
薛愈猶豫一會兒回答：“那天我在實驗室停的時間很短，印象不深了，好象她打開過。”
“我沒有問題了。”
審判長問被告方，杜律師很乾脆地說：“沒有問題。”
法庭質證又進行了一會兒，這個案件的脈絡已經相當清楚了。雙方做法庭辯論和總結性陳述。公訴人說：
“被告在一個開放式實驗室里秘密保存最危險的四級病毒，因管理不善造成漏泄，從而導致這次疫情。這些犯罪事實證據確鑿。至於被告從俄羅斯非法運送天花病毒入境的犯罪事實，由於證人斯捷布希金已於15年前死亡，無法得到確鑿的證言。但我們認為，俄國克拉索諾警方、張軍、胡翠花等人的證言，包括實驗室確實存在天花病毒的事實，已經構成了明確完整的證據鏈，可以對其偷運天花入境的犯罪事實做出合理的推論。”
他對審判的進展很滿意，公訴陳述清晰有力，已經在三位審判員和聽眾中形成了深刻的印象。他看看杜律師，截止目前為止，被告方律師一直採取守勢，卻一直擺著一副處變不驚、胸有成竹的樣子。庭審已經到了關鍵時刻，他還會能使出什麼驚人的招數不成？
輪到被告方做總結性陳述，旁聽席上忽然有輕微的騷動。一個白人老者被一個白人中年女子攙扶著，步履蹣跚地走進法庭。他滿頭銀髮，白須飄飄，面容枯稿，目光明亮，項上帶一枚十字架，像宗教畫中描繪的一個戒齋苦修的先知。五個帶同樣十字架的外國旁聽者看見了，連忙離席迎接，把他倆安頓到中間的空位上。被告席上的梅茵看到義父抱病前來，眼睛濕潤了。她擔心義父的身體，遠遠地用目光詢問。老人向她擺擺手，又點點頭，示意她放心。
杜律師笑著說：“沒有。我和公訴人一樣相信那是個冷藏盒。既然特意用冷藏盒，肯定是用來裝某種生物製品的，比如病毒、病菌、冷配精液，或其它東西。”他著重念出最後四個字。
接著傳喚的證人是天力公司那個實驗室的輔助人員，是一個四五十歲的婦女，看穿戴風度屬於藍領階層，文化水平不高。面對法庭顯得很窘迫，不大敢抬頭，有時她向被告溜一眼，馬上又低下目光，好像對今天來作證很愧疚似的。顯然她過去很敬畏梅茵，即使到了今天也走不出舊日的慣性。
“姓名和職業。”
“俺叫胡翠花，在天力公司老總實驗室當勤雜工。”她解釋道，“那個實驗室只有梅董和孫總用，俺們私下裡都叫它老總實驗室。”
“有幾個勤雜工？”
“五個。”
“你們在實驗室都幹些什麼日常工作？”
“俺們幹的都是力氣活，搬搬運運，打掃衛生，也從別的車間往這兒運動物細胞，一般都是桶裝，要加到生物反應器里。”
“你們見過生物反應器的製成品嗎？”
“沒有。那些事都是梅博士自己乾的，梅董不在時孫總干。”
“你知道生物反應器和液氮冷藏箱裡裝的是什麼嗎？”
胡翠花膽怯地看看梅茵，有點勉強地說：“不知道。直到孤兒院出了天花，警察來實驗室取樣本，才聽說裡面是天花病毒。別人說那很危險的，得著就死。”
旁聽席上又起了一陣騷動。梅茵把兩個無知工人放到這麼危險的地方，一直對她們隱瞞病毒的真相，實在太殘忍。公訴人滿意地說：
“好，我沒問題了。”
杜律師聰明地感受到下邊的情緒（不滿，甚至是厭惡），但奇怪的是，他不但不躲避，反而有意把這件事描黑。他問：
“請問，梅茵博士對你們採取什麼防護措施了嗎？比如防護服、密封面罩、進出實驗室的消毒？”
“沒有，啥也沒有啊。俺們都奇怪呢，別人一碰上就得病，俺五個整天在裡面，連口罩都沒帶過，咋也沒得病？”
“梅博士，還有偶爾去的孫總，是否穿防護服？”
胡翠花老老實實地說：“不，他們也從沒穿過。別人說梅董壞話時，我就拿這事為她辯解，我說梅董在實驗室里待的時間比俺們還長，工人下班後，她一個人老是在裡面熬到深夜。她就不怕傳染？”
“好，我沒問題了。”
法庭傳喚下一個證人。
“姓名和職業。”
“我叫薛愈，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員，曾經是被告梅茵的博士生。”
“在疫情發生前，被告曾告訴你，這個實驗室里存有變異的、有可能產生致病能力的白痘病毒，對不對？”
“對。”
“疫情發生前，被告曾帶你參觀過實驗室？”
“對。她是想勸我到這兒工作，接手這項研究，我沒有立即答應。”
“能否告訴法庭，你為什麼沒有答應？”
“這項研究並非沒有必要，但人工誘導病毒產生致病性，有相當的危險性，應該經過充分的公開的安全論證，不應是私人性質的研究。當然後來我知道，梅茵老師當時並沒有告訴我真相。她所說的可能有致病性的病毒並不是變異白痘，而是天花。”
“那天她打開液氮冷藏箱或生物反應器了嗎？”
薛愈猶豫一會兒回答：“那天我在實驗室停的時間很短，印象不深了，好象她打開過。”
“我沒有問題了。”
審判長問被告方，杜律師很乾脆地說：“沒有問題。”
法庭質證又進行了一會兒，這個案件的脈絡已經相當清楚了。雙方做法庭辯論和總結性陳述。公訴人說：
“被告在一個開放式實驗室里秘密保存最危險的四級病毒，因管理不善造成漏泄，從而導致這次疫情。這些犯罪事實證據確鑿。至於被告從俄羅斯非法運送天花病毒入境的犯罪事實，由於證人斯捷布希金已於15年前死亡，無法得到確鑿的證言。但我們認為，俄國克拉索諾警方、張軍、胡翠花等人的證言，包括實驗室確實存在天花病毒的事實，已經構成了明確完整的證據鏈，可以對其偷運天花入境的犯罪事實做出合理的推論。”
他對審判的進展很滿意，公訴陳述清晰有力，已經在三位審判員和聽眾中形成了深刻的印象。他看看杜律師，截止目前為止，被告方律師一直採取守勢，卻一直擺著一副處變不驚、胸有成竹的樣子。庭審已經到了關鍵時刻，他還會能使出什麼驚人的招數不成？
輪到被告方做總結性陳述，旁聽席上忽然有輕微的騷動。一個白人老者被一個白人中年女子攙扶著，步履蹣跚地走進法庭。他滿頭銀髮，白須飄飄，面容枯稿，目光明亮，項上帶一枚十字架，像宗教畫中描繪的一個戒齋苦修的先知。五個帶同樣十字架的外國旁聽者看見了，連忙離席迎接，把他倆安頓到中間的空位上。被告席上的梅茵看到義父抱病前來，眼睛濕潤了。她擔心義父的身體，遠遠地用目光詢問。老人向她擺擺手，又點點頭，示意她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