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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40 億馬克以“東援”遭受困難的農業部門,結果 96.8%落入占地 20 公頃 以上的農戶之手。與此同時,政府為了增加收入,大量開徵新稅,幾度頒發 減薪、緊縮社會福利開支的緊急法令。新增的稅目大多由勞動人民承擔,遭 削減的社會福利開支有殘廢救濟金、年老退休者救濟金、孤寡救濟金和失業 者補助金。另外,政府還裁減了約 1/3 的政府職員。這些措施不僅減少了德 國社會對商品的“有效需求”,進一步深化了危機,而且打擊了中下層民眾, 激化了國內階級矛盾。

  民眾生活狀況惡化

  在經濟危機和布呂寧政府反危機措施的打擊下,德國中下層民眾生活狀 況急劇惡化,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勞動人民的工資收入下降。由於政府以延長勞動日的辦法降低工人工

  資,或者減少計時工資,一個產業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資由 1929 年的 40.2 馬 克減少到 1932 年 6 月的 22.1 馬克。1932 年,德國約 500 萬職員和公務員人 均月薪只有 150 馬克,70%的醫生每月收入低於 170 馬克。

  工人的失業人數和失業比例驟增。1929 年全國失業人數 189.2 萬,占職

  工總人數的 9.6%,1932 年猛增到 557.5 萬,占 30.8%,其中 1932 年 2 月的 失業人數達 612.8 萬。除此之外,全國還有一定數量的半失業者。失業救濟 金微薄,1929 年,德國每個失業人員的救濟金為每周 6—10.5 馬克,由於布 呂寧政府削減政府開支,1932 年的失業救濟金大城市每人每月為 16.44 馬 克,中等城市為 14.36 馬克,小城市 13.14 馬克。14%的失業者,特別是婦 女和青年,得不到國家的任何補助,他們的處境更為困難,對現狀也更為不 滿。

  手工業者和中小企業主破產達幾十萬家。政府職員、教師、工程師和文 藝工作者的失業人數有 10 萬之多,僅工程師和化學技師在 1930 年至 1932 年失業人數就增加了 5 倍。高等學校絕大多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經濟地位 素來比較穩定的政府職員和知識分子階層因為沒有不動產,完全依靠工資收 入過活,全部的財產和希望都集中在銀行儲蓄上,在信用危機的打擊下,積 蓄蕩然無存,經濟地位一落千丈。

  農民則受到日益增長的稅收和高額佃押金的重壓。從 1928 年到 1932 年,

  他們的債務增加了 10 億馬克。政府“援助東部”的 40 億馬克救濟金,96.08

  %落入占地 20 公頃以上的大農戶手中。農民只有破產一途,強迫拍賣土地的 事件劇增,從 1928 年到 1932 年,被拍賣的農民土地達 36 萬公頃。僱農的報 酬也急劇下降。

  在經濟危機的打擊下,中下層民眾的心態發生了急劇變化,他們強烈地 要求改變現狀。正如自由派時事評論家利奧波德·施瓦茨席爾德當時描述的 那樣:“從每一次談話中,無例外地會從談話中感到,像有一股毒氣向你撲 來似的情緒,憂慮、不安、疲憊、反感、憤慨和歇斯底里構成的六千萬倍的 混合物,這種無法言狀的也難於描述的情緒本身就是一個禍根”,“一種要 求變革的熾熱願望”遍及整個德國。①同時,他們迫切希望得到國家強有力的 保護,不論這個國家是實行民主共和制還是獨裁體制。由於德國的經濟慘狀 與凡爾賽條約和戰後賠償直接相關,民眾還強烈要求打破凡爾賽體系的束 縛,使德國重新加入列強的行列。

  資產階級的分化

  在經濟危機的衝擊下,德國資產階級對內政外交的總方針的基本態度也 發生了變化。道威斯計劃實施後,德國獲得美英兩國的大量援助,繁榮了經 濟,政治也比較穩定,因此資產階級對一個能實行和平外交同戰勝國合作, 以民主政治調和國內各階級關係的民主共和政權是支持、擁護的。但是在經 濟危機打擊之下,戰勝國組織起英鎊集團,美元集團、金本位集團等區域性 經濟和貨幣集團,堵住了德國經濟向外滲透的縫隙,喪失全部殖民地的德國 外貿量一落千丈。1929—1935 年德國出口總額降低 69.1%,進口總額降低

  70.8%。此外,危機期間民眾要求變革的願望日益強烈,社會政治經濟秩序

  激烈動盪。這時,德國壟斷資產階級從整體來說希望找到一把雙刃劍,對外 能迅速調整國際秩序,使德國擺脫凡爾賽體系的束縛,並進而奪取勢力範圍, 對內能控制深懷不滿情緒的中下層民眾,穩定社會秩序。

  但是在資產階級內部,不同的利益集團由於所處的地位不同,對內政外

  交具體方針的要求相差甚遠。一次大戰結束以來,決定著德國經濟政治生活 的是兩大壟斷集團。一個由以加工工業部門和輸出工業部門為主的壟斷組織 集團及有關的銀行組成,其核心人物包括當時最大的輸出商和制鐵工業家奧 托·沃爾夫、西門子電氣公司財主卡爾·馮·西門子,德國工業協會第一主 席及法本工業公司監事會主席卡爾·杜伊斯貝格等。另一個集團由魯爾區的 重工業巨頭組成,其首腦人物包括著名的煤鋼大王基爾道夫、蒂森等人。前 一個集團所處的地位比較有利,且同國際資本,特別是英國和比利時的工業 家有著廣泛的聯繫,因而在對外政策上主張接近西方,在對內政策方面則把 人民黨和中央黨作為其利益代表者,並利用社會民主黨為自己的利益服務。 他們擁護魏瑪共和國,不想作冒險的嘗試。後一集團是德國財政資本中最具 有沙文主義和復仇主義要求的派系,其利益因凡爾賽條約喪失了阿爾薩斯— 洛林、上西里西亞等主要工業原料基地而受到較大損害,所以他們公開反對 凡爾賽條約和賠償義務,要求立即著手全面武裝德國。這個集團中的蒂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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