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3頁
180師與60軍再次請示進一步突圍方案，軍長韋傑親自上機：命令你們集中向史倉里方向突圍！軍部派部隊接應。
5月28日。
在漏夜大雨中，179師的接應部隊沒能趕到史倉里。
在徹夜苦戰中，180師最後的400指戰員編成三個突擊連，在師長的親自指揮下，向西北突圍。
在突破三個陣地後，這支不斷突圍不斷拼殺了整整十天並斷糧了三天的部隊，在最後一個陣地――128.6高地前，耗盡了最後的力氣。
至此，為了堅定不移地執行掩護任務的180師，建制基本打沒了。師長鄭其貴命令分散突圍。
根據戰後《180師突圍戰鬥減員統計表》，180師負傷、陣亡和情況不明的總數為7644人，其中師級幹部1人，團級幹部9人，營級幹部49人，連級幹部201人，排級幹部394人，班以下6990人。
（四）壯哉，180師！
從3月17日過鴨綠江，到5月28日被打散在鷹峰，整整73天，180師的指戰員忠實地履行了軍人的職責，他們奮不顧身視死如歸地與強敵鏖戰在戰場，他們無愧於軍人的榮譽。
他們在能脫險的情況下，為了掩護全兵團的傷員轉移而陷於重圍，他們的功勳可能不能與堅守上甘嶺的15軍45師相提並論，但是，180師的指戰員和烈士們一定比撤離不給友軍打招呼的63軍更坦蕩。
對“180師一萬多人，突圍出去一個營1000人。被俘了7000人，足以說明這個師沒怎麼進行抵抗”和“由原國軍戰俘組成的180師集體陣前起義”等此類有辱英烈的無知或無恥濫言，根本不屑一駁。
關於重新評價180師，“在重修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史和補輯中國人民志願軍功臣名冊時，應該加上吳成德（180師政治部主任）的名字”，是十分有見地的。
不知道究竟是63軍的哪個師長在1953年5月22日棄戰友傷員不告而撤，翻了一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名錄，63軍三個師（187師，188師，189師）的師長政委參謀長多在將帥名錄之中。而忠實執行命令殿後掩護的180師的師長卻無緣與那顆金光閃閃的將星。
歷史知道，這一定是共產黨在思想思維的某個方面出了某種問題。
（五）悲哉，180師
勝敗乃兵家之常識，世界上沒有百戰百勝之師。
怎樣來總結“第五次戰役”的經驗和教訓？
我很遺憾地看到，從志司、到3兵團、到60軍在這個問題上都是文過飾非地、極其不公正地將責任推給了忠實執行命令，一路奮戰的180師指戰員。
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大罵60軍軍長韋傑：“你像不像個指揮員？把部隊搞成什麼樣子？這是我們志願軍的恥辱！我們的教訓在哪裡？主要是指揮員用將的問題。那個180師師長負有直接責任，得軍法從事，拉出去槍斃”！
這是什麼話？
且不說這“第五次戰役”本身就是一個判斷有誤、準備倉促的戰役，就拿撤退一事，根據志司的總結：此次戰役的第二階段，由於我軍突入敵人縱深過遠，糧彈接濟不上，使我軍繼續擴大攻勢發生困難……。為此，在戰役暫告結束之際，決定主力向北轉移休整。
但是，收兵時對轉移的組織缺乏周密計劃，沒有估計到敵人很快向我反擊，特別沒有估計到敵人以其快速縱隊為先導向我反攻和追擊，……因此收兵時沒有組織好交替轉移，高級指揮機關沒有實行交替轉移，因此全線出現多處空隙，使敵特遣隊得以乘隙而入。造成我軍回撤失利，遭受了不應有的損失，其中60軍180師遭受損失極其嚴重……。
是誰不像個指揮員？
是誰把部隊搞成這個樣子？
是180師師長鄭其貴嗎？
說句極其負責的話，真正要軍法從事要拉出去槍斃的，應該是不顧友軍（180師）擅自撤退造成空隙的63軍三個師長（張英輝、宋玉林、杜瑞華）中的一個。
由於志願軍司令員開了口，3兵團和60軍對180師的處理就沒法不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了，他們把180師的失利定性為“指揮員的政治動搖，右傾怕死”。
3兵團政治部主任：“誰叫你們搞分散突圍的，把一個師讓敵人給消滅了，是罪人！鄭其貴，我要點你的名，你提出和決定分散突圍是錯誤的……，這是政治動搖，右傾怕死”。
60軍政委：“我再說一次，180師這次全師覆滅這樣的失敗，軍事指揮不是主要原因，政治上動搖是基本原因，只能說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是造成被圍的原因，不是覆滅的原因。比如情況判斷錯誤、機械執行命令、對公路控制不明確、情況緊急友鄰不能及時支援、糧食供應等等，都有關係，也很重要，但不是基本原因。……這次只要我們政治上頑強，（180師）不但完全可以出來，打得好還會取得勝利”。
1987年原60軍軍長中將韋傑在彌留之際說：“我認為韓戰第五次戰役180師失利，把棍子打在180師屁股上是不公道的”。
然而，在韋傑回憶錄（1986年）中卻還堅持這樣的說法：“該師主要負責幹部政治動搖，驚慌失措，右傾畏縮，貪生怕死，丟掉部隊，單人逃跑，未能果敢沉著，細密組織與部隊同德同心”。
在3兵團和60軍文過飾非、推諉責任，企圖把軍和兵團應負的軍事責任說成是180師師長政治動搖使其陷於不公不義之時，帶兵殺出重圍的538團參謀長胡景義拍案而起：“我認為政治動搖逃跑的結論不切實際。180師的失利，主要是指揮上的問題，不能把軍事問題說成是政治問題，不能把失利的根本原因歸結為政治動搖。
