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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蹟。我此後再不願同毛澤東、張聞天等會面。十一月間，我就有計劃的將邊區政府主席職
責，推交秘書長代行。任秘書長的潘自力為人很正直，與我共事相處很好，他目擊黨內情況，
知道了我的意向之後，感到責任重大，因而不動聲色向中共中央請求調換工作。這個時候，
邊區政府在延安南門外，建築了一排窯洞，大致已經完工，需要搬遷。搬遷的主要用意，是
企圖減少日機轟炸的危險。我雖已消極，但因工作不能停頓，還是如常的照料我所應做的工
作。
十二月間潘自力調走了，原任交際科長的伍修權升任秘書長。伍修權接任之初，特務派
頭十足，藉故把替我收拾辦公室的一個小勤務捕去了。這顯然是對我施的下馬威；他大概企
圖從小勤務口中，訊問出我的“反黨行為”；無異明白表示他是來監視我的。數日後，伍修權
的態度竟有些改變，他遇事向我請教。為甚麼有這個改變，我始終不明白。這也許有多種原
因：其中的一個似是伍修權研究了邊區政府的一些文件，看出我們所提議辦理的事，都是出
自善意，並非前此他用有色眼鏡所觀察的可比，顯然不是甚麼“反黨陰謀”；而且中共中央的
干擾，並不一定合理，有些顯有偏見。
邊區政府主席的職責，我逐漸把它轉移到伍修權身上。首先請他代替我和張聞天及其他
中共中央各機關首長接頭商決邊區政府的工作，商決邊區政府的工作，我指出這對他自己固
然是駕輕就熟，對工作進行自會較為順利，他欣然允諾。這件事解決，對我來說，真是如釋
重負。接著又將其他各項我所應當做的事，一件件交代得清清楚楚，逐漸由伍修權代策代行。
伍修權很熱心工作，連升三級，邊區政府整個工作完全由他處理，他表現得有點躊躇滿志。
而我正感輕鬆，為我後來脫身出走，準備了條件。
這件事同時也證明那些陰謀的獨裁者，妨礙我正正噹噹的做邊區政府主席，甚至連我在
邊區政府做一個苦力，他們也不放心。他們要我作一個俘虜，在監視之下聽從他們擺布。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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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時即使我做一個安份的傀儡，恐也難逃清算鬥爭的災難。毛澤東對意見不同者的陰毒，再加
上史達林反托派的瘋狂，實在到了暗無天日的地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延安已是冰凍的時候，王明、陳雲、趙雲（即康生）三人坐著
一架蘇聯的軍用運輸機，自莫斯科飛返延安。當年八月二十一日，中蘇簽訂了一個互不侵犯
條約，接著蘇聯供給中國一些飛機，以抵抗日本的侵略，新疆成為中蘇交通的孔道。蘇聯派
人在迪化、蘭州等地協助管理空軍基地。王明等便是由莫斯科經由迪化、蘭州等空軍基地，
飛返延安。
當時南京已失手，國民政府正遷往重慶途中，中途停留武漢，因而武漢一時成為臨時首
都。周恩來為了要趕往武漢，在王明等到達前的幾天，自山西前線回到了延安那天下午，周
恩來正在為的辦公室談天，忽聽見飛機聲，雖沒有警報發出，我們也頗疑為日機前來轟炸，
因而出外觀看，一架飛機出現在天空，繞著延安城，越飛越低的債那裡打圈子，似是尋找機
場。我們兩人即向飛機場走去，途中我問周恩來是甚麼人物來了，他答說到了機場就知道，
似乎他也沒有預先得到消息。
我們到達飛機場，毛澤東、張聞天等也同時來了，我們站得遠遠的；機場已有相當的戒
備，似乎都不知道飛機裡面載的是甚麼人物。大概毛澤東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電報，告以王
明等要來，毛並未公布；王明等回來的確實日期和如何來法，連毛澤東也不知道。直等到王
明從飛機走出，陳雲、康生也跟著下來，我們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擁抱。當時一堂歡敘，
所談都是高興的事。我已有八年沒有看見王明，陳雲大約十二年沒見，康生也有六年半了。
敘起舊來，材料當然特別多。這種歡欣鼓舞的氣氛，似乎以前延安從未有過。
座中，不記得是那一位提到，以後莫斯科與延安間可否通航，以便運輸大批武器和軍用
物資來延安。毛澤東聞言大感興趣。王明立即解釋說：根據中蘇諒解，蘇聯空軍飛機在中國
境內，只供國民政府調遣；他們這次乘空軍飛機來，是秘密的和非法的行動。王明繼續說及：
他們在蘭州等了幾天，等到今天天氣好才上機，一路由飛機師按照地圖，好不容易才摸索到
了延安上空，低飛到看見延安城門口的大標語時才降落機場。因此王明指出由蘇聯飛機輸運
軍火老延安的事恐怕辦不到。毛澤東聽了感慨再三的說：拿那麼多軍火給蔣介石，為甚麼不
可以少少分給我們一點。
