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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產生了影響,處長又問道:

  “您到過將軍的家裡嗎?”

  “他親自給我開門,我立即把我剛才見到的情形講給他聽。他並不感到吃驚。頭一天,一個波希米亞女人來見過他,給他看過手相,並用紙牌算了命。她向他索要三千法郎,今天在特羅卡德羅廣場,兩點鐘至三點鐘之間等候答覆。她一見到信號,就會上樓來。”

  “她有什麼提議?”

  “她保證找到並且送來那張出名的照片。”

  “我們徒勞無益地尋找過的那張照片?”處長驚呼道。

  “正是那張照片,它將決定議員的成敗榮辱,關鍵就看它在什麼人手裡,是在控方呢,還是在以他父親為代表的辯方手裡。”

  接著他們沉寂了很久。處長推心置腹地低聲說道:

  “貝舒,您知道,擁有這張照片對我們來說是什麼意義?”

  “我知道。”

  “比您所能知道的還要大得多。您聽著,貝舒,應該讓這張照片在交到檢察院之前就落到我們手裡。”

  處長又用更低的聲音補充道:

  “警局第一……”

  貝舒以同樣莊重的語氣回答道:

  “您會得到它的,我同時把私家偵探巴爾內特交給您。”

  一個月之前,金融家韋拉爾迪——由於他的萬貫家財,跟政要的親密關係,敢想敢幹與事業上的成功,成為巴黎一巨頭——等妻子吃午飯沒等到。當天晚上,她也沒有回家,整個夜晚都不見她的人影。警方四處尋找,作了調查,結論是:家住在布洛涅樹林附近的克里斯蒂娜·韋拉爾迪,每天早上都在樹林裡散步。那天在一條荒僻的小徑上她被一個男子劫持到一輛封閉的小汽車裡,然後那男子駕車飛速朝塞納河方向逃走了。

  誰也沒有看清楚那男子的相貌,他好像是個青年,穿著藍色粗呢大衣,戴圓頂黑禮帽。沒有別的跡象。

  兩天過去了,沒有任何消息。

  然後,事態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一天傍晚,在夏特勒至巴黎的公路附近勞動的農民,發現一輛小汽車在瘋狂地飛馳。突然,響起了嘈雜的聲音。農民們看見一個車門打開了,一名婦女被拋了出來。

  農民們立即奔向前。

  這時,小汽車上了一個斜坡,進入一片草地,撞到一棵樹上,翻了個身。一個男子奇蹟般地安然無事,從車內衝出來,向那名婦女跑過去。

  她已經死了。她的頭枕在一堆碎石上。

  人們把她運到鄰近的一個鎮上,並且報了警。那個男子毫不費難地說出自己的姓名:他是讓·德羅克議員,受人尊敬的國民議會議員,反對派領袖。死難者正是韋拉爾迪夫人。

  於是立即展開了一場戰鬥,死者丈夫方面懷著仇恨而態度激烈,法院方面也很激烈,某些內閣部長對德羅克議員的敗訴感興趣,更是推波助瀾。這無疑是件劫持案,既然讓·德羅克穿著藍色衣服,戴著圓頂黑禮帽,跟襲擊克里斯蒂娜·韋拉爾迪的人穿著一樣。至於謀殺案,農民們的證詞不容置疑:他們親眼看見一個男人的手在推那個女人。已經提議撤銷議員的豁免權了。

  讓·德羅克的態度,給控告增添了特別的分量。他直截了當地承認了綁架與非法監禁。但是他堅決否定農民們的證詞。據他講,是韋拉爾迪夫人自己跳出車外的,而他卻沒能拉住她。

  對於這次自殺的動機,劫持的情況,失蹤後兩天裡發生的事情,駕車經過的地區,在悲慘結局出現之前的波折,他固執地閉口不談。

  人們不能確定他在哪裡又是怎樣認識韋拉爾迪夫人的,甚至不能證實她認識他,因為金融家韋拉爾迪從來沒有機會跟他交往。

  如果人家向他問個不休,他就回答:

  “我再也沒有什麼要說的了。隨便你們相信什麼。隨便你們怎樣處置我。無論發生什麼情況,我將什麼也不說。”

  他拒不接受國民議會的審查委員會的訊問。

  第二天,包括貝舒在內的警務人員來按他住所的門鈴,他親自開門,並宣稱:

  “我準備跟先生們去。”

  警探們進行了仔細的搜查。在他書房的壁爐內,有一堆灰燼,證明他已經燒毀了許多紙張。人們還搜查了抽屜,搬空了箱櫃,把書櫃裡的書翻得亂七八糟,把文件用繩子捆成捆。

  讓·德羅克漠不關心地旁觀這令人厭煩的搜查工作。整個過程中,只出了一件事,突如其來而又意味深長。貝舒比同事們更加能幹,在一個放零碎雜物的盤子裡,找到一個薄紙卷,那好像是偶然丟在那裡的,貝舒正要檢查,讓·德羅克撲過去,從貝舒手裡把紙卷搶過來。

  “您很清楚,這東西微不足道!這是一張照片……一張舊照片,它跟襯紙板脫開了。”

  貝舒作出更加強烈的反應,尤其因為他看出德羅克情緒激動特別反常,他想把那紙卷再奪過來。但是,議員已經跑出去了,並順手關上了房門,進入由一位治安警察①把守的相鄰的候見室。貝舒和同事們在那候見室追上了他。於是展開了一場爭論。警察檢查了讓·德羅克的口袋,那個包著照片的紙卷卻沒有找到。人們問那個攔住逃跑者去路的治安警察,他說沒有見到那張照片。警察出示了逮捕證以後,議員德羅克就被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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