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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達夫通常給人留下風流才子的印象,卻對魯迅雜文推崇備至,反擊鄙薄雜文的梁實秋。梁實秋先生翻譯莎士比亞功莫大焉,但也許他是走了“雅”的極端。

  雜文的特點是喜笑怒罵皆成文字,這挺好的。

  孟子寫文章,也是要罵人的。

  王國維、章太炎、辜鴻鳴、郭沫若……誰不罵人呢?

  罵是廣義的,並非人身攻擊。“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

  魯迅從仙台返回東京,又待了三年。屈指算來,他到日本已經七年多了。

  七年煉成真金。

  此前的南京四年、紹興老家十幾年,為這七年奠基。

  如今的仙台人曾不無自豪地說:紹興是周樹人的故鄉,而仙台是魯迅的故鄉……

  1908年的魯迅居於東京的一幢公寓“伏見館”,他快滿二十九歲了,唇上留了一點鬍鬚。他還不想回國,回國意味著成家。成家意味著過老式的日子,在紹興生兒育女,做師爺或幕友。

  母親拍電報催他回去。紹興有一位名叫朱安的姑娘在等著,她的年齡比魯迅略大。魯迅不想娶她。類似的婚姻悲劇,也發生在胡適之、郭沫若的身上。新思維和舊婚俗之間是註定要發生悲劇的。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看上去一目了然,實在不值得嘮叨、糾纏。

  母親又拍電報,稱臥病在床。魯迅趕緊啟程了。

  其實母親沒病,是催他回去完婚。

  魯迅令人費解地同意了,在紹興與朱安舉行了舊式婚禮。

  原來,他有個折衷的兩全之策:為母親迎回了一位兒媳婦,卻拒絕一個妻子。他拒絕和朱安同床共枕,一輩子為朱安提供生活的費用。朱安曾經許過人的,她為逃避包辦婚姻而住進了周家,劫遭受了魯迅的迎娶式的逃避。按紹興習俗,如果魯迅不娶她,她很有可能永遠嫁不出去,連生計都成問題。

  魯迅五

  處於兩難境地的魯迅,將朱安的生活也考慮到了。

  事情就這麼簡單。

  這裡沒有什麼符合人道選擇的萬全之策。魯迅不傷害朱安,就會傷害自己。他對朱安人道了,對自己就不人道。難道“自己”就是不是人嗎?這是什麼樣的人道主義道德律令、非得犧牲自己去成全別人嗎?平等的觀念不是這樣的。

  猶如財富的平均主義,在古希臘人的眼中莫名其妙。

  猶如儒家文化提倡悲憫情懷仁者之心,卻也處處強調等級。

  這裡的分寸感極為重要。一個健全的社會,雷鋒精神當與富豪榜並存。偏頗是有害的,走極端則導至災難。

  貧富有區別。精神境界有差異。

  健全社會的運動過程中,應當有能力同時顯現此二者。顯現是說:儘可能地去掉遮蔽。

  個體形成的過程中,則應當警惕極端個人主義。

  悖論的是:人人趨利,損人利己,既有害於社會的、單位的、家庭的和諧,又不利於個體的壯大,個體的幸福。

  想想看:烏眼雞它能幸福嗎?烏眼雞隻會去找烏眼雞……

  如果動物本能的充分調動就是幸福,叢林法則的普世應用就是大同,那將把人類的幾千年文明置於何處?把真善美的百代努力置於何處?

  而當所有的眼睛都只能反射錢幣之光的時候,生活的完整性也無從談起了。愛意、詩意、神性、道德、風俗將集體退場。生活之意蘊層撕裂出大空洞,就像天上那個肉眼看不見的臭氧層。

  只能辨認有形之物的那雙眼,乃是標準的動物之眼。

  不難想像:如果魯迅活到今天,會對有蔓延趨勢的拜金主義拜物主義使用他的短刀、他的投槍匕首。

  唯有全面發展的“那個人”,才無愧於人的稱號。

  我們這些只知為一點蠅頭小利而忙忙碌碌的人,不妨捫心自問:對得起為重建民族之魂耗盡了心血的周樹人麼?

  魯迅婚後不久,去杭州兩級師範學堂教書。許壽裳在那兒當教務長,校長是沈鈞儒。魯迅教化學,教生理衛生,兼博物學的翻譯。他對學生講生殖系統,面對一張張驚異甚至驚恐的娃娃臉。他面無表情,單用抑揚頓挫去表達。聲音是他的表情。他冷幽默。下面即使哄堂大笑,他的面部肌肉的變化也不大。

  講課的風格,講演的風格,形成於杭州師範。

  也影響著日後的文字風格。

  幽默這東西,一旦“熱膨脹”,容易油腔滑調。魯迅懂得這個微妙的分界,專門寫文章,告誡年輕人的油腔滑調。

  這告誡放在眼下仍然適用。油腔滑調有變式,比如對文學及影視經典作品的惡搞。

  三十歲的魯迅住著單身宿舍。學校里他是最能熬夜的教員,備課,讀書,整理和學生們一塊兒從野外採集來的植物標本。他抽“強盜牌”香菸,吃杭州有名的條頭糕。這兩樣東西,校工每晚給他送上。物質生活,比在日本的時候強多了。

  深夜他在小院徘徊,覺得天空奇怪而高。

  香菸總是在手上,而思緒裊裊在空中。

  然後,一個人卸衣上床……

  沈鈞儒去職,來了個新校長夏震武,強拉許壽裳陪他去孔廟“謁聖”,遭到許壽裳的嚴辭拒絕。

  魯迅給這位新校長起了個外號:夏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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