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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到來的一年已被命名為‘國際人口年’。每一個合作開展這一計劃的國家都將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並有望做出比現存資料更精確的人口統計。除了人口統計之外，每個合作國家還將收集人口增長、資源和資源展望情況等方面的數據和信息。所有這些資料將存放在資料庫里，供以後參考和進一步研究之用。分派給‘限制人口組織’和其他一些關注人口過剩問題的私人資助團體的任務，是向人們宣傳和介紹計劃生育的必要性、方式和方法。我們準備開展廣泛的宣傳教育活動，也許，大家最近已在電視上看到了這方面的GG宣傳。這是‘限制人口組織’的第一步宣傳活動，現在我們正在準備其他方面的宣傳活動，包括我們稱做的‘通俗猜題賽’。大家有沒有問題？坐在第一排的那位先生請先提問。”
那個站起來說話的男子又瘦又黑，神色鬱抑。他艱難地把字一個個地從口中吐出來，像是在咬子彈似的。“我叫雷·馬埃納，來自合眾社的記者。你剛才把你們的計劃綱領稱做教育宣傳性的，這意味著對現在的形勢有總體上的認同。我就此有兩個問題要問：第一，你們這樣做事實上是不是在為某一觀點做宣傳工作？第二，有些社會團體，尤其是那些宗教團體，並不認為人口出現了過剩，而且認為節育措施是一種罪惡行為。你對這些社會團體準備怎麼辦？”
弗蘭克林朝那位合眾社記者甜甜地一笑：“你總是提很難回答的問題，馬埃納先生。一個人說教育，另一個認為是宣傳，確實有這樣的情況。但是，我們有事實根據來支持我們的信念。對待事實的適當方法永遠是一個合適的討論話題。但是，在那些反對我們限制人口措施的人提供與我們手中的事實相矛盾，且又可靠無疑的數據之前，或者至少在他們證明我們的數據材料不夠精確之前，我們認為有理由把我們的綱領計劃稱做教育計劃，對你第二個問題的答覆是，我們既要同宗教組織討論，又要同公眾討論，引起世界痛苦和悲哀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不管怎麼說，他們真正反對的並不是我們的目標，而是反對我們的手段，而在手段問題上，我們並不是固定不變的。”
第一排坐位上站起來一個豐滿的女士，問道：“你說的討論，包括教皇嗎？”
“當然，儘管這種討論並非一定要通過個人商討的途徑。我們並沒暗示說教皇或者羅馬教會需要接受教育。我們只是說，有討論的餘地。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梵蒂岡正在考慮指派一個研究小組。”
一個年歲較大、頭髮正在變得灰白的高個子女士在靠近禮堂後面的坐位上站起來說：“我叫威爾瑪·布蘭查德，是《科學評論》雜誌的記者。我想問，你是不是預想到或者看到了技術突破的必要性？”
“技術突破永遠是受歡迎的，譬如完善男性避孕藥。但我們不能等，何況，我們已經有了一定的技術。現在需要的是意志。”
一個肩膀寬闊、頭髮金黃的男子從第三排坐位上站起來說：“我叫布魯斯·肯普貝爾，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工作。我的問題是，現在的問題是什麼？然後你希望怎樣去對付它？”
“《聖經》命令我們多產多育，不斷繁衍，使這個地球到處住滿人，以便把它征服。不管你相信《聖經》是真的，還是達爾文是正確的，或者兩者都相信，人類生存過程中，有一段相當長的時期，他們作為種類或者部落或者家族的生存，取決於自身的高比例繁殖。當地球上擠滿了人，當地球被人類征服之後，這種為人類生存起了那麼長時間作用的繁衍現在給我們帶來了麻煩。科學幫助人類降低了死亡率；科學還為人類提供了降低出生率的方法。早在60年代時期，國家科學院的一份報告就做出了這樣一個結論：‘要麼是世界人口出生率降下來，要麼是世界人口死亡率重新上升。’關於這個結論，我們是怎樣想的呢？沒有什麼輕鬆的解決方法；事實上，唯一的解決方法是由個人做出選擇，不讓本能控制自己，而要讓理智指揮自己。而要做到這一點，意味著教育必不可少。”
那個原先提過問題的豐滿女士又一次從前排坐位上向弗蘭克林提問：“那是不是說，這個問題解決不了了？”
弗蘭克林沉著冷靜地回答說：“這意味著解決這個問題難度很大。任何時候，當我們必須說服人類中的大多數人理智地行事時，我們必須對困難、灰心喪氣、失望和失敗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有困難而放棄努力，因為放棄努力等於死亡。”
那位女士似乎沒在聽弗蘭克林講話似的，繼續問道：“你剛才說的話是不是表示，你不同意印度政府的強迫絕育政策，也不同意中國政府的監督和施加社會壓力的方法？”
“不同的文化傳統也許需要不同的方法，”弗蘭克林回答說，“我不清楚強迫絕育是不是曾經是印度的官方政策，如果是的話，我不清楚它能否為人口控制提供最終的解決方法。同樣的道理，我也不能確信，中國的計劃生育方法為我們提供了最終的解決方法。我知道，印度和中國的方法在這個國家和大多數其他國家行不通，因為我們傳統上強調個人自由。我相當確信的一點是，從長遠來看，個人責任感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至於怎樣為個人提供必要的信息，幫助他們做出這樣一個負責任的決定，以及怎樣為人們提供實施這一決定的手段，每個國家都因文化差異而採取不同的做法。但是，每種文化首先必須把限制家庭人數的必要性看做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不然，沒有什麼方法會奏效。壓制最終將失效，而社會對人類本能的壓制只會導致壓制人類本能的社會的毀滅。”
