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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醫院沒有這方面的心理諮詢嗎?”身為一個心理學家，我非常質疑如今醫院所奉行的形式化的談話治療，還有那套自稱有效的快速藥療法。雖然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日新月異的科技已經揭示了大腦對心理的影響，也從很多方面成功地研製出對直接控制腦部區域的藥物，但是我還是覺得傳統的談話式心理治療更能真正地影響人的心理狀態，畢竟我們所能認知的心理學還在起步階段，在我國更是如此。
“這不一樣，不一樣。”江瀚哽咽道。
不知道是受了江瀚情緒的影響，還是感受到了現實的無奈，我開始靜靜地聽他講述事情發生的經過。首先，江瀚出現幻覺幻聽，神志不清，最終他下定決心聯繫蘇慧珍，而蘇慧珍在最後一次送藥後就音訊全無。直到冬至日我們發現了羅琳的屍體，江瀚從新聞報導中得知此消息後，匆忙地離開了家，這跟我的推斷一樣。
“為什麼要選擇逃跑呢?”我思考後問道。
“難道你認為除了逃跑我還有別的辦法嗎?”江瀚冷冷地說。
我知道問了也是白問。像他這樣連自己的精神狀態都難以斷定的人，警方毫無疑問會將他定罪;就算是自首，像他這樣有前科的人，也會被宣判死刑。
“這幾起案子發生的時候，也就是冬至日前一晚以及二十四號凌晨兩點，你人在哪兒?”
“自從我出現精神混亂以來，我就很早睡覺了，可是……”江瀚顯得有些猶豫。
“可是什麼?”我接著問。
“可是，我經常想不起自己做過些什麼，明明記得穿了睡衣，第二天卻穿著外出的衣服躺在床上。”
“那有沒有血跡?”我接著問。
“沒有。”他說完便沉默了，像是在思考。僅僅從沒有血跡這點還不足以斷定他有沒有殺人。
“如果真的是我精神失常殺人，我是不是要被槍決?”他突然問道。
“怎麼說呢?我不是法官，但是按照以往的慣例，可能會被判終身監禁並轉移到重度看守的精神病牢房。”這讓我想起電影《禁閉島》中的情節。
他沉思許久。車子繼續飛馳在環城高速上。對於陳龍案發時的時間段，江瀚並沒有不在場證據，但也不能確定他當時身在何方。過大的精神壓力以及難以承受的驚恐讓他短暫地失去了記憶。眼下所有證據都指向他，儘管我對案情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以及部分所謂的證據，但這一切都建立在兇手“正常”的人格基礎上。這裡的“正常”並非指平時所說的“正常”，殺人已經是極度缺乏同情心的變態心理行為，無所謂“正常”;而剛才所說的“正常”是指兇手的人格並無崩壞，也沒有出現過因其複雜人格體系導致的殺人事件。這是一個世紀以來整個社會所爭議的話題。到底我們應該遵循道德的底線還是遵循法律的規定呢?
江瀚這次的停頓時間比前幾次都要長，或許他正在思考。而我仍舊被牢牢地綁在副駕駛上，唯一讓我安心的是，他現在並不想要我的命，但是“他”也只能代表一個神志不清的精神病患者的其中某個人格罷了。
我嘗試再跟江瀚說些什麼，但是在這種連自己的安危都無法保障的狀態下，我很難打破這沉重的寂靜。儘管剛才的談話都還算順利，不過從江瀚現在的臉色來看，情況比我想的糟糕多了，或許他心裡很清楚自己是死罪難逃了。因為他一手策劃了這次綁架，他對自己感到懷疑才會跟我進行這樣的交流。
我剛開始思考事情的時候，該死的頭痛讓我難受極了。
“能不能開點窗，讓我透透氣?”我打破僵局，對他說。
但是他沒有理睬我，似乎還沉浸在思考中。
“你應該知道這是羅琳的車子吧?”江瀚終於說話了。
我看了看方向盤上的車標，說道：“剛知道。可能是你下手太重，以至於我已經忘了很多事情。”我略帶調侃，以緩和這凝重的氣氛。
“抱歉讓你受苦了，現在我要你打電話給你的頭兒，告訴他你沒事。”
“什麼意思?”我反問。
“我的意思是，在你昏迷的時候，你的電話響了無數次。現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打電話過去告訴所有人你還安好。”
“這怎麼可能?警察很可能已經出動了。”我脫口而出。
“那是你的問題，你解決不了，我只能將你解決了。”江瀚再一次冷冷地說，面無表情地看著前方。
“行，我會想辦法，但我被綁成這樣怎麼打電話?”
