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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走吧。”他說。
早上七點十四分,哈利知道自己還活著,因為他全身每根神經都感到疼痛,因為他胃裡的嗜酒之犬還渴求更多酒精。他睜開一隻眼睛,看了看四周,只見衣服散落在客房地上,但至少屋裡只有他一個人。他朝床頭柜上的玻璃杯伸手,幸運地抓到杯子。杯子是空的。他用手指颳了刮杯底,又舔了舔手指。味道是甜的,酒精都已揮發。
他拖著身體下床,拿著杯子走進浴室,目光避開鏡子,將杯子裝滿水,緩緩喝下。嗜酒之犬高聲抗議,但他穩穩拿著杯子,又喝了一杯。對了,要趕飛機。他把目光集中在手腕上。媽的手錶跑哪裡去了?現在幾點?他必須離開,必須回家。還是先喝一杯再說……他找到褲子穿上,覺得手指麻木腫脹。包呢?在那裡。洗漱包。鞋子。可是手機呢?不見了。他撥9,打給樓下櫃檯,聽見背景里傳來帳單的列印聲。前台回答了四次,他還是聽不懂。
他結結巴巴地說著英語,連自己都聽不太懂自己在說什麼。
“先生抱歉,”前台答道,“酒吧下午三點才開始營業,您要退房了嗎?”
哈利點了點頭,在床尾的外套里尋找機票。
“先生?”
“對。”哈利掛上電話,靠在床上,繼續在褲子口袋裡翻找,卻只找到一枚二十克朗的挪威硬幣。昨晚酒吧打烊,他付錢時少了幾庫納,就把二十克朗挪威硬幣放在鈔票上,轉身離去。但還沒走到門口,就聽見憤怒的咆哮聲,感覺後腦一陣疼痛,低頭就看見那枚硬幣在地上跳動,發出清脆的聲響,滾到他雙腳之間。他走回吧檯,酒保低聲咒罵,接受了他的手錶以補齊差額。
哈利知道外套內袋已被扯破,便摸索著在襯裡中找到機票,把它勾出來,看清楚起飛時間。這時傳來敲門聲,起初只有一聲,接著是更大力的一聲。
他不記得酒吧打烊後發生的事,但若敲門聲跟這有關,那肯定沒好事。不過話又說回來,說不定有人撿到了他的手機。他拖著腳步走到門口,把門打開一條縫。
“早上好,”門外的女子說,“還是不好?”
哈利擠出微笑,倚在門框上:“有什麼事?”
女子盤起了頭髮,看起來更像個英語老師。
“跟你敲定交易。”她說。
“哦?為什麼是現在,不是昨天?”
“因為我想知道我們碰面之後你會做什麼,比如說,會不會去跟克羅埃西亞警方碰面。”
“你知道我沒有?”
“你去酒吧喝酒喝到打烊,然後搖搖晃晃地走回房間。”
“你還有眼線啊?”
“別東拉西扯了,霍勒,你還要趕飛機。”
飯店外有輛車等著他們,司機就是那個身上有監獄刺青的酒保。
“弗雷德,去聖史蒂芬大教堂,”女子說,“開快點,他的飛機一個半小時後起飛。”
“你知道很多我的事,”哈利說,“我對你卻一無所知。”
“你可以叫我瑪麗亞。”女子說。
晨霧籠罩著薩格勒布,偌大的聖史蒂芬大教堂塔樓隱沒在白霧之中。
瑪麗亞領著哈利穿過近乎荒涼的廣闊中庭,經過懺悔室、幾個聖者雕像和旁邊的禱告長椅。隱藏式音響播放著宛如祈禱文般的聖歌,歌聲低沉,餘韻連綿,也許是為了激發沉思,但哈利聽了卻只想到天主教超市里播放的音樂。瑪麗亞帶著哈利踏上側面的走廊,穿過一扇門,進入一個小房間,裡面有兩張祈禱長椅。晨光穿過彩色玻璃,化為紅色和藍色的光線。釘著耶穌的十字架兩旁點著蠟燭,十字架前方是個跪著的蠟像,仰頭伸臂,絕望地祈禱。
“這是使徒多馬,建築工匠的守護者,”瑪麗亞鞠躬畫了個十字,“他想跟耶穌一起死。”
哈利心想,這是心存懷疑的多馬。瑪麗亞在包上方躬身,拿出一根貼有聖者照片的小蠟燭,將蠟燭點燃,放在多馬前方。
“跪下。”她說。
“為什麼?”
