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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向周總理說郭子儀
在“文化大革命”中，祖父對周恩來總理的敬重日益加深。這不僅是因為周總理在困難的環境下對祖父個人和我們家庭的關照，而且更因為在政局危艱中，周總理所起到的他人難以替代的作用。祖父把周總理看作是當時維繫國家穩定、關乎國家發展前景之關鍵。1972年，有一次祖父開會回來，向祖母、父親和我說起開會的情況。他說，在電梯上碰到周總理，向總理說：“歷史上當宰相時間最長的是郭子儀，24年，希望總理保重，超過郭子儀。”總理聽後，哈哈一笑，沒有說什麼。郭子儀是唐朝發生“安史之亂”後的重臣，他平息叛亂、收復長安和洛陽，以文武之道抵禦外敵，功彪史冊。祖父借郭子儀這一段歷史，既表達了對周總理的敬重和望其保重的心情，也委婉地表達了對當時政局的態度。1973年，中國政治舞台上暗含著新的變數。祖父對於這一變數非常敏感。當然，他不可能知道內情，只能憑自己的政治經驗進行猜測。“怕是對著周來的。”祖父如此判斷，也隱有擔心。雖然祖父擔心這樣的政治安排是借能力非凡之手，來削弱以周恩來為代表的政治力量，但是究竟如何做，結果如何，他認為“還要再看。”祖父所持“還要再看”的態度，既出於對當時中國政治大局的觀察，也出於對復出的鄧小平個人風格的部分了解。在西南軍政委員會的時候，祖父和鄧小平曾有過一段時間的近距離接觸。父親向我說起，祖父有一次私下說，他看鄧小平的眼睛透亮、自信……哥哥記得，祖父有一次說：“鄧小平這個人，是不認黃的。”“不認黃”是四川的一句土話，其意思很難準確地用一句普通話來翻譯。三字含有不認輸、要堅持幹下去的意思。但這還不能完全把“不認黃”的意思表達出來。“不認黃”還包含著做事講原則，不為原則之外的其他因素所動之意。祖父“再看”對了。鄧小平復出並主持工作以後，和“四人幫”進行了一系列鬥爭，在當時可能的條件下，進行了後來所說的“撥亂反正”，振奮和凝聚了反對“四人幫”的政治力量。“這樣就對了！”祖父對鄧小平的作為極表贊成。1976年1月9日，周恩來總理逝世。我那時在山西，不在祖父身邊。聽父親講，祖父得知消息以後，很是悲痛。他雖然身患癌症，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仍堅持要去向周總理的遺體告別。祖父是在父親和哥哥的攙扶下去向總理告別的。父親後來和我說，總理的遺體放在一個很小的遺體告別室里，規格很低。周恩來總理逝世後，引發了聲勢浩大的群眾悼念活動。哥哥拍攝了許多珍貴的照片。在“四人幫”倒台後舉辦的有關“四五運動”，即悼念周總理活動的影展、上映的紀錄片和出版的影冊中，有多幅珍貴照片是哥哥拍攝的。“四五運動”引來了“批鄧”，鄧小平再次被打倒。周恩來總理逝世、鄧小平被打倒，重病在身的祖父對當時的政局非常失望。
第三十四章“已去了”我最後一次見到祖父的時間已經記不準確了，大約是在祖父去世前半年左右。記得一天上午，我到祖父房間裡來的時候，陽光正從窗外照進來，祖父坐在椅子上，面容消瘦，但皮膚看上去很光潔。那種光潔是我多年來未曾見到過的。我頓時產生了一種不祥的預感，想到了“迴光返照”四個字。當然，我沒有說出來。祖父檢查出患有肺癌是在1975年，那是在北京醫院住院的時候。哥哥回憶說，他在醫院陪住時，看到每天檢查痰，化驗單上寫著“CA”，雖然不懂什麼意思，但心裡犯疑。有一次看到化驗單上出現“癌”字，便清楚了。祖父當時的身體已經相當虛弱，心臟和肺功能都不好。醫生從他的身體狀況著眼，認為不適合作手術，也不適合從事化療、放療之類需要較好身體才能承受的治療，只能採用保守療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順其自然。祖父和家裡人都認為醫生的判斷是正確的。醫生還告訴我們，肺癌有不同的類型，有的發展很快，短期內就會迅速擴散，有一些則發展緩慢，可能還等不到擴散，病人就因其他方面的疾病或功能衰竭而逝去；有時，病人身體不好反而可能使癌症擴散較慢。我記得是吳院長和父親談的，談時我在場。所有這些都沒有瞞著祖父。祖父所患癌症發展比較緩慢。但是我們都知道，那一天總是會到來的。其實，這也不是什麼可怕的信息。我在1976年6月23日接到家裡拍來的電報：“祖父病危，速歸”。我那時在大同鐵路分局韓家嶺車站當扳道工。