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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後，哈羅德·威爾遜在電視上說：“我認為我們離和談已經不遠了……但希望突然破滅了。”他說，只要延長四十八小時就行。約在此時，湯米·湯普森再赴莫斯科擔任大使。據他報告，蘇聯駐華盛頓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說：“阿列克謝·柯西金在倫敦的聲明……不是毫無根據的。”換言之，俄國人有理由相信北越人已準備進行談判了。
哈羅德·威爾遜和阿列克謝·柯西金是對的嗎？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我們在謀求結束戰爭時，沒有很好地統一和協調外交行動和軍事行動。
從一九六六年初到一九六七年夏，公眾仍然非常支持政府的越南政策，儘管美軍的傷亡和新聞媒介對戰爭的議論日益增多。在聖誕節停火結束之後，民意測驗顯示約有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對戰爭持中間立場。例如，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路易斯·哈里斯報告， “關于越南戰爭，全國目前有一點是‘一致’的：美國人民希望體面地結束戰爭，有一半人認為我們必須堅持到底。”不過，哈里斯也報告說，“美國人民的意見分歧已越來越大，部分人贊成全力作戰以縮短戰爭進程，部分人贊成談判而不願冒擴大戰爭的風險。”他的結論是：“如果國內有某種輿論傾向的話，那就是以軍事手段解決目前這種令人不安的僵持局面。”贊成參議員理察·B·拉塞爾的“要麼戰勝要麼撤退”觀點的人似乎越來越多了。
左翼勢力的壓力——要求我們少打仗或撤退——到一九六八年初才達到高潮，是林登·B·詹森總統決定不參加競選連任的主要原因。而在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的大部分時間，我們無須特別擔心這方面的壓力。總統、迪安·臘斯克和我更擔心的是來自右翼勢力的壓力。霍克斯指責我們在迫使我軍把一隻手放在背後作戰，他要求我們解除對美國軍隊的一切束縛。
然而，我們認為在有核時代對越南進行無限戰爭，將使我國和全世界處於非常巨大的危險之中。用迪安·臘斯克的話來說，我們不得不“以冷血的態度去做熱血之事”。總統夫人在日記中描述了我們的困難處境：“到處都是麻煩。我國人民的想法似乎是， ‘或者以極大的熱情進行戰爭並贏得勝利，或者抽身而退’。進行有限戰鬥是極為艱難的。”
此時，左派的口頭指責和暴力行動開始多起來，特別是在大學校院內。這些反對派經常把我當作攻擊目標，說我是美國的“戰爭機器”的象徵。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個星期，阿默斯特學院和紐約大學的教職員工和大學生因我獲得榮譽學位而罷課表示抗議。此前不久，我在小女兒凱西所在的查塔姆學院畢業班演講時，遭到了糾察隊員的轟趕。
我尊重這些大學生提反對意見的權利和勇敢精神。“現在一些大學生提出抗議有重要的意義。”我在查塔姆學院說，“但是，某些極端分子的抗議行動也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我們要完全認清我們的原則和優勢。在我國，表示反對意見的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我在另外一個場合說：“我認為如沒有表示反對意見的自由，我們就不可能有民主。”我當時這麼認為，現在仍然如此。
在我訪問校園期間，最令我煩惱的是我發現，學校的名氣越大，學生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就越反對政府的越南政策。在阿默斯特，抗議我露面的人都戴著袖章。我查點了人數，計算了四類抗議者所占的比例：畢業生，成績良好的畢業生，成績優秀的畢業生，成績極為出色的畢業生。使我驚奇的是，學術水平越高，所占的比例就越大。最大最激烈的校園示威活動發生在伯克利和斯坦福等著名大學。
最早的一次可怕的示威活動是一九六六年秋在哈佛大學發生的。當時，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理察·諾伊施塔特教授邀請我去向一些在校學生講話。與此同時，在哈佛大學給研究生講授國際關係的亨利·基辛格邀請我到他的班上去。我接受了兩人的邀請，還想訪問我的母校——哈佛商學院。
十一月七日，我來到坎布里奇，沒有帶保衛人員，我在擔任國防部長的七年中，去國內的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我的司機有時帶著手槍。他在伍德羅·威爾遜總統任職內曾為當時擔任助理海軍部長的富蘭克林·羅斯福開過車。在我們的汽車尾箱裡有一支模樣像鋼筆的催淚瓦斯槍。有一天，我到甘迺迪家族開會，討論為約翰·F·甘迺迪總統選擇墓地的計劃。會後，我問尤妮斯·施賴弗（甘迺迪總統的妹妹）是否需要搭車。她要求把她送到沃德曼公園飯店。當我和尤妮斯行駛在康乃狄克大街時，我決定告訴她如何使用催淚瓦斯槍。我把車窗玻璃搖下一點，拿起催淚瓦斯槍摁了一下。由於車速很快，瓦斯回流到車內，本計劃在沃德曼公園飯店演說的尤妮斯被嗆得尖叫起來。我們到飯店時，她已精疲力竭了。