5月28日。
在漏夜大雨中，179師的接應部隊沒能趕到史倉里。
在徹夜苦戰中，180師最後的400指戰員編成三個突擊連，在師長的親自指揮下，向西北突圍。
在突破三個陣地後，這支不斷突圍不斷拼殺了整整十天並斷糧了三天的部隊，在最後一個陣地――128.6高地前，耗盡了最後的力氣。
至此，為了堅定不移地執行掩護任務的180師，建制基本打沒了。師長鄭其貴命令分散突圍。
根據戰後《180師突圍戰鬥減員統計表》，180師負傷、陣亡和情況不明的總數為7644人，其中師級幹部1人，團級幹部9人，營級幹部49人，連級幹部201人，排級幹部394人，班以下6990人。
（四）壯哉，180師！
從3月17日過鴨綠江，到5月28日被打散在鷹峰，整整73天，180師的指戰員忠實地履行了軍人的職責，他們奮不顧身視死如歸地與強敵鏖戰在戰場，他們無愧於軍人的榮譽。
他們在能脫險的情況下，為了掩護全兵團的傷員轉移而陷於重圍，他們的功勳可能不能與堅守上甘嶺的15軍45師相提並論，但是，180師的指戰員和烈士們一定比撤離不給友軍打招呼的63軍更坦蕩。
對“180師一萬多人，突圍出去一個營1000人。被俘了7000人，足以說明這個師沒怎麼進行抵抗”和“由原國軍戰俘組成的180師集體陣前起義”等此類有辱英烈的無知或無恥濫言，根本不屑一駁。
關於重新評價180師，“在重修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史和補輯中國人民志願軍功臣名冊時，應該加上吳成德（180師政治部主任）的名字”，是十分有見地的。
不知道究竟是63軍的哪個師長在1953年5月22日棄戰友傷員不告而撤，翻了一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名錄，63軍三個師（187師，188師，189師）的師長政委參謀長多在將帥名錄之中。而忠實執行命令殿後掩護的180師的師長卻無緣與那顆金光閃閃的將星。
歷史知道，這一定是共產黨在思想思維的某個方面出了某種問題。
（五）悲哉，180師
勝敗乃兵家之常識，世界上沒有百戰百勝之師。
怎樣來總結“第五次戰役”的經驗和教訓？
我很遺憾地看到，從志司、到3兵團、到60軍在這個問題上都是文過飾非地、極其不公正地將責任推給了忠實執行命令，一路奮戰的180師指戰員。
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大罵60軍軍長韋傑：“你像不像個指揮員？把部隊搞成什麼樣子？這是我們志願軍的恥辱！我們的教訓在哪裡？主要是指揮員用將的問題。那個180師師長負有直接責任，得軍法從事，拉出去槍斃”！
這是什麼話？
且不說這“第五次戰役”本身就是一個判斷有誤、準備倉促的戰役，就拿撤退一事，根據志司的總結：此次戰役的第二階段，由於我軍突入敵人縱深過遠，糧彈接濟不上，使我軍繼續擴大攻勢發生困難……。為此，在戰役暫告結束之際，決定主力向北轉移休整。
但是，收兵時對轉移的組織缺乏周密計劃，沒有估計到敵人很快向我反擊，特別沒有估計到敵人以其快速縱隊為先導向我反攻和追擊，……因此收兵時沒有組織好交替轉移，高級指揮機關沒有實行交替轉移，因此全線出現多處空隙，使敵特遣隊得以乘隙而入。造成我軍回撤失利，遭受了不應有的損失，其中60軍180師遭受損失極其嚴重……。
是誰不像個指揮員？
是誰把部隊搞成這個樣子？
是180師師長鄭其貴嗎？
說句極其負責的話，真正要軍法從事要拉出去槍斃的，應該是不顧友軍（180師）擅自撤退造成空隙的63軍三個師長（張英輝、宋玉林、杜瑞華）中的一個。
由於志願軍司令員開了口，3兵團和60軍對180師的處理就沒法不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了，他們把180師的失利定性為“指揮員的政治動搖，右傾怕死”。
3兵團政治部主任：“誰叫你們搞分散突圍的，把一個師讓敵人給消滅了，是罪人！鄭其貴，我要點你的名，你提出和決定分散突圍是錯誤的……，這是政治動搖，右傾怕死”。
60軍政委：“我再說一次，180師這次全師覆滅這樣的失敗，軍事指揮不是主要原因，政治上動搖是基本原因，只能說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是造成被圍的原因，不是覆滅的原因。比如情況判斷錯誤、機械執行命令、對公路控制不明確、情況緊急友鄰不能及時支援、糧食供應等等，都有關係，也很重要，但不是基本原因。……這次只要我們政治上頑強，（180師）不但完全可以出來，打得好還會取得勝利”。
1987年原60軍軍長中將韋傑在彌留之際說：“我認為韓戰第五次戰役180師失利，把棍子打在180師屁股上是不公道的”。
然而，在韋傑回憶錄（1986年）中卻還堅持這樣的說法：“該師主要負責幹部政治動搖，驚慌失措，右傾畏縮，貪生怕死，丟掉部隊，單人逃跑，未能果敢沉著，細密組織與部隊同德同心”。
在3兵團和60軍文過飾非、推諉責任，企圖把軍和兵團應負的軍事責任說成是180師師長政治動搖使其陷於不公不義之時，帶兵殺出重圍的538團參謀長胡景義拍案而起：“我認為政治動搖逃跑的結論不切實際。180師的失利，主要是指揮上的問題，不能把軍事問題說成是政治問題，不能把失利的根本原因歸結為政治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