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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歷史學家認為在基輔袋形包圍中俘獲的軍隊只是一群烏合之眾，最堅強的抵抗部署在莫斯科周圍，十月份如果消滅這些軍隊，就可能結束這場戰爭。雖然我在那裡呆過一個時期，但是判斷蘇聯地面戰役問題不是我能勝任的。這條戰線上的全部真實情況可能永遠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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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珍珠港的災難
在一九四○年五月，只消一個星期，就足以打破延續了幾世紀的歐洲均勢；同樣，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也只消一個星期，就足以決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和未來的全球均勢。 十二月四日，我們的集團軍群中心在漫天風雪中長驅直入莫斯科近郊；從列寧格勒到克里米亞，布爾什維克的俄國正在搖搖欲墜。法蘭西帝國早已崩潰。大英帝國也已瓦解，雖然英倫三島還在勉強支持，但我們日漸擴大的潛艇封鎖已越來越使它們在飢餓線上掙扎。除了美國，沒有別的國家能夠攔阻我們通往世界帝國的道路，但美國過慣了輕鬆舒適的生活，內部又爭吵不已，使它的力量削弱得無法作戰。罷工使它的工廠癱瘓了一半，但它依舊開足馬力生產奢侈品和裝飾品。它的兵力也只集中在以戰艦為中心的過時的海軍上，而且為了威懾日本人，竟然冒著危險選夏威夷為海軍基地，卻不能影響德國已露端倪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
七天以後，在十二月十一日，我們跟一個轉變成侵略性的軍事獨裁統治的美國發生了戰爭。這個美國在德國的瘋狂的敵人統治之下，萬眾一心地團結起來，把全國的工業緊急轉而為戰爭服務，徵召龐大的新的陸空軍，以打倒我們。莫斯科戰線上的紅軍，得到英美兩國的物資援助和新開到的原始的、拚死作戰的西伯利亞師團的增援，已經轉入反攻。在另外地方，蘇軍正在逼迫我們從羅斯托夫後退——這是阿道夫·希特勒自一九三三年起領導我們以來德國的第一次撤退。 在十二月四日，德國人民離世界帝國的頂峰只有一層梯級了，但是到了十二月十一日，卻發現自己已陷入生死存亡的兩線作戰的總體戰中，在東西兩面受到人口等於我們五倍而領土等於我們二十倍的兩個工業巨人的威脅。 象這樣軍事上的巨大逆轉，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日本人襲擊了珍珠港。溫斯頓·邱吉爾勳爵坦白地表示，一聽到進襲珍珠港的消息，他快樂得流出感激的眼淚來，因為他當時就知道，這一場戰爭他們已經打勝了。他當然不會為受到突襲和殺戮的美國水兵浪費眼淚。 下面是邱吉爾聽說的一段話：“要是我宣稱，有美國站在我們一邊對於我是最大的快樂，我想沒有一個美國人會認為我是說錯了。我不能預言事件的進程，我不能自稱已經準確地衡量了日本的軍事力量，但是現在，在這一剎那，我知道美國已經投入了戰爭，而且全力以赴，準備決一死戰。所以我們終於取得了勝利！”