那個站起來說話的男子又瘦又黑，神色鬱抑。他艱難地把字一個個地從口中吐出來，像是在咬子彈似的。“我叫雷·馬埃納，來自合眾社的記者。你剛才把你們的計劃綱領稱做教育宣傳性的，這意味著對現在的形勢有總體上的認同。我就此有兩個問題要問：第一，你們這樣做事實上是不是在為某一觀點做宣傳工作？第二，有些社會團體，尤其是那些宗教團體，並不認為人口出現了過剩，而且認為節育措施是一種罪惡行為。你對這些社會團體準備怎麼辦？”
弗蘭克林朝那位合眾社記者甜甜地一笑：“你總是提很難回答的問題，馬埃納先生。一個人說教育，另一個認為是宣傳，確實有這樣的情況。但是，我們有事實根據來支持我們的信念。對待事實的適當方法永遠是一個合適的討論話題。但是，在那些反對我們限制人口措施的人提供與我們手中的事實相矛盾，且又可靠無疑的數據之前，或者至少在他們證明我們的數據材料不夠精確之前，我們認為有理由把我們的綱領計劃稱做教育計劃，對你第二個問題的答覆是，我們既要同宗教組織討論，又要同公眾討論，引起世界痛苦和悲哀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不管怎麼說，他們真正反對的並不是我們的目標，而是反對我們的手段，而在手段問題上，我們並不是固定不變的。”
第一排坐位上站起來一個豐滿的女士，問道：“你說的討論，包括教皇嗎？”
“當然，儘管這種討論並非一定要通過個人商討的途徑。我們並沒暗示說教皇或者羅馬教會需要接受教育。我們只是說，有討論的餘地。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梵蒂岡正在考慮指派一個研究小組。”
一個年歲較大、頭髮正在變得灰白的高個子女士在靠近禮堂後面的坐位上站起來說：“我叫威爾瑪·布蘭查德，是《科學評論》雜誌的記者。我想問，你是不是預想到或者看到了技術突破的必要性？”
“技術突破永遠是受歡迎的，譬如完善男性避孕藥。但我們不能等，何況，我們已經有了一定的技術。現在需要的是意志。”
一個肩膀寬闊、頭髮金黃的男子從第三排坐位上站起來說：“我叫布魯斯·肯普貝爾，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工作。我的問題是，現在的問題是什麼？然後你希望怎樣去對付它？”
“《聖經》命令我們多產多育，不斷繁衍，使這個地球到處住滿人，以便把它征服。不管你相信《聖經》是真的，還是達爾文是正確的，或者兩者都相信，人類生存過程中，有一段相當長的時期，他們作為種類或者部落或者家族的生存，取決於自身的高比例繁殖。當地球上擠滿了人，當地球被人類征服之後，這種為人類生存起了那麼長時間作用的繁衍現在給我們帶來了麻煩。科學幫助人類降低了死亡率；科學還為人類提供了降低出生率的方法。早在60年代時期，國家科學院的一份報告就做出了這樣一個結論：‘要麼是世界人口出生率降下來，要麼是世界人口死亡率重新上升。’關於這個結論，我們是怎樣想的呢？沒有什麼輕鬆的解決方法；事實上，唯一的解決方法是由個人做出選擇，不讓本能控制自己，而要讓理智指揮自己。而要做到這一點，意味著教育必不可少。”
那個原先提過問題的豐滿女士又一次從前排坐位上向弗蘭克林提問：“那是不是說，這個問題解決不了了？”
弗蘭克林沉著冷靜地回答說：“這意味著解決這個問題難度很大。任何時候，當我們必須說服人類中的大多數人理智地行事時，我們必須對困難、灰心喪氣、失望和失敗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有困難而放棄努力，因為放棄努力等於死亡。”
那位女士似乎沒在聽弗蘭克林講話似的，繼續問道：“你剛才說的話是不是表示，你不同意印度政府的強迫絕育政策，也不同意中國政府的監督和施加社會壓力的方法？”
“不同的文化傳統也許需要不同的方法，”弗蘭克林回答說，“我不清楚強迫絕育是不是曾經是印度的官方政策，如果是的話，我不清楚它能否為人口控制提供最終的解決方法。同樣的道理，我也不能確信，中國的計劃生育方法為我們提供了最終的解決方法。我知道，印度和中國的方法在這個國家和大多數其他國家行不通，因為我們傳統上強調個人自由。我相當確信的一點是，從長遠來看，個人責任感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至於怎樣為個人提供必要的信息，幫助他們做出這樣一個負責任的決定，以及怎樣為人們提供實施這一決定的手段，每個國家都因文化差異而採取不同的做法。但是，每種文化首先必須把限制家庭人數的必要性看做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不然，沒有什麼方法會奏效。壓制最終將失效，而社會對人類本能的壓制只會導致壓制人類本能的社會的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