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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把陳耳東調入我的故事，全面展開他偵破兩起接連發生的謀殺案的複雜過程之前，我其實還是應該更深入地談談這位趙湘。
你一定已經發覺，這位趙湘並非像他孿生兄弟趙鄂那般是一個畫家。這實在不是他的過錯，都怪他的父母：多年以前，為了讓自己的兩個兒子能在不同的藝術領域嶄露頭角，他們分別給他倆買回來一堆顏料畫筆和一支金燦燦的小號。結果，趙湘被派去和那些頗為複雜的五線譜打交道。
說起來，儘管趙湘後來沒有成為一位音樂大師，但他的天分還是相當不錯的。在父母親循循善誘的引導之下，趙湘很快便喜歡上了巴赫、莫扎特、貝多芬諸君。如果你那年參加了天津市少年音樂節，只要我稍加提醒，你馬上就會回想起曾在一宮（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宮）的舞台上，看見一個臉色蒼白的瘦高男孩兒，站在一台三角鋼琴的前面嘀嘀嗒嗒地吹奏海頓協奏曲的第一樂章。
即便是這樣，趙湘卻並不能像自己的兄弟那樣抱定終身追求藝術的決心。中學畢業後，他沒有報考音樂院校，而是選擇了去學習金融。對此我曾做了仔細分析，究其原委，我認為是經濟效益問題，顯然當年他蹬著狹窄的樓梯把心愛的小號塞進落滿灰塵的閣樓時，已經做了認真的思考。
我估計趙湘曾去天津交響樂團打聽過首席小號手的工資待遇情況。回來後他意識到──除非吹到世界水平，讓里姆斯基的蜜蜂的飛行速度趕上梅紐因的小提琴，否則收入就無法與自己的同胞兄弟所抗衡。
說起來，趙湘實在嫉妒趙鄂。這完全可以理解，作為一個名聲顯赫、身價不菲的畫家，他兄弟掙錢真是太容易了，不僅容易，而且還總是那麼愜意愉悅──不但可以去游山逛水畫風景，還可以坐在家裡畫“人體”，只要打上一個電話，沒一會兒的工夫就會有一個美女匆匆趕來，乖乖地脫下身上的所有衣褲，坐在他的畫室里任憑他擺布成任何姿勢。而一旦厭煩了這些令趙湘羨慕不已的東西，他的兄弟就會畫一些被稱之為“靜物”的玩意兒──就算家裡沒有蘋果鴨梨葡萄諸如此類比較適合的東西，他兄弟也可以去廚房隨便找來三個番茄或者四個馬鈴薯（通常我們普通人習慣說西紅柿、土豆）擺在那兒，只要把它們弄到一塊或大或小的畫布上，就能夠換來樂團團長三個月甚至半年的工資。
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當年趙湘是經過深思熟慮才放棄他所熱愛的音樂的。而從他的所作所為里，你不難看出他對貨幣的鐘情，因此他才上了那所財經學院。
畢業後，趙湘沒有留在天津，而是跑來了北京，一個是他認為天津還是比較閉塞，沒什麼可以讓他發展的空間；另一個也是想躲避他那既讓他羨慕又讓他常常無名火起的孿生兄弟。
當然，以我的猜想，對於趙湘的這種心態，你多半會理解不了，我何嘗不是如此──當初聽陳耳東講完了趙氏兄弟的故事，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都覺得不可理喻。這實在是一種無奈。我只能說趙氏兄弟是很特殊的人，在我們尋常的生活中絕對難得一見，要不然我也不會把兩兄弟的故事津津樂道地講述給你。
相比之下，在兄弟倆當中，我倒是認為那位乘坐火車而來的青年畫家的心態更加平和些。這似乎與他從小到大一直身處順境有關係。據說，早在剛上初中時，趙鄂就已經在畫壇嶄露頭角，多幅作品在全國比賽中獲獎。而進了美術學院後便完全可以稱之為光芒四射了，雖然至今尚未能進軍羅浮宮，但當時卻有一張名曰《三個中國女芭蕾舞演員》的油畫被巴塞隆納一家博物館收購。
