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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極權社會裡，判斷上的失誤可以說是勢在必然。統一社會黨政治局內的討論常常冗長無比，而且空洞無物。國家安全部偶爾召開全體大會時，米爾克會滔滔不絕講上一大通，隨後討論一些無關痛癢的問題。
西方的民主社會似乎也沒有找到判斷情報價值大小的可行辦法。豬穢灣慘敗一事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一個蹩腳的外國諜報機構為了應和冥頑政客的主觀願望，向甘迺迪總統建議採取這一毫無成功希望的冒險行動。據我所知，可以看到聯邦情報局送給總理辦公室的情報的西德人士中，大部分人視其為廢紙，不屑一顧。紀堯姆事發後上台的施密特總理任職期間，常常因類似案件惱火不已。一次他當著東德駐波恩大使麥可·科爾的面挖苦說：“你們能不能別再搞這些諜報活動了？搞到的那點情報都是些陳倉爛穀子，反正也沒什麼新玩意兒。真正有用的軍事情報我們誰也搞不到，重大機密早就被美國人和蘇聯人捂得嚴嚴的。把錢花在諜報上毫無必要，只會使諜報機構自我感覺良好，證明自己需要這麼多經費和人。” 說歸說，施密特照樣把西德情報局抓在自己手裡。這位總理及他的辦公室主任經常光顧位於普拉赫的情報局總部。1977年，我在日記里寫道：諜報機構“的確自成一體。不管是否搞到貨真價實的情報，雙方諜報人員神通廣大的名聲確實產生了一個效果：誰都知道任何重大的事件或活動都不可能長久保密。僅這一點就為和平做出了貢獻，而且還保證了國際義務切實得到遵守。”
這席話聽上去很像是給自己臉上貼金。人們可能馬上會覺得我過高地估計了我們情報局提供的情報的作用和意義。其實我常常對自己工作的價值抱有疑慮，尤其是每年慶祝東德國慶時。1974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慶剛過，我在日記里寫道：“在討論諜報機構的作用時，除了什麼人得益的問題外，越來越多的人還思考另一個問題：這些諜報機構忙活了半天是不是全是瞎忙？我們這些深謂內情的人中，有誰能不假思索地馬上回答？有此問題的不止諜報機構一家。武裝部隊耗費的資金更是不可計數。然而北約組織那些上面蓋有‘機密’或‘絕密’戳子的文件到頭來還不如衛生紙值錢。”
還有一些持批評態度的人士把我們這些諜報機構的活動比做孩子的遊戲。克格勃的特工冷眼旁觀中央情報局、西德情報局、摩薩德或英國諜報機構的特工跟蹤克格勃人員。一位人士評論說：“為了達到目的，應召女郎主動投人外交官的懷抱，傘尖上塗上了毒藥，東德的年輕騎士向徐娘半老的西德女秘書獻上花束。世界上沒有一國認為可以不要諜報機構。可這些龐大的諜報機構平時乾的無非是互相拆台罷了。德國人在自己分裂的國家裡幹得尤其出色，堪稱這方面的冠軍。一次次勝利之後，雙方遍體鱗傷。”
在普通人眼裡，謀報世界一定顯得荒誕不經。諜報工作往好的方面說是一場毫無意義的遊戲，往壞的方面說就是邪惡。如今冷戰已成為歷史，人們正在用比以往更開闊、更解放的眼光評估諜報工作的價值以及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中央情報局受到的指責尤甚。人們批評它耗資幾十億後也未能預先看出蘇聯行將解體，而且還出了一個鼴鼠，導致蘇聯境內的整個諜報網遭到破壞。
我認為，雙方龐大的諜報機構各裁減一半絲毫不會影響它們的效率。不錯，在人造衛星和電腦“黑客”的時代，搜集情報當然離不開昂貴的技術手段。但這不能完全取代人。技術手段只能幫助查明某一瞬間的情況。至於各種秘密計劃、選擇和其他的考慮，哪怕是最先進的衛星也無法察覺。
此外，發現人才，培養人才與總部人數的多寡沒有什麼聯繫。甚至可以說，任何一國優秀間諜的數量與其諜報機構的大小成反比。我平時即以此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國家安全部其他部門的做法則相反。國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員最後達到8萬餘人。對一個只有1700萬人口的小國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而且對東德的生存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我始終與帕金森定律做鬥爭。1987年我離開外國情報局時，我們局有3000多人。4年後它解散時，已漲至4000餘人。與此同時，潛伏在西德的間諜人數卻一直沒有變化。最後幾十年裡，我們在西德的間諜人數不過1000餘人，其中真正有價值的不超過十分之一。
因此，雖然諜報機構不可缺少，倘若可以明確它們的使命的話，可以大大減少其人數。毫無疑問，諜報機構可以對付國際恐怖主義和世界上猖極的毒品販子集團。控制核武器的擴散也絕對離不開各國之間的合作。不過如今各大公司都有自己的密探刺探競爭對手的秘密，政府部門的間諜在搜集工業情報方面能起多大作用值得懷疑。
我更擔心的是，如果不對諜報機構加以精簡的話，哪怕是民主國家的政府也難以抵制暗中監視、控制自己人民的誘惑。諜報機構按其工作性質本來就不民主。毋庸諱言，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專制國家裡，謀報機構會成為踐踏公民權力的工具。然而即使是民主社會裡的立法機構也難以駕馭諜報機構。由於諜報工作的秘密性質，通常很難要求它們像其他政府部門一樣公開匯報自己的工作，接受監督。問題的癥結恰恰在於此。即使是經過挑選的少數議員組成的監督委員會也無法了解到最核心的機密，例如西德聯邦議會和美國國會。所有實行代議制的民主國家裡層出不窮的醜聞證明了這一點。
