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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由王明發表長篇演說,內容是莫斯科首腦部對於實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次略的一些新見

  解。他首先指出現在抗戰,中共便應主動的與之密切合作。他又說明中國抗戰的成敗,具有

  國際的重要意義。如果中國能夠充分發揮抗戰力量,給日本以長期游離的抵抗,這將使日本

  無力向蘇聯進攻,對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

  他著重說明中共在民族嚴重危機中,與國民黨再度合作,不能抄襲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經

  驗。這次的國共合作應力求其穩固與久遠,彼此互諒互讓互助。中共既是主動的與國民黨要

  好,就要拋棄以往國共間的仇恨。如一個國民黨黃埔出身的軍官,掌握著軍隊的實權,可是

  他過去也曾殺過許多共產黨人,我們應該將他的那份舊帳置之度外,與之真誠合作。因為只

  有握有軍事實力的人,願意抗戰,抗戰才能長期繼續下去。

  王明還從另一個原則來闡明這個問題。他指出中共不應自視為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個舊

  公式已不適用於今日。中共應更大膽的將自己當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政黨;它不僅代表無產

  階級的利益,也代表所有人民和中國整個民族的利益。他說明這不是放棄階級觀念,而是進

  取的精神,也是共產國際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之後,要求各國共產黨,在反法西斯蒂的人民陣

  線中,所應持的基本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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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憶》第三冊

  他繼續說明國共兩黨在抗戰中,彼此在政治上的距離是縮短了;它們同是代表中國人民

  的政黨,只是在社會問題上,彼此有急進緩進之分罷了。至於國共之間爭奪政權的問題,那

  是遙遠將來的事,中共也應主動的把這個問題,推到抗戰勝利以後去。

  王明這些話使毛澤東的神情,顯得有些尷尬,似是受到當頭一棒。他也許想到他以往所

  發表過的言論和所做的一切,竟與莫斯科的見解大有出入。現在莫斯科,竟要他與國民黨形

  成長期而鞏固的合作。

  我當時覺得莫斯科這些見解,至少比毛澤東的那些主意要高明些,但王明沒有一句話說

  到中國可以走民主化的道路,一切設想仍是站在獨裁立場上,來些策略的改變。莫斯科大致

  不相信中共能夠在短時期內,獲得抗戰的領導 ,而莫斯科又需要中國的抗戰能夠拖住日本,

  因而要中共與國民黨竭誠合作。

  我們向王明問及國際的真實情況,大致著眼於中國抗戰能夠得到一些甚麼國際支援,英

  美等列強與蘇聯是否能聯合起來干涉日本的對華侵略。王明表示並不樂觀。他說明日本正與

  德意拉攏,形成國際間的法西斯蒂陣線。現在法西斯蒂的勢力很囂張,威脅蘇聯與中國的生

  存;英美法等民主國家是否能夠拔刀相助,還是不可捉摸。這樣的國際形勢,便是莫斯科要

  我們進一步鞏固抗日統一戰線的主要原因。

  王明暗示這個策略上的變動很為重要,而且是出自史達林本人的意見。他曾當面問過斯

  大林:中共與能夠當遵照你的指示與國民黨合作抗張,但你和共產國際過去對中共所做的指

  示,是否仍然有效?史達林曾答以那些過去了的話,應束之高閣,不在理會它。(主要是指有

  關中共獨立發展,與國民黨爭領導和進行鬥爭等主張。)

  據王明表示,史達林的意見是要中共根據實際情況,自行努力,不必為共產國際關於中

  國問題以往的公式所約束。史達林曾說:“中共現在需要游泳過一個很寬的海,不能有旁的選

  擇,只能憑你們自己的努力,你們是否不會中途溺斃,那是他所耽心的。”

  毛澤東聽到這裡,顯得面有得色。也許他想到史達林的見解,竟與他自己原有的見解相

  反,這如何是好?現在有了依靠自己努力的原則,豈不是有了解脫的辦法。毛澤東以後批評

  王明,只知聯合國民黨,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而他的正確主張是對國民黨一面聯合,

  一面鬥爭。後來毛澤東與王明間的鬥爭,從這次討論起即種下了禍根。毛的武器是強調馬列

  主義中國化,依據中國實際情況行事,反對王明那種國際派邪說。

  王明的這項政治報告,毛澤東、張聞天和其他的人一樣,都當場表示完全贊成,似乎他

  們在洛川會議上所說過的“使蔣介石失敗”,“中共獨立自主”,“擴充實力與國民黨較量”等

  等言論,都未曾說過似的。王明繼續討論其他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拒絕與陳獨秀恢復

  合作的問題。

  一九三七年十月間,羅漢來到延安,他以陳獨秀代表的身份,與我們商談合作。羅漢是

  我在五四運動時即在一起共事的老同志老朋友。他與毛澤東也有舊誼,後來脫離中共,成為

  陳獨秀托派中一個重要角色。他這次和我會面,說到陳獨秀先生過去對中共的貢獻,兩個兒

  子為黨犧牲了,陳本人又被國民黨判了十年徒刑,不久前才獲釋放,以及陳一直堅持社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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