由於這些人的到達，即於次日上午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而且連續舉行了三四天。
責，推交秘書長代行。任秘書長的潘自力為人很正直，與我共事相處很好，他目擊黨內情況，
知道了我的意向之後，感到責任重大，因而不動聲色向中共中央請求調換工作。這個時候，
邊區政府在延安南門外，建築了一排窯洞，大致已經完工，需要搬遷。搬遷的主要用意，是
企圖減少日機轟炸的危險。我雖已消極，但因工作不能停頓，還是如常的照料我所應做的工
作。
十二月間潘自力調走了，原任交際科長的伍修權升任秘書長。伍修權接任之初，特務派
頭十足，藉故把替我收拾辦公室的一個小勤務捕去了。這顯然是對我施的下馬威；他大概企
圖從小勤務口中，訊問出我的“反黨行為”；無異明白表示他是來監視我的。數日後，伍修權
的態度竟有些改變，他遇事向我請教。為甚麼有這個改變，我始終不明白。這也許有多種原
因：其中的一個似是伍修權研究了邊區政府的一些文件，看出我們所提議辦理的事，都是出
自善意，並非前此他用有色眼鏡所觀察的可比，顯然不是甚麼“反黨陰謀”；而且中共中央的
干擾，並不一定合理，有些顯有偏見。
邊區政府主席的職責，我逐漸把它轉移到伍修權身上。首先請他代替我和張聞天及其他
中共中央各機關首長接頭商決邊區政府的工作，商決邊區政府的工作，我指出這對他自己固
然是駕輕就熟，對工作進行自會較為順利，他欣然允諾。這件事解決，對我來說，真是如釋
重負。接著又將其他各項我所應當做的事，一件件交代得清清楚楚，逐漸由伍修權代策代行。
伍修權很熱心工作，連升三級，邊區政府整個工作完全由他處理，他表現得有點躊躇滿志。
而我正感輕鬆，為我後來脫身出走，準備了條件。
這件事同時也證明那些陰謀的獨裁者，妨礙我正正噹噹的做邊區政府主席，甚至連我在
邊區政府做一個苦力，他們也不放心。他們要我作一個俘虜，在監視之下聽從他們擺布。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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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使我做一個安份的傀儡，恐也難逃清算鬥爭的災難。毛澤東對意見不同者的陰毒，再加
上史達林反托派的瘋狂，實在到了暗無天日的地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延安已是冰凍的時候，王明、陳雲、趙雲（即康生）三人坐著
一架蘇聯的軍用運輸機，自莫斯科飛返延安。當年八月二十一日，中蘇簽訂了一個互不侵犯
條約，接著蘇聯供給中國一些飛機，以抵抗日本的侵略，新疆成為中蘇交通的孔道。蘇聯派
人在迪化、蘭州等地協助管理空軍基地。王明等便是由莫斯科經由迪化、蘭州等空軍基地，
飛返延安。
當時南京已失手，國民政府正遷往重慶途中，中途停留武漢，因而武漢一時成為臨時首
都。周恩來為了要趕往武漢，在王明等到達前的幾天，自山西前線回到了延安那天下午，周
恩來正在為的辦公室談天，忽聽見飛機聲，雖沒有警報發出，我們也頗疑為日機前來轟炸，
因而出外觀看，一架飛機出現在天空，繞著延安城，越飛越低的債那裡打圈子，似是尋找機
場。我們兩人即向飛機場走去，途中我問周恩來是甚麼人物來了，他答說到了機場就知道，
似乎他也沒有預先得到消息。
我們到達飛機場，毛澤東、張聞天等也同時來了，我們站得遠遠的；機場已有相當的戒
備，似乎都不知道飛機裡面載的是甚麼人物。大概毛澤東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電報，告以王
明等要來，毛並未公布；王明等回來的確實日期和如何來法，連毛澤東也不知道。直等到王
明從飛機走出，陳雲、康生也跟著下來，我們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擁抱。當時一堂歡敘，
所談都是高興的事。我已有八年沒有看見王明，陳雲大約十二年沒見，康生也有六年半了。
敘起舊來，材料當然特別多。這種歡欣鼓舞的氣氛，似乎以前延安從未有過。
座中，不記得是那一位提到，以後莫斯科與延安間可否通航，以便運輸大批武器和軍用
物資來延安。毛澤東聞言大感興趣。王明立即解釋說：根據中蘇諒解，蘇聯空軍飛機在中國
境內，只供國民政府調遣；他們這次乘空軍飛機來，是秘密的和非法的行動。王明繼續說及：
他們在蘭州等了幾天，等到今天天氣好才上機，一路由飛機師按照地圖，好不容易才摸索到
了延安上空，低飛到看見延安城門口的大標語時才降落機場。因此王明指出由蘇聯飛機輸運
軍火老延安的事恐怕辦不到。毛澤東聽了感慨再三的說：拿那麼多軍火給蔣介石，為甚麼不
可以少少分給我們一點。
由於這些人的到達，即於次日上午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而且連續舉行了三四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