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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解決什勒斯維希和荷爾斯坦因的“法律權利”問題，來表達普 魯士的“德意志民族精神”。俾斯麥深深懂得，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最能 夠樹立普魯士在德意志各邦的威信的，莫過於舉起“民族主義”大旗。因為， 千百年來，特別是拿破崙戰爭以來，處於歐洲列強股掌之中的德意志各邦的 人民，對“維護民族主權”至為敏感。石—荷問題正是俾斯麥揮動這面旗幟
的大好時機，他決意牽頭“奪回”石、荷兩公國，使普魯士在德意志各邦面 前，在全德人民的心目中，成為“德意志弟兄們”的希望。在一個四分五裂 的國度里，比起那些狹隘的邦君，俾斯麥能站在維護“全民族”利益的角度 去為普魯士爭得“民族”地位，這確是高人一籌。
其次，以此顯示普魯士在“德意志聯邦”中的獨立性和普魯士推行強權 政治的果敢精神。石—荷危機發生後，德意志各邦和聯邦議會均認為解決爭 端的途徑，就是支持奧古斯膝堡公爵為石—荷的合法繼承人。議會為此還作 出專門的決議。普魯士的一些當權者，如駐巴黎大使戈爾茨伯爵也主張普王 順應“德意志感情”，支持這一方案。俾斯麥不以為然，不支持這種“追逐 德國虛偽名望”的民族感，而且他認為這是考驗普魯士在德意志各邦中的份 量的衡量器。假如能用普魯士的“鐵血”手段而不是聯邦的法權手段獲取石
—荷，就可造成這樣一個既定的事實：普魯士是作為一個大國而不是作為“聯 邦成員”行事，普魯士必須領導別人，而不是追隨別人；而這一舉措的成功， 又可向全德證明俾斯麥的基本政治路線的正確，即德意志“力量的加強不可 能來自（聯邦）議會政治與新聞政治，而只可能來自基於實力的強權政治。” 最後，以此緩和“憲法衝突”。俾斯麥雖則蔑視議會，並對其採取強權 壓制的手段。但兵役期和軍事預算問題一直未決。1863 年冬，即石—荷危機 發生的當年，眾議院又在 1864 年的預算中勾去整編軍隊的經費。而歐洲的金 融巨頭，只辦理有三方面簽字的期票貼現，如果在期票上簽字的除了政府以 外只有貴族院，沒有眾議院，或者是由冒名頂替者組成的眾議院，那末金融 界就會把這樣的期票當作一張空頭支票而不予認可。因此，俾斯麥深知，要 使這些褲帶里栓著國家錢櫃鑰匙的自由派就範，有效的辦法就是激起他們的 “愛國自豪感”，他的石—荷政策取得的勝利越大，與眾議院自由派的矛盾 就會縮得越小。事態的發展證明，俾斯麥的估計是正確的，當普軍在對丹麥 戰爭中攻克迪佩爾要塞後，原先支持奧古斯滕堡大公的柏林自由派，便從責
難俾斯麥轉而簽名上書普王，支持俾斯麥路線。
對外，俾斯麥利用英、法、俄在國際爭端上的矛盾，採取有效措施予以 穩住，同時卓有成效地爭取到奧地利與其一致行動。1864 年 1 月初，俾斯麥 向奧駐普大使卡羅利正式建議普奧聯盟，立即獲維也納的響應。 1 月 17 日 普奧於柏林威廉街簽訂盟約。奧地利許諾：要是丹麥國王不撤銷總憲法的話， 奧軍將支持普軍去對付丹麥。
就在普奧擬就盟約的當天，兩國聯合向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九世提出最
後通牒：限於 48 小時內宣布已公布的總憲法無效。丹麥拒絕，1 月下旬和 2 月上旬，普奧軍隊進入石—荷。3 周后，整個日德蘭半島便為普奧軍隊所控 制。戰爭的進程如俾斯麥之所料，丹麥向英、法求援，列強作壁上觀。丹麥 完全孤立，向普奧求和。5 月 12 日，締結停戰協定，丹麥答應讓出石—荷。
1865 年 8 月 14—20 日，普奧簽訂了分享戰利品的加斯坦因專約，規定： 石—荷為普奧共有，但分別管理。奧管南面的荷爾斯坦因，普管北面的石勒 蘇益格；荷的首府基爾港的防務委託普軍擔任，鄂爾登堡由普奧軍隊聯防； 普魯士有權建築經荷爾斯坦因境內的鐵路，設置電報以及開鑿北海通波羅的 海的運河。
又是“共有”，又是“分管”；又是南，又是北，為什麼要弄得如此復 雜呢？維也納的政治家曾稱專約是“沒有謎底的謎語”。其實，俾斯麥的用 意很清楚，他在為普奧衝突埋下伏筆。試想，奧地利地處南德，荷地處北德
海邊，中間橫著普魯士，奧要真正掌握荷，會有多大麻煩？奧管荷，普管石， 由普至石必經荷，普魯士就不能利用“共有”、“過道”製造事端嗎？因此， 這個“謎底”在俾斯麥那裡早就有了。用他的話來說，這是“一張遮蓋裂縫 的糊牆紙”，俾斯麥曾寫道：“我們在這裡遇到的問題，是只要歐洲的政治 形勢許可便可隨時用來作為發動（對奧）戰爭的藉口的問題。”只要時機一 到，他就會捅破這張“糊牆紙”，打一場“兄弟鬩牆”的、決定德意志命運 的戰爭。
普奧戰爭
解決了石—荷危機，俾斯麥立即把搬掉最大的政治障礙物奧地利列為他 的政策重心。
然而，俾斯麥要真的推行這個戰略決策，並非易事。 普魯士王室和容克保守派堅持君主主義原則，始終不能忘情於神聖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