“照做就是了。”
哈利不情願地在粗糙的紅絲絨祈禱長椅上跪下,他的手肘放在骯髒傾斜的木扶手上,扶手上沾有汗漬、油脂和淚水。沒想到這個姿勢竟異常舒服。
“向聖子發誓你會信守承諾。”
哈利猶疑片刻,低下了頭。
“我以聖子……”瑪麗亞說。
“我以聖子……”
“我以救贖者之名發誓……”
“我以救贖者之名發誓……”
“盡力拯救那個所謂的小救贖者的性命。”
哈利複述。
瑪麗亞坐直身子。“這裡是我跟客戶的中間人接洽的地方,”她說,“也是他委託工作的地方。不過我們走吧,這裡不是討論凡人命運的地方。”
弗雷德載他們前往寬廣開放的托米斯拉夫國王公園,並在車上等候他們。他們找了個長凳坐下。枯萎的褐色小草奮力站直,但仍不敵濕冷寒風而趴倒。電車鈴聲從老展覽館的另一側傳來。
“我沒見到他本人,”瑪麗亞說,“但他聽起來很年輕。”
“聽起來?”
“十月的時候,這個人往國際飯店打了第一通電話,只要是關於難民的電話都會經過弗雷德,他把電話轉給了我。這個人說他代表一位匿名人士,希望我們接下奧斯陸的任務,我記得電話背景音里有很多車聲。”
“公共電話。”
“我想也是。我說我不在電話上接案,也不跟匿名人士打交道,就把電話掛了。三天後他又打來,跟我約在聖史蒂芬大教堂,還指定了時間和懺悔室。”
一隻烏鴉飛到長椅前的樹枝上,低下頭來,陰鬱地看著他們。
“那天教堂里有很多觀光客,我依照指定時間走進懺悔室,看見椅子上放著一個信封。我打開信封,裡面有約恩·卡爾森值班的時間地點、遠超過我們一般收費的美元頭款,還寫了尾款數目。此外,信中還說那個跟我通過電話的中間人會再跟我聯絡,聽取我的意願,如果我願意接受,可以再跟他商討財務方面的細節。這個中間人會是我們唯一的聯絡窗口,但基於安全因素,他無權跟我討論任務細節,所以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能透露有關任務的事讓中間人知道。我拿了信封,離開懺悔室和教堂,回到飯店。半小時後,中間人就打電話來。”
“這個人跟從奧斯陸打電話給你的是同一個人?”
“他沒有自我介紹,但我當過英語老師,所以習慣注意聽別人怎麼說英語。這個人的口音非常特別。”
“你們說了些什麼?”
“我說基於三個理由我必須拒絕。第一,我們的原則是必須知道客戶委託任務的原因。第二,基於安全考慮,我們從不讓別人決定時間或地點。第三,我們不跟匿名客戶來往。”
早上七點十四分,哈利知道自己還活著,因為他全身每根神經都感到疼痛,因為他胃裡的嗜酒之犬還渴求更多酒精。他睜開一隻眼睛,看了看四周,只見衣服散落在客房地上,但至少屋裡只有他一個人。他朝床頭柜上的玻璃杯伸手,幸運地抓到杯子。杯子是空的。他用手指颳了刮杯底,又舔了舔手指。味道是甜的,酒精都已揮發。
他拖著身體下床,拿著杯子走進浴室,目光避開鏡子,將杯子裝滿水,緩緩喝下。嗜酒之犬高聲抗議,但他穩穩拿著杯子,又喝了一杯。對了,要趕飛機。他把目光集中在手腕上。媽的手錶跑哪裡去了?現在幾點?他必須離開,必須回家。還是先喝一杯再說……他找到褲子穿上,覺得手指麻木腫脹。包呢?在那裡。洗漱包。鞋子。可是手機呢?不見了。他撥9,打給樓下櫃檯,聽見背景里傳來帳單的列印聲。前台回答了四次,他還是聽不懂。
他結結巴巴地說著英語,連自己都聽不太懂自己在說什麼。
“先生抱歉,”前台答道,“酒吧下午三點才開始營業,您要退房了嗎?”
哈利點了點頭,在床尾的外套里尋找機票。
“先生?”
“對。”哈利掛上電話,靠在床上,繼續在褲子口袋裡翻找,卻只找到一枚二十克朗的挪威硬幣。昨晚酒吧打烊,他付錢時少了幾庫納,就把二十克朗挪威硬幣放在鈔票上,轉身離去。但還沒走到門口,就聽見憤怒的咆哮聲,感覺後腦一陣疼痛,低頭就看見那枚硬幣在地上跳動,發出清脆的聲響,滾到他雙腳之間。他走回吧檯,酒保低聲咒罵,接受了他的手錶以補齊差額。
哈利知道外套內袋已被扯破,便摸索著在襯裡中找到機票,把它勾出來,看清楚起飛時間。這時傳來敲門聲,起初只有一聲,接著是更大力的一聲。
他不記得酒吧打烊後發生的事,但若敲門聲跟這有關,那肯定沒好事。不過話又說回來,說不定有人撿到了他的手機。他拖著腳步走到門口,把門打開一條縫。
“早上好,”門外的女子說,“還是不好?”
