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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島的“原爆”紀念集會的情形讓我略有感動。集會結束之際，國民自衛隊的一架直升飛機在人群上空盤旋，用高音喇叭呼喊和平口號，林蔭道上的日本民眾一邊散場，一邊向直升飛機揮手並同聲應和。這個場景讓我覺得，日本人心特齊，底下走著的和上面飛著的心心相印，他們是一家人，還讓我意識到，和平觀念已經在日本民眾心中根深蒂固，他們如今是文明人，不想再打仗了。
我們所到之處，日本人總是“和平和平”地念叨個不停，我相信他們都挺真誠的，以邏輯做真偽辨識，也說得通。日本文化中有尚武好戰的基因，不過在全世界，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都正在超越民族文化價值，尤其在一個發達的民主國家，國民的和平願望並不是太值得懷疑的事。
日本山川秀美，又很潔淨，每輛汽車都很鮮亮，像剛剛洗過似的，房子大多是米黃或淺灰色的，跟人們的衣著一樣，低調又得體，透著那麼一股格調和涵養。如果只看這些優點以及國民的和平信念，我會非常喜歡這個國家。不過遇到“歷史問題”時，我則不免有些灰心喪氣。
在東京等地，我們問到的每一個日本國民，除了幾位學者和少數“左翼”人士之外，沒有任何一個人，願意痛痛快快地承認本國曾經侵略過亞洲諸國並犯下罪行。聽了他們的回答，你才知道川端康成關於日本的“曖昧”的特性的說法是多麼精闢。我並不是說日本國民完全不願意直面歷史，對於日本發動戰爭給亞洲各國帶去災難，他們中的多數人並無異議。他們只是並非像一般中國人希望的那樣態度懇切。我倒不覺得這是個大問題：懇切不懇切，於我們何加焉?
被訪的日本人的最常見的回答是，對於日本侵華往事“不清楚，那是政治家的事”。這跟我們國家1949年之後的正統歷史觀倒是有些類似：日本侵華是少數戰犯主導的戰爭，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
真實的歷史總是沒這麼單純。資料就不引了，單我們在廣島“鄉土資料館”的“戰時生活展覽”的見聞，就足以說明當年日本舉國征戰的熱情。日軍打太原，廣島的婦女晝夜縫製軍衣;前方殺到徐州了，後方送過去簽名的錦旗;攻占中國首都了，後方慶功大遊行，高舉無數橫幅，“慶祝南京陷落”。打到最後男丁沒了，婦女去挖煤窯，太熱，上身赤裸，蓬頭垢面。
當年的全體日本國民都為戰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軍功章里有東條英機的一份也有人民的一份。
@去日本見賢思齊(二)
在日本，我也曾站在日本國民的立場上自問：歷史問題真的那麼重要嗎，翻過那一篇兒不行嗎?最終我覺得，翻篇兒是必須的，糾纏過去沒出路，可是這背後還有一個怎麼才能翻得好的問題。在歐洲，落花有情流水有意，前協約國想翻篇兒，前軸心國也想翻篇兒，這才一把勁兒把奧斯維新翻過去了。
往膚淺里說，我始終有一個印象，東亞國家都有點兒受制於感情，還不像西方國家那樣有人類之愛的信念。
日本國民似乎諱疾忌醫，面對指責時的心理比較幼稚。小孩子一般有這個心理：我不是已經改了嗎，以前的事你就別提了。我倒覺得，一些日本國民的“打仗的是前輩，我們沒參與”自辯不靠譜，國家行為如果無涉集體意願，僅由一代人中的幾個首腦負責，世界上還會有負責任的國家嗎?
