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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對我提出起訴一事荒唐無比，而且不少人對起訴我的法律依據表示懷疑，法院仍於1993年12月6日對我提出起訴。叛國罪可判6年徒刑。法院判決我有罪。我的律師向高級法院提出上訴。高級法院又請聯邦憲法法院做出裁決。1995年6月，憲法法院裁決，不得以叛國或從事諜報活動的罪名起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諜報官員。1995年10月18日，聯邦高級法院不得不接受我的律師的上訴，推翻了判我有罪的結論，把此案退回給杜塞道夫法院。
凝視從我面前走過的昔日的特工和鼴鼠，我不禁思忖道：過去的一切是否值得？我為撰寫本書陷入對往事的回憶時，這個問題常常縈繞心頭，揮之不去。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我試圖審視20世紀後50年的風風雨雨，思考自己作為一個諜報機構首腦在其中起的作用。雖然我們情報局成就卓著，仍無法挽救它為之效力的制度的滅亡。冷戰時期的一切無法以黑白畫線，只有深淺不等的灰色之分。無視這一點，就無法正確地認識過去，走向未來。正如我在法庭上陳述的那樣：
任何司法審判都無法完全揭示充滿了矛盾、幻想和罪咎的這段歷史。我生活和工作下的社會制度是烏托邦的產物。19世紀初以來，千千萬萬的人們，包括相信人類可以擺脫壓迫、剝削和戰爭的傑出的思想家，渴望實現這一理想。這一制度最終被人民所拋棄。但我仍然認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過去40年的歷史不是一團漆黑，一無是處。西方國家也不是一切都潔白無暇。用“正義國家”和“非正義國家”這樣的陳詞劃分對立的雙方無助於正確地認識這一段歷史的巨變。
這是不是說雙方沒有任何責任，不應受到任何指摘呢？當然不是。冷戰是一場無情的較量。雙方為了贏得勝利都犯有罪惡。如今冷戰連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已從報紙頭版中消失，成了歷史學家研究的對象。但我們不應忘記，實際情況從來不像雙方的宣傳機器描繪得那樣黑白分明。當代著名日本哲學家池田大作說過的一句話值得我們深思：“我們不能僅憑相對的好壞標準評價某個人，不假思索地或把他捧為正義的使者，或斥為邪惡的化身。善惡與世上萬物一樣，隨著歷史條件、社會特徵、時代和主觀觀念的演變而變化。”只有用這種觀點看問題，才能真正從冷戰以及我們這些參與了冷戰的人的一生中汲取教訓。
第十七章 後記
在我的諜報生涯中，甜酸苦辣的滋味都品嘗過。既經歷過巔峰時刻的輝煌，又因我們的出色成果受到忽視墜入過情緒的低谷，外加任何官僚機構都免不了的日常瑣事帶來的煩惱。每天的頭等大事往往是向國家領導人報告壞消息。冷戰期間敵方的高級諜報官員回首自己度過的一生時一定也有同感。當然，他們與我們有一點不同。他們一方是贏家。我這一輩子不僅參與了冷戰期間不為人知的諜報戰，而且還目睹了以我仍然信仰的社會主義的名義肆意濫用權力的行徑。
我們在諜報這一行中的老前輩的光榮事跡始終激勵著我。我也一直想以此激勵我的部下。無論是總部的諜報人員，還是潛入敵後的間諜，都把這些老前輩視為自己的榜樣。但有一件事始終纏繞在我心頭。希特勒上台後對世界虎視眈眈。索爾格、舒爾策·博伊森和特雷佩爾這樣的英雄事先都曾向蘇聯發出過警告：德國正在暗地磨刀霍霍。倘若這一情報引起蘇聯重視的話，本來可以避免慘重的損失。然而史達林卻把他們的警告當做耳旁風。這些人一生的最大悲劇在於：他們效力的制度不允許人們有自己的見解。一切決定和判斷都只能由一個人做。一個不能容納異見的制度也不會理睬不合自己胃口的情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實行的制度最終淪落到了這一步，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或獨立見解。
日後，我曾尋訪過紅色樂隊的部分倖存者。從西德出版的刊物上可以看到有關這一地下抵抗組織的詳細報導，而國家安全部里卻查不到這方面的檔案。米爾克把納粹時期的檔案抓在自己手裡，把它們交給調查司下面的一個特別科保管。我想盡辦法也沒能看到這批檔案。我想弄明白，背景和信仰如此不同的這批人究竟是如何投身於反抗希特勒的事業中來的，又是如何克服了自己內心的疑慮和恐懼？他們不顧周圍環境的險惡，毅然同一個魔爪無所不在的野蠻政權做鬥爭的內在力量又來自何處？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出版的刊物一般迴避探討諸如此類涉及個人道義和歷史責任的問題。
就事業而言，我們這些參與了冷戰的人沒有昔日反抗納粹制度的那些人高尚。如果我對自己一生的敘述說明了什麼的話，那就是諜報工作的局限性。回顧所做的工作，令我們感到欣慰的不是我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了敵人一個冷不防，而恰恰是相反的理由。由於諜報機構的存在，雙方的政治家不用擔心會遭到敵方的突然襲擊，從而為半個世紀的和平--也是歐洲大陸歷史上時間最久的和平--做出了貢獻。
