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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鐵打的江山，為啥硬是要搞垮！”在“文化大革命”中，祖父雖然也遭遇抄家等衝擊，但是他不是運動的重點--“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受到周恩來總理的保護和關心，因此，可以說生活在風暴中少有的相對平靜的一隅。他對自己的處境非常清醒。他曾講過，國家還沒有統一，對他估計不會怎樣。但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也頗存感慨。他曾對父親說：“鐵打的江山，為啥硬是要搞垮！”對這場由上而下的大運動、大動亂，祖父在他以往形成的政治思維框架中，能找到怎樣的解釋支點呢？在“文化大革命”發生前的二十多年，他曾將“歷史上的治亂循環”中由治到亂的過程歸因為“不講求進步方法”，即“不能隨時代的變化而改進其統治方法”，並從各類人物的心理加以闡述。如：“歷史上大凡創業之主，其取天下也，多富有進取精神；其治天下也，無不反乎進步。其不進步的原因，大概有這幾點：其一，認為目的已達，無需乎再進。其二，有驕傲之氣以阻其進。……其三，利用人民之惰性，以‘不進’收拾人心，粉飾太平。其四，為防功臣竊位，多采殘害政策，使為人臣者斂跡，不敢言進。其五，為防人民稱亂，多采愚民政策，根本阻止其進。其六，或因其生活偏於淫奢享樂，或因其思想集中於防內製外，根本無時以言進。”這些歸納，在他面對的現實中，能有解釋力嗎？這場大運動，是“進步”還是“反乎進步”？是“隨時代的變化改進統治方法”，還是不識時代變化而因循舊方法？在這樣的思維架構中，能找到理解的答案嗎？也是二十多年前，他曾研究過社會風氣的流行，特別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風氣的流行：“大凡一種風氣，若是由上而下的，總容易流行……政治上最容易養成有各種風尚，如時值亂世，便很容易有巧於規避、崇尚狡詐的風氣；如時值昇平，便容易有工於逢迎、陽奉陰違和敷衍因循的惡習；如主官好靜無為，不喜進取，政治上便容易有粉飾太平、只顧場面的現象；如主官勵精圖治，振作有為，政治上便容易有顢頇操切、遇事生風的情形。總之，上有好者，則下必有甚焉者。”這些研究，對於這場大運動中流行的種種風尚，能提供理解的幫助嗎？以我對祖父的了解，他是會思考這些問題的，雖然他通常不會說出來，至少不會明確說出來。我後來回憶，他在特定場景下的某些隻言片語和暗示性的動作，也許能夠反映出他的某些思考和政治判斷。“文化大革命”的公開而明確的目標就是要解決“接班人”問題。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被確定為接班人。此後，從1966年8月18日至11月底，毛澤東8次接見紅衛兵。每次，祖父都被邀請並出席了多次。這使他有機會近距離接觸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包括林彪。他出席後回到家中，有時會說上幾句觀感。有一次他向父親和祖母伸出兩個手指--意味著“二號人物”，說，他的神情很奇怪，目光游移。祖父接著說，看上去氣色不好，好像是有……說到這裡，他把大拇指和小拇指張開，做了一個“六”的手勢。從祖父房裡出來，我問父親，那個“六”是什麼意思？父親說，你不懂！沒有回答我。林彪事件發生以後，我再問父親這個問題，父親說，那是指抽大煙。祖父看林彪氣色、精神都不好，像是用鴉片來提精神的人。祖父這些簡單的言語和姿態似乎反映出他的一種感覺：這個接班人的確定性是成問題的。那麼，何以會選擇這樣一個身體孱弱的接班人？更真實的指向何在？有一件事，使我相信祖父考慮過這個問題。“文革”初期抄家的風浪過去後，祖父的一些老朋友重新開始上門走動。一次，劉衡如先生到來。劉先生知識廣博，頗通醫術，家裡人有病，常請他開中藥方。劉先生還是一個樂觀而健談的人。那次不知怎的，他從中醫的眼光談起毛澤東和林彪的身體。他說，毛主席的身體比林彪的身體要好得多，怎麼選的接班人的身體比老人家還差呢？！祖父沒有回答，以手指點了三下。劉先生沒有再說下去。我後來逐漸領悟到，祖父點那三下是寫了個三點水，暗指江青。他是指要注意江青這個人物的出現。以祖父的政治經驗，他當然不會認為毛澤東會把權力最終交給江青。然而，他的確非常注意江青這個人物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出現的涵義。那麼，他從這個現象中看到了什麼？這個問題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前期，是高度敏感的問題。這樣的問題，自然不能問，問了祖父也不會回答。事實上，“文化大革命”初期，思想幼稚的我也是問不出這個問題來的。隨著思維的逐漸成熟，這個問題便浮現在我頭腦中。我想到了前面提到的祖父的感慨：“鐵打的江山，為啥硬是要搞垮！”他擔心的“垮”，是垮在哪裡？
