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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人們很急切，心氣也高。我模糊地記起人民日報1988年的元旦社論的標題叫作《迎接改革的第十年》。我決定花十分鐘回憶一下當年，在網上查到了這篇文章，文中有些句子是這樣的，“我們要抓住改革這個中心環節，帶動其他工作。”“政治體制改革將開始逐步實施;上層建築的其他領域，如新聞、文藝等也都將進行改革。”“改革是一場深刻的革命。”等等。
這是一個很有抱負的態度，對吧?至於下面這句話，不用查我也記得，“我們過去失掉的時間太多了。”
如果說我從中體會到純真與熱情，還算恰當吧?我繼續往前查，看到1979年的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抨擊了官僚主義，還坦率地承認本國的沉疴。“他們不是為了革命，而是為了當官，以為掌管的攤子越大，指揮的人越多，官越大，政治、生活待遇也越高。同樣的機器設備，在外國有工人和管理人員一千人就夠了，我們這裡常常超過人家三、四倍，產量反而不如人家。為什麼?”
1980年代是一個官方文體與民間文體差別不大的時代，還是一個經常問“為什麼”的年代。當我們不再問這個問題，改革開放的青春期就結束了。翠鳥在天空中消失了，蜂鳥則在心中消失了。我曾有幾年為一家媒體寫新年獻詞，你知道最困難的是什麼?就是如何在字裡行間避免沉鬱之氣，以便與新年氣氛匹配。這在早前是不成問題的。上述元旦社論的第一句是，“我們懷著十分興奮的心情跨入一九七九年。”這樣的句子是有前提的。一個更年輕的時代。
如今，我發現，我們總是在做一些非此即彼的選擇。要麼污染，要麼貧窮。要麼翠鳥，要麼過分肥大的帶魚。要麼信念，要麼功利。要麼靈，要麼肉。要麼科學的春天，要麼權錢的炎夏。要麼純真而無知，要麼成熟而世故。到最後，這歲月中最值得留戀的竟然是一聲消逝的鳥鳴。
@亦將有感於斯文
這是我的最後一篇專欄文章，以後無論是在《第一財經周刊》，還是在其他媒體，我都不再寫了。我曾在這裡寫過，“我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識”，這正是我在這些專欄中的因寄所託。重申常識這種事，做起來一百年也不夠，可它沒什麼難度，未必專需要誰做。我還感到自己的一點點才能並不在這裡。早年我讀過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古文經典，卻委實乏味，後來我又讀了《東坡志林》，晚年成熟期的作品，依舊是對國家社稷發言，充滿了幼稚的錯誤。我不免惋惜，一個傑出的頭腦做了一件多麼沒有意義的事。相比之下，《前赤壁賦》卻是何其優美灑脫的傑作。我覺得，這是前車之鑑，寫文章還是該寫自己真正擅長的東西。
年輕時我想寫小說，這算不得夢想，因為寫小說你只需要坐下來開始寫就可以了。我的夢想是寫很好的小說。如此一來我的人生就變得甚為艱難，我不得不寫幾行字就放下筆，自我譴責說，這跟約瑟夫.凱勒相比什麼都不是!最初只為了養活自己，也避免被親戚朋友看作百無一用，我開始做記者，慢慢地，我的討厭不公平和容易同情他人的天性受到激發，竟然成了一個蠻職業的媒體人。這些專欄的議題大多關乎社會生活，也該算作我的記者生涯的衍生之物。
就連“重申常識”的企圖也來自我的媒體經驗。大約是2004年，《南方周末》開了一個小欄目，就叫“常識”。在內部，大家說，開這個欄目幹嘛呀?鄧科就解釋了一下這個詞與托馬斯·潘恩的關係。就我個人目力所及，這正是如今很多國內媒體對“常識”兩個字奉為圭臬的開端。
如今的美國，連蘋果和蘆薈都比長得別處更有活力和自信一些，可是在1776年，該國還沒影兒呢，民眾更是一群鄉巴佬，跟英王打著仗，心裡怕得直打鼓。潘恩在這一年發表了《常識》，一本50頁的小冊子。潘恩說了很多實誠話，“政府最壞的時候，就是不可容忍的禍害”、“君主政體意味著我們自身的墮落和失敗”，等等。這本書比郭敬明的還暢銷，平均5個鄉巴佬買一本。美國與美國憲法就在它的鼓舞之下誕生，它亦位列“改變美國的20本書”的第一名。
我的看法是，常識雖常，其實珍貴罕有，又惟視之為必有，才會煥發真力。在嚴肅的場合，美國人言必稱“We the people”，“people”把自己當回事兒，當個寶，並不容易。在隆重的時節，我們也常說“咱們老百姓”，還要唱一段“今兒個真高興”，語意上相似，價值意義上卻八竿子打不著。我們的常識多是另一種，“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之類，常固然常，識卻說不上，無非是世故之談罷了。我們的常識不是那麼超拔，也不是那麼健朗。