哈利擠出微笑,倚在門框上:“有什麼事?”
女子盤起了頭髮,看起來更像個英語老師。
“跟你敲定交易。”她說。
“哦?為什麼是現在,不是昨天?”
“因為我想知道我們碰面之後你會做什麼,比如說,會不會去跟克羅埃西亞警方碰面。”
“你知道我沒有?”
“你去酒吧喝酒喝到打烊,然後搖搖晃晃地走回房間。”
“你還有眼線啊?”
“別東拉西扯了,霍勒,你還要趕飛機。”
飯店外有輛車等著他們,司機就是那個身上有監獄刺青的酒保。
“弗雷德,去聖史蒂芬大教堂,”女子說,“開快點,他的飛機一個半小時後起飛。”
“你知道很多我的事,”哈利說,“我對你卻一無所知。”
“你可以叫我瑪麗亞。”女子說。
晨霧籠罩著薩格勒布,偌大的聖史蒂芬大教堂塔樓隱沒在白霧之中。
瑪麗亞領著哈利穿過近乎荒涼的廣闊中庭,經過懺悔室、幾個聖者雕像和旁邊的禱告長椅。隱藏式音響播放著宛如祈禱文般的聖歌,歌聲低沉,餘韻連綿,也許是為了激發沉思,但哈利聽了卻只想到天主教超市里播放的音樂。瑪麗亞帶著哈利踏上側面的走廊,穿過一扇門,進入一個小房間,裡面有兩張祈禱長椅。晨光穿過彩色玻璃,化為紅色和藍色的光線。釘著耶穌的十字架兩旁點著蠟燭,十字架前方是個跪著的蠟像,仰頭伸臂,絕望地祈禱。
“這是使徒多馬,建築工匠的守護者,”瑪麗亞鞠躬畫了個十字,“他想跟耶穌一起死。”
哈利心想,這是心存懷疑的多馬。瑪麗亞在包上方躬身,拿出一根貼有聖者照片的小蠟燭,將蠟燭點燃,放在多馬前方。
“跪下。”她說。
“為什麼?”
“照做就是了。”
哈利不情願地在粗糙的紅絲絨祈禱長椅上跪下,他的手肘放在骯髒傾斜的木扶手上,扶手上沾有汗漬、油脂和淚水。沒想到這個姿勢竟異常舒服。
“向聖子發誓你會信守承諾。”
哈利猶疑片刻,低下了頭。
“我以聖子……”瑪麗亞說。
“我以聖子……”
“我以救贖者之名發誓……”
“我以救贖者之名發誓……”
“盡力拯救那個所謂的小救贖者的性命。”
哈利複述。
瑪麗亞坐直身子。“這裡是我跟客戶的中間人接洽的地方,”她說,“也是他委託工作的地方。不過我們走吧,這裡不是討論凡人命運的地方。”
弗雷德載他們前往寬廣開放的托米斯拉夫國王公園,並在車上等候他們。他們找了個長凳坐下。枯萎的褐色小草奮力站直,但仍不敵濕冷寒風而趴倒。電車鈴聲從老展覽館的另一側傳來。
“我沒見到他本人,”瑪麗亞說,“但他聽起來很年輕。”
“聽起來?”
“十月的時候,這個人往國際飯店打了第一通電話,只要是關於難民的電話都會經過弗雷德,他把電話轉給了我。這個人說他代表一位匿名人士,希望我們接下奧斯陸的任務,我記得電話背景音里有很多車聲。”
“公共電話。”
“我想也是。我說我不在電話上接案,也不跟匿名人士打交道,就把電話掛了。三天後他又打來,跟我約在聖史蒂芬大教堂,還指定了時間和懺悔室。”
一隻烏鴉飛到長椅前的樹枝上,低下頭來,陰鬱地看著他們。
“那天教堂里有很多觀光客,我依照指定時間走進懺悔室,看見椅子上放著一個信封。我打開信封,裡面有約恩·卡爾森值班的時間地點、遠超過我們一般收費的美元頭款,還寫了尾款數目。此外,信中還說那個跟我通過電話的中間人會再跟我聯絡,聽取我的意願,如果我願意接受,可以再跟他商討財務方面的細節。這個中間人會是我們唯一的聯絡窗口,但基於安全因素,他無權跟我討論任務細節,所以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能透露有關任務的事讓中間人知道。我拿了信封,離開懺悔室和教堂,回到飯店。半小時後,中間人就打電話來。”
“這個人跟從奧斯陸打電話給你的是同一個人?”
“他沒有自我介紹,但我當過英語老師,所以習慣注意聽別人怎麼說英語。這個人的口音非常特別。”
“你們說了些什麼?”
“我說基於三個理由我必須拒絕。第一,我們的原則是必須知道客戶委託任務的原因。第二,基於安全考慮,我們從不讓別人決定時間或地點。第三,我們不跟匿名客戶來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