是大批的賢良文武被整肅？的確，祖父熟知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某些朝代在天下初定時期殘害功臣的歷史，也知道蘇聯在史達林初上台時期對大批領導幹部的“大清洗”。這些活動使國家組織受到很大的傷害，但並沒有“垮”掉，這都是祖父知道的。看來，僅從大批賢良文武被整肅還不能完全解釋祖父擔心的“垮”。我想到祖父所處的時代和他經歷的歷史事件。祖父是在辛亥革命之後的北洋政府時期步入軍界，而在北伐戰爭後成為獨立軍事、政治力量的。他在青年時期目睹了袁世凱由朝野矚望的似乎無可替代的重磅級大總統（可終身任職）轉瞬垮台的過程。其間親屬關係介入權力繼替過程發揮了重要的負面作用--稱帝是這種機制的外在極端形式。袁氏垮台標誌著在中國政治舞台上親屬繼替制度的合法性發生了根本性的動搖。當年，祖父那一代青年軍官在權力日隆、意氣飛揚之際，常標榜的理念是功成身退，還權於民。不管他們是真心還是假意，這種標榜反應了政治在社會精英中的認可或者說合法性的內涵發生了變化。下面引述祖父在1931年的一段話作為一個例子。他是以墨西哥近代政治生活中的一個故事闡發他的想法：“墨西哥以前是世界著名的亂邦，其政治之紊亂，不亞於我國，尤其不亞於我們四川。距今十七年以前，胡爾泰稱兵猖亂，將總統馬德勞殺了，竊位自立，專橫達於極點。過後卡蘭查舉義，又把胡爾泰打到。殊知卡氏的橫暴，更甚於胡氏。那時出了兩個偉大人物，將卡蘭查推翻，把墨西哥治理起來。我見著這兩個人的高行，甚為興奮，所以才詳細地說。這兩個人是誰？其一是擁有兵權的凱魯士將軍；一個是文人盧必歐。當盧必歐見卡氏的專橫，以為非革命不足以救國，於是高舉民主政治之旗，喚醒國人，舉兵討伐，凱也贊成民主潮流，舉兵響應，共趨墨京，將卡蘭查驅逐。可是盧氏得勝入京陳兵市上，當眾宣布退職。他這幾句宣言，是最有意義的，他說他戡亂的責任，並無爭位的野心，今天大亂既平，請以兵柄還與國家，不願為私人養一兵一卒。即時自解總司令職，飄然遁去。凱魯士將軍，也是謙遜不遑急欲求去，不過國事無人負責，不能如願，然常以軍閥自警，不敢再蹈覆轍，後凱魯士就任總統，墨西哥的政治，便漸入正軌。數年凱氏任滿，即自行卸職，毫不留戀。他的宣言，也非常令人興感，他說墨西哥人民的觀念，要轉變過來，民主政治才能確立，總統和閣員的位職，不是褒獎軍閥戰爭酬勞品，而是社會服務。墨西哥有了這兩個偉大人物，所以國事漸臻發達，有新墨西哥之稱。假使當時盧必歐擁兵自衛，與凱魯士爭權，墨西哥又不知亂到什麼地步。又如凱魯士任滿職而不引去，欲以軍權維持其政權，事甚易易，但是他們為國家前途計，克制其支配慾，政權欲，毅然卸職，為國家辟新路，為來者創先例，其眼光之遠，用意之深，令人敬仰。”他總結道：“一個國家大亂之後，必須有二三領袖人物，毅然以身作則，多負義務，不爭權利，注重公心，克制私慾，而後能正人心，厲末俗，平國難，定國基。”當然，在中國這樣一個親屬關係深重的國家中，使政治活動拔出於這種關係絕非易事。事實上，祖父1949年之前在政治圈裡摸爬滾打，親屬關係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在軍事上失敗退至西康之後，財力有限、軍隊縮減，其屬下幾位高級將領幾乎都是親屬。這樣的組織結構在其在政治上處於不利時起到的穩定作用。在1949年祖父組織起義中，這些親屬將領鼎力支持，保持高度一致，為起義做出重要貢獻，說明這一結構在某些條件下的有效功能。不過，祖父深知，此種格局可濟一時，卻不可致遠；可治一隅，卻不可馭全局；在政治大局中，已屬苦撐。因此，祖父決不讓父親再進入此種政治，你去學社會學、經濟學、哲學、歷史均可，乃至參加共產黨組織的活動亦有自由。在經過多年的磕碰之後，祖父得到一個看法，共產黨特別了不起的地方是它創造了一種新的組織方式，它依靠這種組織來整合國家，實現了大陸的統一，替代了有深厚傳統但合法性已經動搖的以親屬為基礎紐帶的政治組織方式。而“文化大革命”發起後，伴隨著大批共產黨幹部被整肅，毛澤東的親屬進入核心政治圈，林彪亦行此道。看到這種狀況，他的感慨可想而知。他之所以特別關注江青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現，應當是將此看作一個重要信號。他之所以擔心“硬是要搞垮”的癥結，應當是在這裡。祖父已經去了，我根據他的某些言語和曾有過的思路做出的推想是否何於他的判斷，永遠不得而知。