在東京，辻康吾教授對我們說：“兩國在二戰之後走上不同的道路，中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日本則成為民主的‘非正常’國家，各有特殊性，這導致兩國國民在思維模式上完全不同，很難理解對方的立場。”
我覺得他說得對。參與二戰的國家那麼多，其中一些比如英美法德，制度接近，因此打完了就打完了，頂多國力增減、意識形態搖擺而已。中日兩國的命運卻如風中蘆葦，從此被完全改寫，甚至可以說沒有二戰就沒有後來的一切。劫波渡盡而相背而行，各自背負著精神沉疴，自然漸行漸遠。
因此當中國人偶爾表露出心中的憤怒之時，會被日本人認為是無端的狹隘，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讓我想起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說到，當他向年輕人講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往事時發現：“有多少事對我來說還是不言而喻的現實，而對他們來說卻已成為歷史或者不可思議。但隱藏在我內心的一種本能使我覺得他們的發問是有道理的，因為在我們的今天和我們的昨天與前天之間的一切橋樑都已拆毀。”
在靖國神社，我感到重建“我們的今天和我們的昨天與前天之間的一切橋樑”是不容易的。
關于靖國神社的爭議通常聚焦於14名甲級戰犯問題上，可是在我看來，就算移出甲級戰犯的靈位這個神社也不對勁兒。自明治維新起的為國捐軀者都在這裡得到供奉，因此日俄戰爭、參與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反蘇維埃戰爭中的“西伯利亞出兵”、甲午戰爭、中日戰爭等等戰爭中的死者都位列其中。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無義戰。這裡供奉的246萬“英靈”，除了明治維新期間的少數人之外，一言遮蔽之，全是侵略軍。他們改寫了整個東亞的歷史。下關的春帆樓是《馬關條約》的簽訂之地，我在那兒讀到了伊東已代治撰寫的碑文，先是“清廷急遽請彌兵”，李鴻章前來談判等等，結尾說：“嗚呼，吾國今日國威之盛，實濫觴於甲午之役。”畢竟是刀兵頻仍的年代，話說得坦率。
我總覺得靖國神社與唐朝的凌煙閣有些類似，都建立在犧牲與光榮的美學基礎之上，只不過前者依附於神道教，後者則附麗於大國王道。日本人講生者與死者的靈魂會在靖國神社相逢，古人講：“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趣味有差異，殺身成仁的野蠻志向卻一致。
順著當年遺蹟“李鴻章道”，可以找到一個牌子，“痴漢刺李鴻章處”。沿路走上半山腰，眺望下關海峽，風景優美。春帆樓里至今還藏有李鴻章讚美當地風物的手書，四個大字：海岳煙霞。
@去日本見賢思齊(三)
從建築學的角度說，靖國神社不怎麼好看，日本的神社越小越漂亮，它太大了，“鳥居”太高，看著愣。
那年8月15日，日本稱之為“終戰60周年紀念日”，有20萬人前往靖國神社參拜，創下歷史記錄。次日《讀賣新聞》的頭條標題是“第 61年的出發”，文中說，為什麼這次參拜人數這麼多呢?因為中韓的批判，尤其是中國人的反日浪潮，造成了日本人的逆反心理。報導中一位來自福岡縣的84歲老兵說，中韓的批判是干涉日本內政。
當天我們也去了靖國神社，身邊是摩肩接踵的人流，耳朵里全是高音喇叭里的陣陣高呼，皆是“國家正常化”、“參拜是內政”之類的“右翼”訴求。演講者中包括台灣的金美齡。我的印象是，日語的語音比較單調，吶喊起來讓人煩躁。
村田忠禧教授說，不需要太在乎那些右翼分子，他們的活動其實是職業性的，無非拿錢幹活兒。我得到一個印象：中國和日本都有民粹主義，但是都不是支配性的力量，只是看上去比較刺激罷了。
我們所到之處，日本人總是“和平和平”地念叨個不停，我相信他們都挺真誠的，以邏輯做真偽辨識，也說得通。日本文化中有尚武好戰的基因，不過在全世界，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都正在超越民族文化價值，尤其在一個發達的民主國家，國民的和平願望並不是太值得懷疑的事。
日本山川秀美，又很潔淨，每輛汽車都很鮮亮，像剛剛洗過似的，房子大多是米黃或淺灰色的，跟人們的衣著一樣，低調又得體，透著那麼一股格調和涵養。如果只看這些優點以及國民的和平信念，我會非常喜歡這個國家。不過遇到“歷史問題”時，我則不免有些灰心喪氣。
在東京等地，我們問到的每一個日本國民，除了幾位學者和少數“左翼”人士之外，沒有任何一個人，願意痛痛快快地承認本國曾經侵略過亞洲諸國並犯下罪行。聽了他們的回答，你才知道川端康成關於日本的“曖昧”的特性的說法是多麼精闢。我並不是說日本國民完全不願意直面歷史，對於日本發動戰爭給亞洲各國帶去災難，他們中的多數人並無異議。他們只是並非像一般中國人希望的那樣態度懇切。我倒不覺得這是個大問題：懇切不懇切，於我們何加焉?