在我看來，如果我們討論趙湘之所以來了北京，到底是為了尋求發展空間，還是為了躲避自己兄弟而不被他熾熱的光輝灼傷，我顯然認為後者的比重大得多。
說起來趙湘的命兒還是挺不錯的，來北京沒倆禮拜，就給自己找到了飯碗。
他是在網上看到那個招聘啟事的，而後就敲了不足百字的簡歷給那家銀行“E”了過去，沒想到就接到了面試的通知。接待他的是一位副行長，那是一個無兒無女的老太太，注視了他漂亮的臉蛋兒一分鐘，便宣布他被錄用了。
那完全稱得上是份兒好工作，幹了沒半年，薪水就可以和那位白髮蒼蒼的樂團團長平起平坐。但顯然趙湘不是衝著這點兒油水兒來的，並且也沒有把那個老太太對自己的器重太放在心上──從上班的第一天起，就開始思考如何把計算機里的那一行行一串串天文數字剪掉一部分，而後劃在自己名下。
為此趙湘夜夜苦思冥想，但卻一直找不到一個穩妥的方案，畢竟銀行的錢不是那麼好拿的，說不定一分都沒來得及花，就得面對行刑隊的槍口。就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他巧遇了後來成為了他妻子與女合伙人的習亞蘭。
要知道，我用“巧遇”一詞，完全是恰如其分。一方面是說習亞蘭原本就是趙湘的老相識，他們既是鄰居又是同學；另一方面是指二人在其後的溝通之中，居然發現他們有同樣的理想和抱負。
那是一個寂寞的夜晚。趙湘因為種種原因無法與自己的情人何芊相見，使得他的那個周末異常乏味。百無聊賴地在電視機前度過了一整天，鬱悶的他便去了金融街東面的一間酒吧。一個人跑來北京闖天下之後，他時常在那裡消磨時間。
那天晚上，由於心緒不佳，平日愛喝的巴伐利亞黑啤酒變得如感冒沖劑一般難以下肚，於是他便起身離開了座位，去一旁的角落玩兒起了飛鏢。
你一定已經發覺，這位趙湘並非像他孿生兄弟趙鄂那般是一個畫家。這實在不是他的過錯，都怪他的父母：多年以前，為了讓自己的兩個兒子能在不同的藝術領域嶄露頭角，他們分別給他倆買回來一堆顏料畫筆和一支金燦燦的小號。結果，趙湘被派去和那些頗為複雜的五線譜打交道。
說起來，儘管趙湘後來沒有成為一位音樂大師，但他的天分還是相當不錯的。在父母親循循善誘的引導之下，趙湘很快便喜歡上了巴赫、莫扎特、貝多芬諸君。如果你那年參加了天津市少年音樂節，只要我稍加提醒，你馬上就會回想起曾在一宮（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宮）的舞台上，看見一個臉色蒼白的瘦高男孩兒，站在一台三角鋼琴的前面嘀嘀嗒嗒地吹奏海頓協奏曲的第一樂章。
即便是這樣，趙湘卻並不能像自己的兄弟那樣抱定終身追求藝術的決心。中學畢業後，他沒有報考音樂院校，而是選擇了去學習金融。對此我曾做了仔細分析，究其原委，我認為是經濟效益問題，顯然當年他蹬著狹窄的樓梯把心愛的小號塞進落滿灰塵的閣樓時，已經做了認真的思考。
我估計趙湘曾去天津交響樂團打聽過首席小號手的工資待遇情況。回來後他意識到──除非吹到世界水平，讓里姆斯基的蜜蜂的飛行速度趕上梅紐因的小提琴，否則收入就無法與自己的同胞兄弟所抗衡。