是大批的賢良文武被整肅？的確，祖父熟知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某些朝代在天下初定時期殘害功臣的歷史，也知道蘇聯在史達林初上台時期對大批領導幹部的“大清洗”。這些活動使國家組織受到很大的傷害，但並沒有“垮”掉，這都是祖父知道的。看來，僅從大批賢良文武被整肅還不能完全解釋祖父擔心的“垮”。我想到祖父所處的時代和他經歷的歷史事件。祖父是在辛亥革命之後的北洋政府時期步入軍界，而在北伐戰爭後成為獨立軍事、政治力量的。他在青年時期目睹了袁世凱由朝野矚望的似乎無可替代的重磅級大總統（可終身任職）轉瞬垮台的過程。其間親屬關係介入權力繼替過程發揮了重要的負面作用--稱帝是這種機制的外在極端形式。袁氏垮台標誌著在中國政治舞台上親屬繼替制度的合法性發生了根本性的動搖。當年，祖父那一代青年軍官在權力日隆、意氣飛揚之際，常標榜的理念是功成身退，還權於民。不管他們是真心還是假意，這種標榜反應了政治在社會精英中的認可或者說合法性的內涵發生了變化。下面引述祖父在1931年的一段話作為一個例子。他是以墨西哥近代政治生活中的一個故事闡發他的想法：“墨西哥以前是世界著名的亂邦，其政治之紊亂，不亞於我國，尤其不亞於我們四川。距今十七年以前，胡爾泰稱兵猖亂，將總統馬德勞殺了，竊位自立，專橫達於極點。過後卡蘭查舉義，又把胡爾泰打到。殊知卡氏的橫暴，更甚於胡氏。那時出了兩個偉大人物，將卡蘭查推翻，把墨西哥治理起來。我見著這兩個人的高行，甚為興奮，所以才詳細地說。這兩個人是誰？其一是擁有兵權的凱魯士將軍；一個是文人盧必歐。當盧必歐見卡氏的專橫，以為非革命不足以救國，於是高舉民主政治之旗，喚醒國人，舉兵討伐，凱也贊成民主潮流，舉兵響應，共趨墨京，將卡蘭查驅逐。可是盧氏得勝入京陳兵市上，當眾宣布退職。他這幾句宣言，是最有意義的，他說他戡亂的責任，並無爭位的野心，今天大亂既平，請以兵柄還與國家，不願為私人養一兵一卒。即時自解總司令職，飄然遁去。凱魯士將軍，也是謙遜不遑急欲求去，不過國事無人負責，不能如願，然常以軍閥自警，不敢再蹈覆轍，後凱魯士就任總統，墨西哥的政治，便漸入正軌。數年凱氏任滿，即自行卸職，毫不留戀。他的宣言，也非常令人興感，他說墨西哥人民的觀念，要轉變過來，民主政治才能確立，總統和閣員的位職，不是褒獎軍閥戰爭酬勞品，而是社會服務。墨西哥有了這兩個偉大人物，所以國事漸臻發達，有新墨西哥之稱。假使當時盧必歐擁兵自衛，與凱魯士爭權，墨西哥又不知亂到什麼地步。又如凱魯士任滿職而不引去，欲以軍權維持其政權，事甚易易，但是他們為國家前途計，克制其支配慾，政權欲，毅然卸職，為國家辟新路，為來者創先例，其眼光之遠，用意之深，令人敬仰。”他總結道：“一個國家大亂之後，必須有二三領袖人物，毅然以身作則，多負義務，不爭權利，注重公心，克制私慾，而後能正人心，厲末俗，平國難，定國基。”當然，在中國這樣一個親屬關係深重的國家中，使政治活動拔出於這種關係絕非易事。事實上，祖父1949年之前在政治圈裡摸爬滾打，親屬關係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在軍事上失敗退至西康之後，財力有限、軍隊縮減，其屬下幾位高級將領幾乎都是親屬。這樣的組織結構在其在政治上處於不利時起到的穩定作用。在1949年祖父組織起義中，這些親屬將領鼎力支持，保持高度一致，為起義做出重要貢獻，說明這一結構在某些條件下的有效功能。不過，祖父深知，此種格局可濟一時，卻不可致遠；可治一隅，卻不可馭全局；在政治大局中，已屬苦撐。因此，祖父決不讓父親再進入此種政治，你去學社會學、經濟學、哲學、歷史均可，乃至參加共產黨組織的活動亦有自由。在經過多年的磕碰之後，祖父得到一個看法，共產黨特別了不起的地方是它創造了一種新的組織方式，它依靠這種組織來整合國家，實現了大陸的統一，替代了有深厚傳統但合法性已經動搖的以親屬為基礎紐帶的政治組織方式。而“文化大革命”發起後，伴隨著大批共產黨幹部被整肅，毛澤東的親屬進入核心政治圈，林彪亦行此道。看到這種狀況，他的感慨可想而知。他之所以特別關注江青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現，應當是將此看作一個重要信號。他之所以擔心“硬是要搞垮”的癥結，應當是在這裡。祖父已經去了，我根據他的某些言語和曾有過的思路做出的推想是否何於他的判斷，永遠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