我訪問哈佛商學院時一切都很正常，我和昆西學院的學生在查爾斯河上隨意暢談、爭論，使我興奮不已。然而，當我離開昆西學院前往蘭德爾教學大樓亨利·基辛格的班級時，麻煩出現了。昆西學院的大門面向米爾街，是一條僅夠一輛轎車通過的磚石小路。學校派一輛小型客車和校園警衛送我去蘭德爾。當我進入轎車時，一大群學生迅速圍了過來。
哈羅德·威爾遜和阿列克謝·柯西金是對的嗎？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我們在謀求結束戰爭時，沒有很好地統一和協調外交行動和軍事行動。
從一九六六年初到一九六七年夏，公眾仍然非常支持政府的越南政策，儘管美軍的傷亡和新聞媒介對戰爭的議論日益增多。在聖誕節停火結束之後，民意測驗顯示約有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對戰爭持中間立場。例如，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路易斯·哈里斯報告， “關于越南戰爭，全國目前有一點是‘一致’的：美國人民希望體面地結束戰爭，有一半人認為我們必須堅持到底。”不過，哈里斯也報告說，“美國人民的意見分歧已越來越大，部分人贊成全力作戰以縮短戰爭進程，部分人贊成談判而不願冒擴大戰爭的風險。”他的結論是：“如果國內有某種輿論傾向的話，那就是以軍事手段解決目前這種令人不安的僵持局面。”贊成參議員理察·B·拉塞爾的“要麼戰勝要麼撤退”觀點的人似乎越來越多了。
左翼勢力的壓力——要求我們少打仗或撤退——到一九六八年初才達到高潮，是林登·B·詹森總統決定不參加競選連任的主要原因。而在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的大部分時間，我們無須特別擔心這方面的壓力。總統、迪安·臘斯克和我更擔心的是來自右翼勢力的壓力。霍克斯指責我們在迫使我軍把一隻手放在背後作戰，他要求我們解除對美國軍隊的一切束縛。
然而，我們認為在有核時代對越南進行無限戰爭，將使我國和全世界處於非常巨大的危險之中。用迪安·臘斯克的話來說，我們不得不“以冷血的態度去做熱血之事”。總統夫人在日記中描述了我們的困難處境：“到處都是麻煩。我國人民的想法似乎是， ‘或者以極大的熱情進行戰爭並贏得勝利，或者抽身而退’。進行有限戰鬥是極為艱難的。”
此時，左派的口頭指責和暴力行動開始多起來，特別是在大學校院內。這些反對派經常把我當作攻擊目標，說我是美國的“戰爭機器”的象徵。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個星期，阿默斯特學院和紐約大學的教職員工和大學生因我獲得榮譽學位而罷課表示抗議。此前不久，我在小女兒凱西所在的查塔姆學院畢業班演講時，遭到了糾察隊員的轟趕。
我尊重這些大學生提反對意見的權利和勇敢精神。“現在一些大學生提出抗議有重要的意義。”我在查塔姆學院說，“但是，某些極端分子的抗議行動也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我們要完全認清我們的原則和優勢。在我國，表示反對意見的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我在另外一個場合說：“我認為如沒有表示反對意見的自由，我們就不可能有民主。”我當時這麼認為，現在仍然如此。
在我訪問校園期間，最令我煩惱的是我發現，學校的名氣越大，學生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就越反對政府的越南政策。在阿默斯特，抗議我露面的人都戴著袖章。我查點了人數，計算了四類抗議者所占的比例：畢業生，成績良好的畢業生，成績優秀的畢業生，成績極為出色的畢業生。使我驚奇的是，學術水平越高，所占的比例就越大。最大最激烈的校園示威活動發生在伯克利和斯坦福等著名大學。
最早的一次可怕的示威活動是一九六六年秋在哈佛大學發生的。當時，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理察·諾伊施塔特教授邀請我去向一些在校學生講話。與此同時，在哈佛大學給研究生講授國際關係的亨利·基辛格邀請我到他的班上去。我接受了兩人的邀請，還想訪問我的母校——哈佛商學院。
十一月七日，我來到坎布里奇，沒有帶保衛人員，我在擔任國防部長的七年中，去國內的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我的司機有時帶著手槍。他在伍德羅·威爾遜總統任職內曾為當時擔任助理海軍部長的富蘭克林·羅斯福開過車。在我們的汽車尾箱裡有一支模樣像鋼筆的催淚瓦斯槍。有一天，我到甘迺迪家族開會，討論為約翰·F·甘迺迪總統選擇墓地的計劃。會後，我問尤妮斯·施賴弗（甘迺迪總統的妹妹）是否需要搭車。她要求把她送到沃德曼公園飯店。當我和尤妮斯行駛在康乃狄克大街時，我決定告訴她如何使用催淚瓦斯槍。我把車窗玻璃搖下一點，拿起催淚瓦斯槍摁了一下。由於車速很快，瓦斯回流到車內，本計劃在沃德曼公園飯店演說的尤妮斯被嗆得尖叫起來。我們到飯店時，她已精疲力竭了。
我訪問哈佛商學院時一切都很正常，我和昆西學院的學生在查爾斯河上隨意暢談、爭論，使我興奮不已。然而，當我離開昆西學院前往蘭德爾教學大樓亨利·基辛格的班級時，麻煩出現了。昆西學院的大門面向米爾街，是一條僅夠一輛轎車通過的磚石小路。學校派一輛小型客車和校園警衛送我去蘭德爾。當我進入轎車時，一大群學生迅速圍了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