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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的是我們與越共之間的“戰爭”仍然不太順利。貪污腐敗盛行，政府真正能夠控制的地方很小，整個社會在走向衰敗……民眾仍然漠不關心……民族解放陣線仍然控制著南越的大部分地區，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安民計劃進展順利。南越軍隊疲弱、消極、不思進取，在推行安民計劃時行動非常遲緩。
北越的形勢： 河內對談判所持的態度從未軟化和更新過……他們似乎對政治解決辦法不感興趣，決心與擴大衝突的美軍周旋到底……沒有跡象表明空中轟炸削弱了河內的抵抗意志和其向南越輸送必需物資的能力。河內尚未表現出結束大規模戰鬥和勸告越共鑽進叢林的跡象。北越人相信自己是正確的；他們認為阮高其政權是傀儡政權，他們相信全世界都站在他們一邊。美國公眾不會有足夠的耐力反對他們。因此，雖然他們的政府中或許有某些派別贊成採取其它策略，但他們相信從長遠來看，他們比我們強大。
共產黨集團的形勢： 蘇聯的主要目標似乎仍是避免直接捲入軍事衝突，防止越南妨礙蘇美關係的其它方面，同時給予河內足夠的支持，維持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集團中的名譽。
中國主要忙於進行國內的文化大革命。沒有理由懷疑中國會應河內的請求而履行承諾介入衝突。北京還可能自發地介入進來，如果她認為河內政權已岌岌可危的話。
我接著詳細闡述了威廉·威斯特摩蘭提出的行動策略的依據和理由： 贊成向南越增派軍隊的人都相信這樣做能加快結束戰爭的進程。他們都不認為增派軍隊是為了避免失敗，沒有人認為增派軍隊是為了按預定計劃進行戰爭，他們都認為如要加速戰爭進程就需要增加軍隊。他們的理由是：我們在一九六五年避免了軍事失敗，在一九六六年掌握了軍事上的主動，此後則連續重創敵軍，破壞了敵人的一部分攻擊能力，削弱了他們對民眾的控制力；對敵軍主力及其根據地採取更強大的軍事行動必將給敵軍造成更大損失，對其作戰能力和對民眾的控制力造成更大的破壞。這樣一來，我們將更容易在南越創造一個可使安民計劃生根發芽並蓬勃開展的良好環境；同時，由於我們在南越取得了進展，由於我們給敵軍造成了重大傷亡，我們將迫使河內儘快改變態度，按照合理的條件結束戰爭。
但是這種做法包含著極大的風險和不良影響，在此必須加以說明： 增派二十萬軍隊意味著要徵召預備役人員，將使全軍增加五十萬人。這肯定會在國會引起激烈爭論，也將招致來自國內的要求在南越以外地區採取強大行動的不可抗拒的壓力。要求“解除對參戰軍隊的束縛”的呼聲將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高漲。所要採取的行動將包括更大規模的轟炸，不僅要對原來選定的目標進行連續不斷的轟炸，而且要轟炸水閘和堤壩等戰略（民用）目標，破壞港口以及蘇聯和其它國家的船隻。與此相關的行動必將是在寮國、柬埔寨甚至北越採取重大的地面行動。如果中國人在越南或朝鮮參戰，如果美國的損失非常巨大而常規戰爭不能達成預期的目的時，肯定會有人建議使用核武器、放射性武器、細菌武器和化學武器。
簡言之，不斷採取升級行動有使戰爭完全失去控制的危險。我認為必須防止這種危險。我對總統講道： 許多美國人和世界上許多國家也許不會容許美國超越一定的界限。世界上的一個超級大國每周殺死或重傷一千名非戰鬥人員，因一個是非曲直仍在激烈爭論中的問題而試圖使一個落後的小國家屈服，這的確不是一幅好看的畫面。可以想像，這肯定會扭曲美國人民的國民意識和美國在全世界的形象，特別是在給北越造成的損失足以使我們“成功”的情況下。
這一切使我決定堅決反對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要求。我強調指出，必須把越南問題置於整個亞洲的大環境中來考慮。我所持的一個觀點與幾年前大不一樣：我認為共產黨在印度尼西亞的失敗和中國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等事態發展表明，亞洲的形勢向對我們有利的方面轉化，這樣就降低了南越的重要性。我呼籲我們“明確最低目標”，以下述兩項原則為基礎制訂我們的政策： 一、我們的責任只是關照南越人民獲得自己決定未來的權利。
二、如果南越失去自助之力，則我們的責任即告終止。
因此，我提出了一項存在讓步可能的政治軍事策略：把轟炸限制在北緯二十度線以南以封鎖滲透“渠道”；增派軍隊數量限定為三萬人，此後不再增加；採取更靈活的交涉立場，積極謀求政治解決。
我坦率地闡述了執行這項策略的困難： 某些人將堅持認為對北越施加足夠的壓力必能有所收穫，否則我們就是在對方未付任何代價的情況下放棄了手中的一個好籌碼。許多人將認為不大量增派軍隊會延長戰爭，會有失敗的危險，會增如前線美軍官兵的傷亡人數。有些人將堅持認為……河內會更加好戰並提出更多要求……有些人將指出，美國改變調子將使“許多人逃離”泰國、寮國甚至南越，將威脅到政府的團結和軍隊的士氣，並失去人民的支持。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和美國總統的名譽將受到嚴重影響。