沒有提到流眼淚。我曾經指出，馮·隆將軍在提到溫斯頓·邱吉爾的時候總無法保持冷靜。 日本襲擊珍珠港當然是完全有理由的，但這是一個可怕的戰略上的錯誤。 法國和英國勢力的崩潰，使歐洲人在遠東的殖民地幾乎藩籬盡撤。日本是這筆財富的天然繼承者。它需要利用這筆財富結束對中國的戰爭。歐洲人在幾代以前，就已經來到環繞地球的中途，把東亞征服，把它的資源掠奪去。但是現在一切都成為過去。日本是東亞所存在的唯一強大勢力。與其讓死去的歐洲帝國里幾個喝醉酒的白人官吏繼續過他們上流紳士的寄生蟲生活，倒不如讓這個亞洲民族把一片富饒的地區接管過來，這樣做自然更合乎道德。對於這個為命運所註定的勤勞聰慧的民族，阿道夫·希特勒尋求的只是跟它的友好關係。在總參謀部，我們推測日本會在對它最適當的時機進軍。我們根據世界哲學的每一種證據贊成這樣做。 日本對珍珠港的襲擊，從戰術上看是一次極其傑出的軍事行動，在許多方面都可跟巴巴羅沙相媲美。這兩個例子又都說明，不管緊張的戰爭空氣和各種預先的警告與暗示，一個貧窮的小國可以使一個富有的大國猝不及防地受到打擊。
在這兩種情況下，突襲被用來大規模摧毀敵人的第一線兵力。巴巴羅沙的突襲依靠和蘇俄訂互不侵犯條約去哄騙敵人，這個條約在當時還在生效。日本人更勝一籌，他們在和平談判中間對敵人發動了突襲。 當然，在發動這兩次襲擊的時候，都有人大聲叫嚷著“無恥”和“出賣”，仿佛這類私人道德標準與歷史事件有什麼關係似的。一個窮國想要取富國而代之，就必須使出它能夠找到的最好的手段。在歷史上，凡是取得成效的事情，就是合乎道德的事情。黑格爾教導說，上帝的意志只有在歷史的結局中才顯示出來。從這個觀點上看，巴巴羅沙和珍珠港都是向著宏偉的世界新秩序推進的理想主義的一招。 所不同的是，巴巴羅沙在戰略上是無懈可擊的，要不是由於一些不幸的沒有料到的因素，包括五個半月以後日本對珍珠港的突襲在內，結果一定會取得勝利。而對珍珠港的突襲恰好相反，它是戰略上的失算，所以邱吉爾把這個事件叫作瘋狂的自殺行為，這一次他倒是說對了。 只要違反了一個基本的規律，就足以使得戰略上的計劃成為無效。日本對珍珠港的突襲違反了兩個規律。被日本所忽視的兩個鐵的作戰法則是： 1．打擊敵人的心臟。 2．了解你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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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珍珠港的災難
在一九四○年五月，只消一個星期，就足以打破延續了幾世紀的歐洲均勢；同樣，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也只消一個星期，就足以決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和未來的全球均勢。 十二月四日，我們的集團軍群中心在漫天風雪中長驅直入莫斯科近郊；從列寧格勒到克里米亞，布爾什維克的俄國正在搖搖欲墜。法蘭西帝國早已崩潰。大英帝國也已瓦解，雖然英倫三島還在勉強支持，但我們日漸擴大的潛艇封鎖已越來越使它們在飢餓線上掙扎。除了美國，沒有別的國家能夠攔阻我們通往世界帝國的道路，但美國過慣了輕鬆舒適的生活，內部又爭吵不已，使它的力量削弱得無法作戰。罷工使它的工廠癱瘓了一半，但它依舊開足馬力生產奢侈品和裝飾品。它的兵力也只集中在以戰艦為中心的過時的海軍上，而且為了威懾日本人，竟然冒著危險選夏威夷為海軍基地，卻不能影響德國已露端倪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