倘若我可以做到，我願意這些專欄文字全部化為灰燼，換得這一句在你心裡盤桓片刻：一個國家的常識不該是無可奈何的“無非如此”，而該是我們願意用內心去深深認同的“理當如此”。
我是一個人生層面的悲觀主義者，因此有頗多感慨要在小說中一吐為快;我還是一個公共生活中的樂觀主義者，相信常識所至，民智洶湧，終將春水足而艨艟起。病了知道去看醫生，而不是吃人血饅頭，這是一個級別的民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是一個級別的民智。兩個級別之間路險且阻，我等為此寫幾篇清白又逗趣的小文章，乃是文人的本色行當，否則書就念到狗肚子裡去。只是，由於前述之私人理由，我要向諸君告退了，相信常識自會薪盡火傳。
《蘭亭序》結尾有言，“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未來之世的人們看到這篇文章，也要感慨萬端。真是優雅又豪氣的態度。我無此奢望，惟望將來翻開這些小文章，不至於搖頭嘆息：都他娘的白寫了。就像祝福自己的蛋蛋一般誠摯地，我願吾國吾民得享“理當如此”的時光。
@向壞蛋們舉杯
我較少地記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了，較多地記得電影《布拉格之戀》，也說不上喜歡，反正有小提琴配樂的電影我的印象都不差。裡面有一段兒，蘇軍開進了布拉格，特蕾莎發表了照片，托馬斯、特蕾莎、薩賓娜還有托馬斯的兩個同事一起去酒吧慶賀，場子裡有很多年輕人在跳舞，有個顯眼的地方坐著一桌蘇聯官僚，都帶著趾高氣揚、宰決別人命運的神態。
“看看他們的臉就知道了，壞蛋!”薩賓娜說，“壞蛋們!”
一桌人都認同可以通過臉來判斷那些真正壞的壞蛋，他們向那些侵略者舉杯，“一點疑問也沒有，壞蛋們!”
一個俄國人也向他們舉杯致意，面無表情，那意思只不過是出於禮貌。
過了一會兒，俄國人打斷了舞曲，指令樂隊演奏起了俄羅斯歌曲，也許是蘇聯國歌，至少是那一類。布拉格的年輕人都不跳舞了。那一桌俄國人合唱，打拍子，祝酒，大概是祝福他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
托馬斯回過頭來說：“我認為這太過份了。”
這是一個很有抱負的態度，對吧?至於下面這句話，不用查我也記得，“我們過去失掉的時間太多了。”
如果說我從中體會到純真與熱情，還算恰當吧?我繼續往前查，看到1979年的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抨擊了官僚主義，還坦率地承認本國的沉疴。“他們不是為了革命，而是為了當官，以為掌管的攤子越大，指揮的人越多，官越大，政治、生活待遇也越高。同樣的機器設備，在外國有工人和管理人員一千人就夠了，我們這裡常常超過人家三、四倍，產量反而不如人家。為什麼?”
1980年代是一個官方文體與民間文體差別不大的時代，還是一個經常問“為什麼”的年代。當我們不再問這個問題，改革開放的青春期就結束了。翠鳥在天空中消失了，蜂鳥則在心中消失了。我曾有幾年為一家媒體寫新年獻詞，你知道最困難的是什麼?就是如何在字裡行間避免沉鬱之氣，以便與新年氣氛匹配。這在早前是不成問題的。上述元旦社論的第一句是，“我們懷著十分興奮的心情跨入一九七九年。”這樣的句子是有前提的。一個更年輕的時代。
如今，我發現，我們總是在做一些非此即彼的選擇。要麼污染，要麼貧窮。要麼翠鳥，要麼過分肥大的帶魚。要麼信念，要麼功利。要麼靈，要麼肉。要麼科學的春天，要麼權錢的炎夏。要麼純真而無知，要麼成熟而世故。到最後，這歲月中最值得留戀的竟然是一聲消逝的鳥鳴。
@亦將有感於斯文
這是我的最後一篇專欄文章，以後無論是在《第一財經周刊》，還是在其他媒體，我都不再寫了。我曾在這裡寫過，“我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識”，這正是我在這些專欄中的因寄所託。重申常識這種事，做起來一百年也不夠，可它沒什麼難度，未必專需要誰做。我還感到自己的一點點才能並不在這裡。早年我讀過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古文經典，卻委實乏味，後來我又讀了《東坡志林》，晚年成熟期的作品，依舊是對國家社稷發言，充滿了幼稚的錯誤。我不免惋惜，一個傑出的頭腦做了一件多麼沒有意義的事。相比之下，《前赤壁賦》卻是何其優美灑脫的傑作。我覺得，這是前車之鑑，寫文章還是該寫自己真正擅長的東西。
