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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稱十九世紀法國社會的史詩是比較合適的。這同時也是它的短處：過於現實了。難怪伍爾芙這樣的意識流小說大師，毫不留情地批判巴爾扎克，而推崇印象與現實交融的普魯斯特。
歐美各現代畫派，也從不同的方向，給寫實主義貼上了封條，將單純寫實徹底送入了美術史。
莫洛亞《追憶逝水年華》的序言中寫道：“像德加或莫奈用醜女人畫出傑作一樣，普魯斯特的題材可以是一個老廚娘，一股霉味兒…他對我們說：好好看，世界的全部秘密都藏在這些簡單的形式下面了。”
《紅樓夢》的英譯者霍克斯曾言：這部古典名著像一本現代小說。
而當下的許多中國小說，重故事情節，輕洞察生存，一件事就是一件事，一張臉就是一張臉，事完了，人也沒了……作家似乎走上了回頭路。
《紅樓夢》通篇用白話，是小說對應日常生活的邏輯結果。說她“用白話”，其實也不夠準確，不能揭示她與生活的渾成狀態。毋寧說，曹雪芹原本是用大白話來思維的，雅俗渾成，北京的官話，吳儂的軟語，氤氳在一塊兒。專家學者舉證多矣，也曾唇槍舌劍，而後達成共識：《紅樓夢》的語言，是南北語系水乳交融的典範。當時的北京已是金元明清四朝古都，北京人又羨慕南方的富庶，南方的文化。鄧雲鄉先生指出：“清代統治者起自關外苦寒之地…極羨慕江南蘇、杭一帶的風物民情，菜講南菜，貨講南貨，紙講南紙，酒講南酒，衣講南式…就連說話也覺得南方話好聽，所以有‘吳儂京語美如鳶’的說法，就是說江南人說北京話簡直像黃鶯叫一樣，比北京人說北京話還要好聽。”
也許可以這麼講：南北文化，均匯流於曹公筆下。
曹公在北京寫作，記憶衝著南方。他打通了雅俗，涵蓋了南北。他的白話文，比“五四運動”時期的白話文更流暢。這蘊涵著什麼樣的大問題呢?
現在，北京有大觀園，上海也有大觀園。兩座風格迥異的大觀園，合成一個文化隱喻。建築藝術家的傑作，對作家是個提醒。
思想層面的《紅樓夢》，我略談幾句感想。
清代尊程朱理學，康熙雍正乾隆，封朱熹為“十哲之一”。一提理學，大家都會想到“存天理滅人慾”、“天不變，道亦不變”。清中葉的思想家戴震，以人情、人慾之說抗衡天理，像魏晉竹林七賢，以“不孝”與放浪抗衡禮教，二者都對封建統治者玩弄的花招說不。玩弄花招是說：讓社會的倫理道德，永遠聽命於皇權、族權，聽命於統治者的意識形態。賈府等級森嚴，處處道德布控，不獨摧殘奴婢，連主子也不放過。可見，道德這種東西，一旦僵化，勢必禍及方方面面，緊要關頭要吃人的。
道德的本質，尚須細思量。
曹雪芹的思想與戴震相近，不過，他重情、重欲、甚至借警幻仙姑的口稱賈寶玉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則是他從自己的紅樓大夢中悟出來的。作品的立意或主題，因回流到日常感覺，所以無板結，無說教。《紅樓夢》中的意識流動，似乎到了“意識流”的邊緣上，卻停在邊緣，照顧讀者。小說開頭還談了一通“意淫”，儼然是個大發現。估計雪芹原稿，涉及“淫”的東西更多，被脂硯齋斟酌後划去了。
曹雪芹九
天理走了極端，情、欲、色要走另一個極端。這是歷史本身的張力使然。
想想曹雪芹那阮藉式的性格，多愁善感又桀驁不馴，他要走極端的。只有那些在一條路上走到黑的人，方能看見飛鳥各投林，“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作家的好手段，是一竿子插到人性深處。插不深，則會弄些面面俱到的拚盤，宣稱他表現時代……
寶玉含玉而生，那塊玉，王國維解讀為欲。人生諸多欲望煩惱，系在脖子上。寶玉摔它好多次，恨聲連連，把命根子說成勞什子。他最後看破紅塵遁入空門，似乎解決了欲的問題，由色而空，一切人間悲喜，終歸於佛門清淨。我覺得，這是曹公布下的迷魂陣。由色向空，古今中外皆有，是生存情態中固有的環節，只程度有不同。跛足道士唱的《好了歌》，說世間一切“好”都將歸於“了”。甄士隱有“夙慧”，一聽便悟，當場為《好了歌》作註解：“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不過，官場民間，有此“夙慧”者並不少。曹雪芹的高明處，卻是把我們的目光定在茫茫雪地上，由空返色，由大夢的終點返回大夢，重新打量人的生存，尤其是女性的生存。他帶著我們步入虛無，又從虛無重返人世，這一去一返並非無用功，它使生存的諸環節畢現紛呈。
由色而空，由空返色;從有到無，無中生有：這是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庶幾接近西哲所言：“人是虛無的占位者。”
而一般作家和思想者，常止步於由色向空的環節。曹雪芹走得更遠，這“更遠”卻是返回。修養，情力，欲之煩惱，三個助推器，成就了我們的頂級作家。
曹雪芹確立女性價值，是《紅樓夢》的核心思想。群芳凋零，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然而有芹泥，有雪芽;“一寸嗟獨在”，有嘆息就會有生長。有見證毀滅的眼睛，就會有美好的事物重新出現。曹雪芹的人生觀是入世的，積極的。