七天以後，在十二月十一日，我們跟一個轉變成侵略性的軍事獨裁統治的美國發生了戰爭。這個美國在德國的瘋狂的敵人統治之下，萬眾一心地團結起來，把全國的工業緊急轉而為戰爭服務，徵召龐大的新的陸空軍，以打倒我們。莫斯科戰線上的紅軍，得到英美兩國的物資援助和新開到的原始的、拚死作戰的西伯利亞師團的增援，已經轉入反攻。在另外地方，蘇軍正在逼迫我們從羅斯托夫後退——這是阿道夫·希特勒自一九三三年起領導我們以來德國的第一次撤退。 在十二月四日，德國人民離世界帝國的頂峰只有一層梯級了，但是到了十二月十一日，卻發現自己已陷入生死存亡的兩線作戰的總體戰中，在東西兩面受到人口等於我們五倍而領土等於我們二十倍的兩個工業巨人的威脅。 象這樣軍事上的巨大逆轉，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日本人襲擊了珍珠港。溫斯頓·邱吉爾勳爵坦白地表示，一聽到進襲珍珠港的消息，他快樂得流出感激的眼淚來，因為他當時就知道，這一場戰爭他們已經打勝了。他當然不會為受到突襲和殺戮的美國水兵浪費眼淚。 下面是邱吉爾聽說的一段話：“要是我宣稱，有美國站在我們一邊對於我是最大的快樂，我想沒有一個美國人會認為我是說錯了。我不能預言事件的進程，我不能自稱已經準確地衡量了日本的軍事力量，但是現在，在這一剎那，我知道美國已經投入了戰爭，而且全力以赴，準備決一死戰。所以我們終於取得了勝利！”
沒有提到流眼淚。我曾經指出，馮·隆將軍在提到溫斯頓·邱吉爾的時候總無法保持冷靜。 日本襲擊珍珠港當然是完全有理由的，但這是一個可怕的戰略上的錯誤。 法國和英國勢力的崩潰，使歐洲人在遠東的殖民地幾乎藩籬盡撤。日本是這筆財富的天然繼承者。它需要利用這筆財富結束對中國的戰爭。歐洲人在幾代以前，就已經來到環繞地球的中途，把東亞征服，把它的資源掠奪去。但是現在一切都成為過去。日本是東亞所存在的唯一強大勢力。與其讓死去的歐洲帝國里幾個喝醉酒的白人官吏繼續過他們上流紳士的寄生蟲生活，倒不如讓這個亞洲民族把一片富饒的地區接管過來，這樣做自然更合乎道德。對於這個為命運所註定的勤勞聰慧的民族，阿道夫·希特勒尋求的只是跟它的友好關係。在總參謀部，我們推測日本會在對它最適當的時機進軍。我們根據世界哲學的每一種證據贊成這樣做。 日本對珍珠港的襲擊，從戰術上看是一次極其傑出的軍事行動，在許多方面都可跟巴巴羅沙相媲美。這兩個例子又都說明，不管緊張的戰爭空氣和各種預先的警告與暗示，一個貧窮的小國可以使一個富有的大國猝不及防地受到打擊。
在這兩種情況下，突襲被用來大規模摧毀敵人的第一線兵力。巴巴羅沙的突襲依靠和蘇俄訂互不侵犯條約去哄騙敵人，這個條約在當時還在生效。日本人更勝一籌，他們在和平談判中間對敵人發動了突襲。 當然，在發動這兩次襲擊的時候，都有人大聲叫嚷著“無恥”和“出賣”，仿佛這類私人道德標準與歷史事件有什麼關係似的。一個窮國想要取富國而代之，就必須使出它能夠找到的最好的手段。在歷史上，凡是取得成效的事情，就是合乎道德的事情。黑格爾教導說，上帝的意志只有在歷史的結局中才顯示出來。從這個觀點上看，巴巴羅沙和珍珠港都是向著宏偉的世界新秩序推進的理想主義的一招。 所不同的是，巴巴羅沙在戰略上是無懈可擊的，要不是由於一些不幸的沒有料到的因素，包括五個半月以後日本對珍珠港的突襲在內，結果一定會取得勝利。而對珍珠港的突襲恰好相反，它是戰略上的失算，所以邱吉爾把這個事件叫作瘋狂的自殺行為，這一次他倒是說對了。 只要違反了一個基本的規律，就足以使得戰略上的計劃成為無效。日本對珍珠港的突襲違反了兩個規律。被日本所忽視的兩個鐵的作戰法則是： 1．打擊敵人的心臟。 2．了解你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