雙方的政治家，也是我們的主顧，並不想承認這一點。情報價值的大小同間諜為搞到情報顯示出的勇氣和做出的犧牲實在毫無關係。根據我的體會，一個諜報機構是否卓有成效主要取決於收到情報的人在情報不合自己胃口時是否仍會重視它。問題是，通常只有少數人可以接觸到秘密情報，而且他們的決策方式也極不科學。由於收到的情報數量龐大，他們根本沒有時間認真消化。最終做出的決定明智與否基本上取決於向他們遞送情報的官僚機構。政府部門與諜報機構之間常常互相保密，好似隔著一堵牆。我在任期間，幾乎沒有機會向上級解釋哪些情報最重要。到頭來我手下的官員和間諜的工作成果只有米爾克隨意指定的極少數人知道。
凝視從我面前走過的昔日的特工和鼴鼠，我不禁思忖道：過去的一切是否值得？我為撰寫本書陷入對往事的回憶時，這個問題常常縈繞心頭，揮之不去。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我試圖審視20世紀後50年的風風雨雨，思考自己作為一個諜報機構首腦在其中起的作用。雖然我們情報局成就卓著，仍無法挽救它為之效力的制度的滅亡。冷戰時期的一切無法以黑白畫線，只有深淺不等的灰色之分。無視這一點，就無法正確地認識過去，走向未來。正如我在法庭上陳述的那樣：
任何司法審判都無法完全揭示充滿了矛盾、幻想和罪咎的這段歷史。我生活和工作下的社會制度是烏托邦的產物。19世紀初以來，千千萬萬的人們，包括相信人類可以擺脫壓迫、剝削和戰爭的傑出的思想家，渴望實現這一理想。這一制度最終被人民所拋棄。但我仍然認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過去40年的歷史不是一團漆黑，一無是處。西方國家也不是一切都潔白無暇。用“正義國家”和“非正義國家”這樣的陳詞劃分對立的雙方無助於正確地認識這一段歷史的巨變。
這是不是說雙方沒有任何責任，不應受到任何指摘呢？當然不是。冷戰是一場無情的較量。雙方為了贏得勝利都犯有罪惡。如今冷戰連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已從報紙頭版中消失，成了歷史學家研究的對象。但我們不應忘記，實際情況從來不像雙方的宣傳機器描繪得那樣黑白分明。當代著名日本哲學家池田大作說過的一句話值得我們深思：“我們不能僅憑相對的好壞標準評價某個人，不假思索地或把他捧為正義的使者，或斥為邪惡的化身。善惡與世上萬物一樣，隨著歷史條件、社會特徵、時代和主觀觀念的演變而變化。”只有用這種觀點看問題，才能真正從冷戰以及我們這些參與了冷戰的人的一生中汲取教訓。
第十七章 後記
在我的諜報生涯中，甜酸苦辣的滋味都品嘗過。既經歷過巔峰時刻的輝煌，又因我們的出色成果受到忽視墜入過情緒的低谷，外加任何官僚機構都免不了的日常瑣事帶來的煩惱。每天的頭等大事往往是向國家領導人報告壞消息。冷戰期間敵方的高級諜報官員回首自己度過的一生時一定也有同感。當然，他們與我們有一點不同。他們一方是贏家。我這一輩子不僅參與了冷戰期間不為人知的諜報戰，而且還目睹了以我仍然信仰的社會主義的名義肆意濫用權力的行徑。
我們在諜報這一行中的老前輩的光榮事跡始終激勵著我。我也一直想以此激勵我的部下。無論是總部的諜報人員，還是潛入敵後的間諜，都把這些老前輩視為自己的榜樣。但有一件事始終纏繞在我心頭。希特勒上台後對世界虎視眈眈。索爾格、舒爾策·博伊森和特雷佩爾這樣的英雄事先都曾向蘇聯發出過警告：德國正在暗地磨刀霍霍。倘若這一情報引起蘇聯重視的話，本來可以避免慘重的損失。然而史達林卻把他們的警告當做耳旁風。這些人一生的最大悲劇在於：他們效力的制度不允許人們有自己的見解。一切決定和判斷都只能由一個人做。一個不能容納異見的制度也不會理睬不合自己胃口的情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實行的制度最終淪落到了這一步，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或獨立見解。
日後，我曾尋訪過紅色樂隊的部分倖存者。從西德出版的刊物上可以看到有關這一地下抵抗組織的詳細報導，而國家安全部里卻查不到這方面的檔案。米爾克把納粹時期的檔案抓在自己手裡，把它們交給調查司下面的一個特別科保管。我想盡辦法也沒能看到這批檔案。我想弄明白，背景和信仰如此不同的這批人究竟是如何投身於反抗希特勒的事業中來的，又是如何克服了自己內心的疑慮和恐懼？他們不顧周圍環境的險惡，毅然同一個魔爪無所不在的野蠻政權做鬥爭的內在力量又來自何處？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出版的刊物一般迴避探討諸如此類涉及個人道義和歷史責任的問題。
就事業而言，我們這些參與了冷戰的人沒有昔日反抗納粹制度的那些人高尚。如果我對自己一生的敘述說明了什麼的話，那就是諜報工作的局限性。回顧所做的工作，令我們感到欣慰的不是我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了敵人一個冷不防，而恰恰是相反的理由。由於諜報機構的存在，雙方的政治家不用擔心會遭到敵方的突然襲擊，從而為半個世紀的和平--也是歐洲大陸歷史上時間最久的和平--做出了貢獻。
雙方的政治家，也是我們的主顧，並不想承認這一點。情報價值的大小同間諜為搞到情報顯示出的勇氣和做出的犧牲實在毫無關係。根據我的體會，一個諜報機構是否卓有成效主要取決於收到情報的人在情報不合自己胃口時是否仍會重視它。問題是，通常只有少數人可以接觸到秘密情報，而且他們的決策方式也極不科學。由於收到的情報數量龐大，他們根本沒有時間認真消化。最終做出的決定明智與否基本上取決於向他們遞送情報的官僚機構。政府部門與諜報機構之間常常互相保密，好似隔著一堵牆。我在任期間，幾乎沒有機會向上級解釋哪些情報最重要。到頭來我手下的官員和間諜的工作成果只有米爾克隨意指定的極少數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