被訪的日本人的最常見的回答是，對於日本侵華往事“不清楚，那是政治家的事”。這跟我們國家1949年之後的正統歷史觀倒是有些類似：日本侵華是少數戰犯主導的戰爭，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
真實的歷史總是沒這麼單純。資料就不引了，單我們在廣島“鄉土資料館”的“戰時生活展覽”的見聞，就足以說明當年日本舉國征戰的熱情。日軍打太原，廣島的婦女晝夜縫製軍衣;前方殺到徐州了，後方送過去簽名的錦旗;攻占中國首都了，後方慶功大遊行，高舉無數橫幅，“慶祝南京陷落”。打到最後男丁沒了，婦女去挖煤窯，太熱，上身赤裸，蓬頭垢面。
當年的全體日本國民都為戰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軍功章里有東條英機的一份也有人民的一份。
@去日本見賢思齊(二)
在日本，我也曾站在日本國民的立場上自問：歷史問題真的那麼重要嗎，翻過那一篇兒不行嗎?最終我覺得，翻篇兒是必須的，糾纏過去沒出路，可是這背後還有一個怎麼才能翻得好的問題。在歐洲，落花有情流水有意，前協約國想翻篇兒，前軸心國也想翻篇兒，這才一把勁兒把奧斯維新翻過去了。
往膚淺里說，我始終有一個印象，東亞國家都有點兒受制於感情，還不像西方國家那樣有人類之愛的信念。
日本國民似乎諱疾忌醫，面對指責時的心理比較幼稚。小孩子一般有這個心理：我不是已經改了嗎，以前的事你就別提了。我倒覺得，一些日本國民的“打仗的是前輩，我們沒參與”自辯不靠譜，國家行為如果無涉集體意願，僅由一代人中的幾個首腦負責，世界上還會有負責任的國家嗎?
在東京，辻康吾教授對我們說：“兩國在二戰之後走上不同的道路，中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日本則成為民主的‘非正常’國家，各有特殊性，這導致兩國國民在思維模式上完全不同，很難理解對方的立場。”
我覺得他說得對。參與二戰的國家那麼多，其中一些比如英美法德，制度接近，因此打完了就打完了，頂多國力增減、意識形態搖擺而已。中日兩國的命運卻如風中蘆葦，從此被完全改寫，甚至可以說沒有二戰就沒有後來的一切。劫波渡盡而相背而行，各自背負著精神沉疴，自然漸行漸遠。
因此當中國人偶爾表露出心中的憤怒之時，會被日本人認為是無端的狹隘，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讓我想起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說到，當他向年輕人講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往事時發現：“有多少事對我來說還是不言而喻的現實，而對他們來說卻已成為歷史或者不可思議。但隱藏在我內心的一種本能使我覺得他們的發問是有道理的，因為在我們的今天和我們的昨天與前天之間的一切橋樑都已拆毀。”
在靖國神社，我感到重建“我們的今天和我們的昨天與前天之間的一切橋樑”是不容易的。
關于靖國神社的爭議通常聚焦於14名甲級戰犯問題上，可是在我看來，就算移出甲級戰犯的靈位這個神社也不對勁兒。自明治維新起的為國捐軀者都在這裡得到供奉，因此日俄戰爭、參與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反蘇維埃戰爭中的“西伯利亞出兵”、甲午戰爭、中日戰爭等等戰爭中的死者都位列其中。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無義戰。這裡供奉的246萬“英靈”，除了明治維新期間的少數人之外，一言遮蔽之，全是侵略軍。他們改寫了整個東亞的歷史。下關的春帆樓是《馬關條約》的簽訂之地，我在那兒讀到了伊東已代治撰寫的碑文，先是“清廷急遽請彌兵”，李鴻章前來談判等等，結尾說：“嗚呼，吾國今日國威之盛，實濫觴於甲午之役。”畢竟是刀兵頻仍的年代，話說得坦率。
我總覺得靖國神社與唐朝的凌煙閣有些類似，都建立在犧牲與光榮的美學基礎之上，只不過前者依附於神道教，後者則附麗於大國王道。日本人講生者與死者的靈魂會在靖國神社相逢，古人講：“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趣味有差異，殺身成仁的野蠻志向卻一致。
順著當年遺蹟“李鴻章道”，可以找到一個牌子，“痴漢刺李鴻章處”。沿路走上半山腰，眺望下關海峽，風景優美。春帆樓里至今還藏有李鴻章讚美當地風物的手書，四個大字：海岳煙霞。
@去日本見賢思齊(三)
從建築學的角度說，靖國神社不怎麼好看，日本的神社越小越漂亮，它太大了，“鳥居”太高，看著愣。
那年8月15日，日本稱之為“終戰60周年紀念日”，有20萬人前往靖國神社參拜，創下歷史記錄。次日《讀賣新聞》的頭條標題是“第 61年的出發”，文中說，為什麼這次參拜人數這麼多呢?因為中韓的批判，尤其是中國人的反日浪潮，造成了日本人的逆反心理。報導中一位來自福岡縣的84歲老兵說，中韓的批判是干涉日本內政。
當天我們也去了靖國神社，身邊是摩肩接踵的人流，耳朵里全是高音喇叭里的陣陣高呼，皆是“國家正常化”、“參拜是內政”之類的“右翼”訴求。演講者中包括台灣的金美齡。我的印象是，日語的語音比較單調，吶喊起來讓人煩躁。
村田忠禧教授說，不需要太在乎那些右翼分子，他們的活動其實是職業性的，無非拿錢幹活兒。我得到一個印象：中國和日本都有民粹主義，但是都不是支配性的力量，只是看上去比較刺激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