但是我認為這個策略所遇到的困難和所謂的風險比其它任何策略都校經過深思熟慮，我得出了自己的結論，並坦率地告訴了林登·B·詹森總統：“越南戰爭正在形成自身的發展勢頭，必須中止這種勢頭”；威廉·威斯特摩蘭的策略“會給國家帶來重大災難”。
北越的形勢： 河內對談判所持的態度從未軟化和更新過……他們似乎對政治解決辦法不感興趣，決心與擴大衝突的美軍周旋到底……沒有跡象表明空中轟炸削弱了河內的抵抗意志和其向南越輸送必需物資的能力。河內尚未表現出結束大規模戰鬥和勸告越共鑽進叢林的跡象。北越人相信自己是正確的；他們認為阮高其政權是傀儡政權，他們相信全世界都站在他們一邊。美國公眾不會有足夠的耐力反對他們。因此，雖然他們的政府中或許有某些派別贊成採取其它策略，但他們相信從長遠來看，他們比我們強大。
共產黨集團的形勢： 蘇聯的主要目標似乎仍是避免直接捲入軍事衝突，防止越南妨礙蘇美關係的其它方面，同時給予河內足夠的支持，維持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集團中的名譽。
中國主要忙於進行國內的文化大革命。沒有理由懷疑中國會應河內的請求而履行承諾介入衝突。北京還可能自發地介入進來，如果她認為河內政權已岌岌可危的話。
我接著詳細闡述了威廉·威斯特摩蘭提出的行動策略的依據和理由： 贊成向南越增派軍隊的人都相信這樣做能加快結束戰爭的進程。他們都不認為增派軍隊是為了避免失敗，沒有人認為增派軍隊是為了按預定計劃進行戰爭，他們都認為如要加速戰爭進程就需要增加軍隊。他們的理由是：我們在一九六五年避免了軍事失敗，在一九六六年掌握了軍事上的主動，此後則連續重創敵軍，破壞了敵人的一部分攻擊能力，削弱了他們對民眾的控制力；對敵軍主力及其根據地採取更強大的軍事行動必將給敵軍造成更大損失，對其作戰能力和對民眾的控制力造成更大的破壞。這樣一來，我們將更容易在南越創造一個可使安民計劃生根發芽並蓬勃開展的良好環境；同時，由於我們在南越取得了進展，由於我們給敵軍造成了重大傷亡，我們將迫使河內儘快改變態度，按照合理的條件結束戰爭。
但是這種做法包含著極大的風險和不良影響，在此必須加以說明： 增派二十萬軍隊意味著要徵召預備役人員，將使全軍增加五十萬人。這肯定會在國會引起激烈爭論，也將招致來自國內的要求在南越以外地區採取強大行動的不可抗拒的壓力。要求“解除對參戰軍隊的束縛”的呼聲將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高漲。所要採取的行動將包括更大規模的轟炸，不僅要對原來選定的目標進行連續不斷的轟炸，而且要轟炸水閘和堤壩等戰略（民用）目標，破壞港口以及蘇聯和其它國家的船隻。與此相關的行動必將是在寮國、柬埔寨甚至北越採取重大的地面行動。如果中國人在越南或朝鮮參戰，如果美國的損失非常巨大而常規戰爭不能達成預期的目的時，肯定會有人建議使用核武器、放射性武器、細菌武器和化學武器。
簡言之，不斷採取升級行動有使戰爭完全失去控制的危險。我認為必須防止這種危險。我對總統講道： 許多美國人和世界上許多國家也許不會容許美國超越一定的界限。世界上的一個超級大國每周殺死或重傷一千名非戰鬥人員，因一個是非曲直仍在激烈爭論中的問題而試圖使一個落後的小國家屈服，這的確不是一幅好看的畫面。可以想像，這肯定會扭曲美國人民的國民意識和美國在全世界的形象，特別是在給北越造成的損失足以使我們“成功”的情況下。
這一切使我決定堅決反對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要求。我強調指出，必須把越南問題置於整個亞洲的大環境中來考慮。我所持的一個觀點與幾年前大不一樣：我認為共產黨在印度尼西亞的失敗和中國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等事態發展表明，亞洲的形勢向對我們有利的方面轉化，這樣就降低了南越的重要性。我呼籲我們“明確最低目標”，以下述兩項原則為基礎制訂我們的政策： 一、我們的責任只是關照南越人民獲得自己決定未來的權利。
二、如果南越失去自助之力，則我們的責任即告終止。
因此，我提出了一項存在讓步可能的政治軍事策略：把轟炸限制在北緯二十度線以南以封鎖滲透“渠道”；增派軍隊數量限定為三萬人，此後不再增加；採取更靈活的交涉立場，積極謀求政治解決。
我坦率地闡述了執行這項策略的困難： 某些人將堅持認為對北越施加足夠的壓力必能有所收穫，否則我們就是在對方未付任何代價的情況下放棄了手中的一個好籌碼。許多人將認為不大量增派軍隊會延長戰爭，會有失敗的危險，會增如前線美軍官兵的傷亡人數。有些人將堅持認為……河內會更加好戰並提出更多要求……有些人將指出，美國改變調子將使“許多人逃離”泰國、寮國甚至南越，將威脅到政府的團結和軍隊的士氣，並失去人民的支持。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和美國總統的名譽將受到嚴重影響。
但是我認為這個策略所遇到的困難和所謂的風險比其它任何策略都校經過深思熟慮，我得出了自己的結論，並坦率地告訴了林登·B·詹森總統：“越南戰爭正在形成自身的發展勢頭，必須中止這種勢頭”；威廉·威斯特摩蘭的策略“會給國家帶來重大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