年輕時我想寫小說，這算不得夢想，因為寫小說你只需要坐下來開始寫就可以了。我的夢想是寫很好的小說。如此一來我的人生就變得甚為艱難，我不得不寫幾行字就放下筆，自我譴責說，這跟約瑟夫.凱勒相比什麼都不是!最初只為了養活自己，也避免被親戚朋友看作百無一用，我開始做記者，慢慢地，我的討厭不公平和容易同情他人的天性受到激發，竟然成了一個蠻職業的媒體人。這些專欄的議題大多關乎社會生活，也該算作我的記者生涯的衍生之物。
就連“重申常識”的企圖也來自我的媒體經驗。大約是2004年，《南方周末》開了一個小欄目，就叫“常識”。在內部，大家說，開這個欄目幹嘛呀?鄧科就解釋了一下這個詞與托馬斯·潘恩的關係。就我個人目力所及，這正是如今很多國內媒體對“常識”兩個字奉為圭臬的開端。
如今的美國，連蘋果和蘆薈都比長得別處更有活力和自信一些，可是在1776年，該國還沒影兒呢，民眾更是一群鄉巴佬，跟英王打著仗，心裡怕得直打鼓。潘恩在這一年發表了《常識》，一本50頁的小冊子。潘恩說了很多實誠話，“政府最壞的時候，就是不可容忍的禍害”、“君主政體意味著我們自身的墮落和失敗”，等等。這本書比郭敬明的還暢銷，平均5個鄉巴佬買一本。美國與美國憲法就在它的鼓舞之下誕生，它亦位列“改變美國的20本書”的第一名。
我的看法是，常識雖常，其實珍貴罕有，又惟視之為必有，才會煥發真力。在嚴肅的場合，美國人言必稱“We the people”，“people”把自己當回事兒，當個寶，並不容易。在隆重的時節，我們也常說“咱們老百姓”，還要唱一段“今兒個真高興”，語意上相似，價值意義上卻八竿子打不著。我們的常識多是另一種，“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之類，常固然常，識卻說不上，無非是世故之談罷了。我們的常識不是那麼超拔，也不是那麼健朗。
倘若我可以做到，我願意這些專欄文字全部化為灰燼，換得這一句在你心裡盤桓片刻：一個國家的常識不該是無可奈何的“無非如此”，而該是我們願意用內心去深深認同的“理當如此”。
我是一個人生層面的悲觀主義者，因此有頗多感慨要在小說中一吐為快;我還是一個公共生活中的樂觀主義者，相信常識所至，民智洶湧，終將春水足而艨艟起。病了知道去看醫生，而不是吃人血饅頭，這是一個級別的民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是一個級別的民智。兩個級別之間路險且阻，我等為此寫幾篇清白又逗趣的小文章，乃是文人的本色行當，否則書就念到狗肚子裡去。只是，由於前述之私人理由，我要向諸君告退了，相信常識自會薪盡火傳。
《蘭亭序》結尾有言，“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未來之世的人們看到這篇文章，也要感慨萬端。真是優雅又豪氣的態度。我無此奢望，惟望將來翻開這些小文章，不至於搖頭嘆息：都他娘的白寫了。就像祝福自己的蛋蛋一般誠摯地，我願吾國吾民得享“理當如此”的時光。
@向壞蛋們舉杯
我較少地記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了，較多地記得電影《布拉格之戀》，也說不上喜歡，反正有小提琴配樂的電影我的印象都不差。裡面有一段兒，蘇軍開進了布拉格，特蕾莎發表了照片，托馬斯、特蕾莎、薩賓娜還有托馬斯的兩個同事一起去酒吧慶賀，場子裡有很多年輕人在跳舞，有個顯眼的地方坐著一桌蘇聯官僚，都帶著趾高氣揚、宰決別人命運的神態。
“看看他們的臉就知道了，壞蛋!”薩賓娜說，“壞蛋們!”
一桌人都認同可以通過臉來判斷那些真正壞的壞蛋，他們向那些侵略者舉杯，“一點疑問也沒有，壞蛋們!”
一個俄國人也向他們舉杯致意，面無表情，那意思只不過是出於禮貌。
過了一會兒，俄國人打斷了舞曲，指令樂隊演奏起了俄羅斯歌曲，也許是蘇聯國歌，至少是那一類。布拉格的年輕人都不跳舞了。那一桌俄國人合唱，打拍子，祝酒，大概是祝福他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
托馬斯回過頭來說：“我認為這太過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