說起來，趙湘實在嫉妒趙鄂。這完全可以理解，作為一個名聲顯赫、身價不菲的畫家，他兄弟掙錢真是太容易了，不僅容易，而且還總是那麼愜意愉悅──不但可以去游山逛水畫風景，還可以坐在家裡畫“人體”，只要打上一個電話，沒一會兒的工夫就會有一個美女匆匆趕來，乖乖地脫下身上的所有衣褲，坐在他的畫室里任憑他擺布成任何姿勢。而一旦厭煩了這些令趙湘羨慕不已的東西，他的兄弟就會畫一些被稱之為“靜物”的玩意兒──就算家裡沒有蘋果鴨梨葡萄諸如此類比較適合的東西，他兄弟也可以去廚房隨便找來三個番茄或者四個馬鈴薯（通常我們普通人習慣說西紅柿、土豆）擺在那兒，只要把它們弄到一塊或大或小的畫布上，就能夠換來樂團團長三個月甚至半年的工資。
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當年趙湘是經過深思熟慮才放棄他所熱愛的音樂的。而從他的所作所為里，你不難看出他對貨幣的鐘情，因此他才上了那所財經學院。
畢業後，趙湘沒有留在天津，而是跑來了北京，一個是他認為天津還是比較閉塞，沒什麼可以讓他發展的空間；另一個也是想躲避他那既讓他羨慕又讓他常常無名火起的孿生兄弟。
當然，以我的猜想，對於趙湘的這種心態，你多半會理解不了，我何嘗不是如此──當初聽陳耳東講完了趙氏兄弟的故事，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都覺得不可理喻。這實在是一種無奈。我只能說趙氏兄弟是很特殊的人，在我們尋常的生活中絕對難得一見，要不然我也不會把兩兄弟的故事津津樂道地講述給你。
相比之下，在兄弟倆當中，我倒是認為那位乘坐火車而來的青年畫家的心態更加平和些。這似乎與他從小到大一直身處順境有關係。據說，早在剛上初中時，趙鄂就已經在畫壇嶄露頭角，多幅作品在全國比賽中獲獎。而進了美術學院後便完全可以稱之為光芒四射了，雖然至今尚未能進軍羅浮宮，但當時卻有一張名曰《三個中國女芭蕾舞演員》的油畫被巴塞隆納一家博物館收購。
在我看來，如果我們討論趙湘之所以來了北京，到底是為了尋求發展空間，還是為了躲避自己兄弟而不被他熾熱的光輝灼傷，我顯然認為後者的比重大得多。
說起來趙湘的命兒還是挺不錯的，來北京沒倆禮拜，就給自己找到了飯碗。
他是在網上看到那個招聘啟事的，而後就敲了不足百字的簡歷給那家銀行“E”了過去，沒想到就接到了面試的通知。接待他的是一位副行長，那是一個無兒無女的老太太，注視了他漂亮的臉蛋兒一分鐘，便宣布他被錄用了。
那完全稱得上是份兒好工作，幹了沒半年，薪水就可以和那位白髮蒼蒼的樂團團長平起平坐。但顯然趙湘不是衝著這點兒油水兒來的，並且也沒有把那個老太太對自己的器重太放在心上──從上班的第一天起，就開始思考如何把計算機里的那一行行一串串天文數字剪掉一部分，而後劃在自己名下。
為此趙湘夜夜苦思冥想，但卻一直找不到一個穩妥的方案，畢竟銀行的錢不是那麼好拿的，說不定一分都沒來得及花，就得面對行刑隊的槍口。就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他巧遇了後來成為了他妻子與女合伙人的習亞蘭。
要知道，我用“巧遇”一詞，完全是恰如其分。一方面是說習亞蘭原本就是趙湘的老相識，他們既是鄰居又是同學；另一方面是指二人在其後的溝通之中，居然發現他們有同樣的理想和抱負。
那是一個寂寞的夜晚。趙湘因為種種原因無法與自己的情人何芊相見，使得他的那個周末異常乏味。百無聊賴地在電視機前度過了一整天，鬱悶的他便去了金融街東面的一間酒吧。一個人跑來北京闖天下之後，他時常在那裡消磨時間。
那天晚上，由於心緒不佳，平日愛喝的巴伐利亞黑啤酒變得如感冒沖劑一般難以下肚，於是他便起身離開了座位，去一旁的角落玩兒起了飛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