歐美各現代畫派，也從不同的方向，給寫實主義貼上了封條，將單純寫實徹底送入了美術史。
莫洛亞《追憶逝水年華》的序言中寫道：“像德加或莫奈用醜女人畫出傑作一樣，普魯斯特的題材可以是一個老廚娘，一股霉味兒…他對我們說：好好看，世界的全部秘密都藏在這些簡單的形式下面了。”
《紅樓夢》的英譯者霍克斯曾言：這部古典名著像一本現代小說。
而當下的許多中國小說，重故事情節，輕洞察生存，一件事就是一件事，一張臉就是一張臉，事完了，人也沒了……作家似乎走上了回頭路。
《紅樓夢》通篇用白話，是小說對應日常生活的邏輯結果。說她“用白話”，其實也不夠準確，不能揭示她與生活的渾成狀態。毋寧說，曹雪芹原本是用大白話來思維的，雅俗渾成，北京的官話，吳儂的軟語，氤氳在一塊兒。專家學者舉證多矣，也曾唇槍舌劍，而後達成共識：《紅樓夢》的語言，是南北語系水乳交融的典範。當時的北京已是金元明清四朝古都，北京人又羨慕南方的富庶，南方的文化。鄧雲鄉先生指出：“清代統治者起自關外苦寒之地…極羨慕江南蘇、杭一帶的風物民情，菜講南菜，貨講南貨，紙講南紙，酒講南酒，衣講南式…就連說話也覺得南方話好聽，所以有‘吳儂京語美如鳶’的說法，就是說江南人說北京話簡直像黃鶯叫一樣，比北京人說北京話還要好聽。”
也許可以這麼講：南北文化，均匯流於曹公筆下。
曹公在北京寫作，記憶衝著南方。他打通了雅俗，涵蓋了南北。他的白話文，比“五四運動”時期的白話文更流暢。這蘊涵著什麼樣的大問題呢?
現在，北京有大觀園，上海也有大觀園。兩座風格迥異的大觀園，合成一個文化隱喻。建築藝術家的傑作，對作家是個提醒。
思想層面的《紅樓夢》，我略談幾句感想。
清代尊程朱理學，康熙雍正乾隆，封朱熹為“十哲之一”。一提理學，大家都會想到“存天理滅人慾”、“天不變，道亦不變”。清中葉的思想家戴震，以人情、人慾之說抗衡天理，像魏晉竹林七賢，以“不孝”與放浪抗衡禮教，二者都對封建統治者玩弄的花招說不。玩弄花招是說：讓社會的倫理道德，永遠聽命於皇權、族權，聽命於統治者的意識形態。賈府等級森嚴，處處道德布控，不獨摧殘奴婢，連主子也不放過。可見，道德這種東西，一旦僵化，勢必禍及方方面面，緊要關頭要吃人的。
道德的本質，尚須細思量。
曹雪芹的思想與戴震相近，不過，他重情、重欲、甚至借警幻仙姑的口稱賈寶玉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則是他從自己的紅樓大夢中悟出來的。作品的立意或主題，因回流到日常感覺，所以無板結，無說教。《紅樓夢》中的意識流動，似乎到了“意識流”的邊緣上，卻停在邊緣，照顧讀者。小說開頭還談了一通“意淫”，儼然是個大發現。估計雪芹原稿，涉及“淫”的東西更多，被脂硯齋斟酌後划去了。
曹雪芹九
天理走了極端，情、欲、色要走另一個極端。這是歷史本身的張力使然。
想想曹雪芹那阮藉式的性格，多愁善感又桀驁不馴，他要走極端的。只有那些在一條路上走到黑的人，方能看見飛鳥各投林，“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作家的好手段，是一竿子插到人性深處。插不深，則會弄些面面俱到的拚盤，宣稱他表現時代……
寶玉含玉而生，那塊玉，王國維解讀為欲。人生諸多欲望煩惱，系在脖子上。寶玉摔它好多次，恨聲連連，把命根子說成勞什子。他最後看破紅塵遁入空門，似乎解決了欲的問題，由色而空，一切人間悲喜，終歸於佛門清淨。我覺得，這是曹公布下的迷魂陣。由色向空，古今中外皆有，是生存情態中固有的環節，只程度有不同。跛足道士唱的《好了歌》，說世間一切“好”都將歸於“了”。甄士隱有“夙慧”，一聽便悟，當場為《好了歌》作註解：“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不過，官場民間，有此“夙慧”者並不少。曹雪芹的高明處，卻是把我們的目光定在茫茫雪地上，由空返色，由大夢的終點返回大夢，重新打量人的生存，尤其是女性的生存。他帶著我們步入虛無，又從虛無重返人世，這一去一返並非無用功，它使生存的諸環節畢現紛呈。
由色而空，由空返色;從有到無，無中生有：這是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庶幾接近西哲所言：“人是虛無的占位者。”
而一般作家和思想者，常止步於由色向空的環節。曹雪芹走得更遠，這“更遠”卻是返回。修養，情力，欲之煩惱，三個助推器，成就了我們的頂級作家。
曹雪芹確立女性價值，是《紅樓夢》的核心思想。群芳凋零，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然而有芹泥，有雪芽;“一寸嗟獨在”，有嘆息就會有生長。有見證毀滅的眼睛，就會有美好的事物重新出現。曹雪芹的人生觀是入世的，積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