韓家嶺是大同南郊的一個車站，當時很小（改革開放後隨著朔州露天煤礦開發、大秦線建設和晉煤外運，變成一個大站），在鐵道車站等級中屬於四級站，站內十幾個職工。車站距離大同市區騎車需要半個小時。那時不僅沒有行動電話，就是直通的長途電話，車站也沒有（車站只有鐵路內部電話），電報是最快速的聯繫工具。但那也要發到郵電局以後，再通過郵差騎車送來。接到電報後，我馬上找站長請假。但一時找不到替班的人。鐵路實行的是半軍事化管理，車務段的工作，崗位責任十分嚴格，來不得半點忽悠。這樣，我不能馬上離開，必須把這一班上完。我們的工作時間制度是工作12小時，休息24小時。我算了一下，我上完一個班，乘車趕到大同，再換乘到北京的火車，最快總要一天多時間，不由暗暗叫苦。我有一種感覺：我如果迅即到達祖父身邊，或許還能使他的生命延緩一刻，但現在的客觀條件使我的行程如此拖延，肯定是不能和祖父相見了。天意如此，人力奈何！到達家門口了。按鈴。司機老黃開門，見到我以後說：“已去了。”我回答：“知道了。謝謝！”見到父親，他說，祖父已經於6月24日去世。在安徽的堂叔和嬸嬸也剛來，你們一起到醫院去看看。我來到祖母房間。祖母一下子老了許多。她坐在那裡，我們半天沒有說話。祖父去世以後，祖母迅速老化，原本非常健康的身體也日漸衰弱。她曾十分悲傷地說過一句令我意外的話：“總理去世了，朱老總去世了，你們爺爺也去世了，那一代人過去了！”“那一代人過去了！”懷著這樣的心境，人怎能不老！祖母於1982年12月去世。我後來向陪住在祖父身旁的哥哥問起祖父去世前的情形。哥哥說，最後兩天，祖父經常處於半昏迷狀態，和他說話，他似有應答，但已不清楚。但胡子昂來看他的時候，他突然醒來。胡子昂對祖父說：“起義的時候，你身體很不好，我們都說你活不過六十歲，現在八十多歲，很不錯呀！”祖父似乎聽懂了。那天我從山西回到家中看過祖母以後，老黃把堂叔、嬸嬸和我送到北京醫院。在太平間，我們看到祖父的遺體。看著固化的祖父，我心中酸楚，但沒有流淚。原本生活的祖父，現在如同一尊雕像。生與死，人與他物，相隔竟是如此近。我腦海中不禁浮現出《莊子》中的幾句話：“察其始而本無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生者馳驅天地之間，死者“偃然寢天巨室”。……幾天以後，中央為祖父在八寶山舉行了追悼會。
在“文化大革命”中，祖父對周恩來總理的敬重日益加深。這不僅是因為周總理在困難的環境下對祖父個人和我們家庭的關照，而且更因為在政局危艱中，周總理所起到的他人難以替代的作用。祖父把周總理看作是當時維繫國家穩定、關乎國家發展前景之關鍵。1972年，有一次祖父開會回來，向祖母、父親和我說起開會的情況。他說，在電梯上碰到周總理，向總理說：“歷史上當宰相時間最長的是郭子儀，24年，希望總理保重，超過郭子儀。”總理聽後，哈哈一笑，沒有說什麼。郭子儀是唐朝發生“安史之亂”後的重臣，他平息叛亂、收復長安和洛陽，以文武之道抵禦外敵，功彪史冊。祖父借郭子儀這一段歷史，既表達了對周總理的敬重和望其保重的心情，也委婉地表達了對當時政局的態度。1973年，中國政治舞台上暗含著新的變數。祖父對於這一變數非常敏感。當然，他不可能知道內情，只能憑自己的政治經驗進行猜測。“怕是對著周來的。”祖父如此判斷，也隱有擔心。雖然祖父擔心這樣的政治安排是借能力非凡之手，來削弱以周恩來為代表的政治力量，但是究竟如何做，結果如何，他認為“還要再看。”祖父所持“還要再看”的態度，既出於對當時中國政治大局的觀察，也出於對復出的鄧小平個人風格的部分了解。在西南軍政委員會的時候，祖父和鄧小平曾有過一段時間的近距離接觸。父親向我說起，祖父有一次私下說，他看鄧小平的眼睛透亮、自信……哥哥記得，祖父有一次說：“鄧小平這個人，是不認黃的。”“不認黃”是四川的一句土話，其意思很難準確地用一句普通話來翻譯。三字含有不認輸、要堅持幹下去的意思。但這還不能完全把“不認黃”的意思表達出來。“不認黃”還包含著做事講原則，不為原則之外的其他因素所動之意。祖父“再看”對了。鄧小平復出並主持工作以後，和“四人幫”進行了一系列鬥爭，在當時可能的條件下，進行了後來所說的“撥亂反正”，振奮和凝聚了反對“四人幫”的政治力量。“這樣就對了！”祖父對鄧小平的作為極表贊成。1976年1月9日，周恩來總理逝世。我那時在山西，不在祖父身邊。聽父親講，祖父得知消息以後，很是悲痛。他雖然身患癌症，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仍堅持要去向周總理的遺體告別。祖父是在父親和哥哥的攙扶下去向總理告別的。父親後來和我說，總理的遺體放在一個很小的遺體告別室里，規格很低。周恩來總理逝世後，引發了聲勢浩大的群眾悼念活動。哥哥拍攝了許多珍貴的照片。在“四人幫”倒台後舉辦的有關“四五運動”，即悼念周總理活動的影展、上映的紀錄片和出版的影冊中，有多幅珍貴照片是哥哥拍攝的。“四五運動”引來了“批鄧”，鄧小平再次被打倒。周恩來總理逝世、鄧小平被打倒，重病在身的祖父對當時的政局非常失望。