西方的民主社會似乎也沒有找到判斷情報價值大小的可行辦法。豬穢灣慘敗一事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一個蹩腳的外國諜報機構為了應和冥頑政客的主觀願望，向甘迺迪總統建議採取這一毫無成功希望的冒險行動。據我所知，可以看到聯邦情報局送給總理辦公室的情報的西德人士中，大部分人視其為廢紙，不屑一顧。紀堯姆事發後上台的施密特總理任職期間，常常因類似案件惱火不已。一次他當著東德駐波恩大使麥可·科爾的面挖苦說：“你們能不能別再搞這些諜報活動了？搞到的那點情報都是些陳倉爛穀子，反正也沒什麼新玩意兒。真正有用的軍事情報我們誰也搞不到，重大機密早就被美國人和蘇聯人捂得嚴嚴的。把錢花在諜報上毫無必要，只會使諜報機構自我感覺良好，證明自己需要這麼多經費和人。” 說歸說，施密特照樣把西德情報局抓在自己手裡。這位總理及他的辦公室主任經常光顧位於普拉赫的情報局總部。1977年，我在日記里寫道：諜報機構“的確自成一體。不管是否搞到貨真價實的情報，雙方諜報人員神通廣大的名聲確實產生了一個效果：誰都知道任何重大的事件或活動都不可能長久保密。僅這一點就為和平做出了貢獻，而且還保證了國際義務切實得到遵守。”
這席話聽上去很像是給自己臉上貼金。人們可能馬上會覺得我過高地估計了我們情報局提供的情報的作用和意義。其實我常常對自己工作的價值抱有疑慮，尤其是每年慶祝東德國慶時。1974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慶剛過，我在日記里寫道：“在討論諜報機構的作用時，除了什麼人得益的問題外，越來越多的人還思考另一個問題：這些諜報機構忙活了半天是不是全是瞎忙？我們這些深謂內情的人中，有誰能不假思索地馬上回答？有此問題的不止諜報機構一家。武裝部隊耗費的資金更是不可計數。然而北約組織那些上面蓋有‘機密’或‘絕密’戳子的文件到頭來還不如衛生紙值錢。”
還有一些持批評態度的人士把我們這些諜報機構的活動比做孩子的遊戲。克格勃的特工冷眼旁觀中央情報局、西德情報局、摩薩德或英國諜報機構的特工跟蹤克格勃人員。一位人士評論說：“為了達到目的，應召女郎主動投人外交官的懷抱，傘尖上塗上了毒藥，東德的年輕騎士向徐娘半老的西德女秘書獻上花束。世界上沒有一國認為可以不要諜報機構。可這些龐大的諜報機構平時乾的無非是互相拆台罷了。德國人在自己分裂的國家裡幹得尤其出色，堪稱這方面的冠軍。一次次勝利之後，雙方遍體鱗傷。”
在普通人眼裡，謀報世界一定顯得荒誕不經。諜報工作往好的方面說是一場毫無意義的遊戲，往壞的方面說就是邪惡。如今冷戰已成為歷史，人們正在用比以往更開闊、更解放的眼光評估諜報工作的價值以及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中央情報局受到的指責尤甚。人們批評它耗資幾十億後也未能預先看出蘇聯行將解體，而且還出了一個鼴鼠，導致蘇聯境內的整個諜報網遭到破壞。
我認為，雙方龐大的諜報機構各裁減一半絲毫不會影響它們的效率。不錯，在人造衛星和電腦“黑客”的時代，搜集情報當然離不開昂貴的技術手段。但這不能完全取代人。技術手段只能幫助查明某一瞬間的情況。至於各種秘密計劃、選擇和其他的考慮，哪怕是最先進的衛星也無法察覺。
此外，發現人才，培養人才與總部人數的多寡沒有什麼聯繫。甚至可以說，任何一國優秀間諜的數量與其諜報機構的大小成反比。我平時即以此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國家安全部其他部門的做法則相反。國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員最後達到8萬餘人。對一個只有1700萬人口的小國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而且對東德的生存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我始終與帕金森定律做鬥爭。1987年我離開外國情報局時，我們局有3000多人。4年後它解散時，已漲至4000餘人。與此同時，潛伏在西德的間諜人數卻一直沒有變化。最後幾十年裡，我們在西德的間諜人數不過1000餘人，其中真正有價值的不超過十分之一。
因此，雖然諜報機構不可缺少，倘若可以明確它們的使命的話，可以大大減少其人數。毫無疑問，諜報機構可以對付國際恐怖主義和世界上猖極的毒品販子集團。控制核武器的擴散也絕對離不開各國之間的合作。不過如今各大公司都有自己的密探刺探競爭對手的秘密，政府部門的間諜在搜集工業情報方面能起多大作用值得懷疑。
我更擔心的是，如果不對諜報機構加以精簡的話，哪怕是民主國家的政府也難以抵制暗中監視、控制自己人民的誘惑。諜報機構按其工作性質本來就不民主。毋庸諱言，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專制國家裡，謀報機構會成為踐踏公民權力的工具。然而即使是民主社會裡的立法機構也難以駕馭諜報機構。由於諜報工作的秘密性質，通常很難要求它們像其他政府部門一樣公開匯報自己的工作，接受監督。問題的癥結恰恰在於此。即使是經過挑選的少數議員組成的監督委員會也無法了解到最核心的機密，例如西德聯邦議會和美國國會。所有實行代議制的民主國家裡層出不窮的醜聞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