第三十四章“已去了”我最後一次見到祖父的時間已經記不準確了，大約是在祖父去世前半年左右。記得一天上午，我到祖父房間裡來的時候，陽光正從窗外照進來，祖父坐在椅子上，面容消瘦，但皮膚看上去很光潔。那種光潔是我多年來未曾見到過的。我頓時產生了一種不祥的預感，想到了“迴光返照”四個字。當然，我沒有說出來。祖父檢查出患有肺癌是在1975年，那是在北京醫院住院的時候。哥哥回憶說，他在醫院陪住時，看到每天檢查痰，化驗單上寫著“CA”，雖然不懂什麼意思，但心裡犯疑。有一次看到化驗單上出現“癌”字，便清楚了。祖父當時的身體已經相當虛弱，心臟和肺功能都不好。醫生從他的身體狀況著眼，認為不適合作手術，也不適合從事化療、放療之類需要較好身體才能承受的治療，只能採用保守療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順其自然。祖父和家裡人都認為醫生的判斷是正確的。醫生還告訴我們，肺癌有不同的類型，有的發展很快，短期內就會迅速擴散，有一些則發展緩慢，可能還等不到擴散，病人就因其他方面的疾病或功能衰竭而逝去；有時，病人身體不好反而可能使癌症擴散較慢。我記得是吳院長和父親談的，談時我在場。所有這些都沒有瞞著祖父。祖父所患癌症發展比較緩慢。但是我們都知道，那一天總是會到來的。其實，這也不是什麼可怕的信息。我在1976年6月23日接到家裡拍來的電報：“祖父病危，速歸”。我那時在大同鐵路分局韓家嶺車站當扳道工。韓家嶺是大同南郊的一個車站，當時很小（改革開放後隨著朔州露天煤礦開發、大秦線建設和晉煤外運，變成一個大站），在鐵道車站等級中屬於四級站，站內十幾個職工。車站距離大同市區騎車需要半個小時。那時不僅沒有行動電話，就是直通的長途電話，車站也沒有（車站只有鐵路內部電話），電報是最快速的聯繫工具。但那也要發到郵電局以後，再通過郵差騎車送來。接到電報後，我馬上找站長請假。但一時找不到替班的人。鐵路實行的是半軍事化管理，車務段的工作，崗位責任十分嚴格，來不得半點忽悠。這樣，我不能馬上離開，必須把這一班上完。我們的工作時間制度是工作12小時，休息24小時。我算了一下，我上完一個班，乘車趕到大同，再換乘到北京的火車，最快總要一天多時間，不由暗暗叫苦。我有一種感覺：我如果迅即到達祖父身邊，或許還能使他的生命延緩一刻，但現在的客觀條件使我的行程如此拖延，肯定是不能和祖父相見了。天意如此，人力奈何！到達家門口了。按鈴。司機老黃開門，見到我以後說：“已去了。”我回答：“知道了。謝謝！”見到父親，他說，祖父已經於6月24日去世。在安徽的堂叔和嬸嬸也剛來，你們一起到醫院去看看。我來到祖母房間。祖母一下子老了許多。她坐在那裡，我們半天沒有說話。祖父去世以後，祖母迅速老化，原本非常健康的身體也日漸衰弱。她曾十分悲傷地說過一句令我意外的話：“總理去世了，朱老總去世了，你們爺爺也去世了，那一代人過去了！”“那一代人過去了！”懷著這樣的心境，人怎能不老！祖母於1982年12月去世。我後來向陪住在祖父身旁的哥哥問起祖父去世前的情形。哥哥說，最後兩天，祖父經常處於半昏迷狀態，和他說話，他似有應答，但已不清楚。但胡子昂來看他的時候，他突然醒來。胡子昂對祖父說：“起義的時候，你身體很不好，我們都說你活不過六十歲，現在八十多歲，很不錯呀！”祖父似乎聽懂了。那天我從山西回到家中看過祖母以後，老黃把堂叔、嬸嬸和我送到北京醫院。在太平間，我們看到祖父的遺體。看著固化的祖父，我心中酸楚，但沒有流淚。原本生活的祖父，現在如同一尊雕像。生與死，人與他物，相隔竟是如此近。我腦海中不禁浮現出《莊子》中的幾句話：“察其始而本無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生者馳驅天地之間，死者“偃然寢天巨室”。……幾天以後，中央為祖父在八寶山舉行了追悼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