“我幫你一個個地回撥電話。”江瀚說完，將我的手機放在車載上，好讓他也能聽到對方和我說的一字一句。“我先幫你撥這個號碼，他是誰?”他指著老李的號碼問我。
“他是局長。”我並不打算騙江瀚，要是一會通話露出馬腳刺激到他，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看來你們局長很關心你嘛。”看樣子，江瀚並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一直跟局長保持聯繫，直到我被他打暈。
“昨晚我還在跟他通話，直到被你敲暈。”說完，我故作掙扎了一下。
他並沒有看我，而是直接撥通了電話。我剛想對他說給點時間我思考怎麼說，但是電話那頭已經傳來了老李的聲音。
“這不一樣，不一樣。”江瀚哽咽道。
不知道是受了江瀚情緒的影響，還是感受到了現實的無奈，我開始靜靜地聽他講述事情發生的經過。首先，江瀚出現幻覺幻聽，神志不清，最終他下定決心聯繫蘇慧珍，而蘇慧珍在最後一次送藥後就音訊全無。直到冬至日我們發現了羅琳的屍體，江瀚從新聞報導中得知此消息後，匆忙地離開了家，這跟我的推斷一樣。
“為什麼要選擇逃跑呢?”我思考後問道。
“難道你認為除了逃跑我還有別的辦法嗎?”江瀚冷冷地說。
我知道問了也是白問。像他這樣連自己的精神狀態都難以斷定的人，警方毫無疑問會將他定罪;就算是自首，像他這樣有前科的人，也會被宣判死刑。
“這幾起案子發生的時候，也就是冬至日前一晚以及二十四號凌晨兩點，你人在哪兒?”
“自從我出現精神混亂以來，我就很早睡覺了，可是……”江瀚顯得有些猶豫。
“可是什麼?”我接著問。
“可是，我經常想不起自己做過些什麼，明明記得穿了睡衣，第二天卻穿著外出的衣服躺在床上。”
“那有沒有血跡?”我接著問。
“沒有。”他說完便沉默了，像是在思考。僅僅從沒有血跡這點還不足以斷定他有沒有殺人。
“如果真的是我精神失常殺人，我是不是要被槍決?”他突然問道。
“怎麼說呢?我不是法官，但是按照以往的慣例，可能會被判終身監禁並轉移到重度看守的精神病牢房。”這讓我想起電影《禁閉島》中的情節。
他沉思許久。車子繼續飛馳在環城高速上。對於陳龍案發時的時間段，江瀚並沒有不在場證據，但也不能確定他當時身在何方。過大的精神壓力以及難以承受的驚恐讓他短暫地失去了記憶。眼下所有證據都指向他，儘管我對案情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以及部分所謂的證據，但這一切都建立在兇手“正常”的人格基礎上。這裡的“正常”並非指平時所說的“正常”，殺人已經是極度缺乏同情心的變態心理行為，無所謂“正常”;而剛才所說的“正常”是指兇手的人格並無崩壞，也沒有出現過因其複雜人格體系導致的殺人事件。這是一個世紀以來整個社會所爭議的話題。到底我們應該遵循道德的底線還是遵循法律的規定呢?
江瀚這次的停頓時間比前幾次都要長，或許他正在思考。而我仍舊被牢牢地綁在副駕駛上，唯一讓我安心的是，他現在並不想要我的命，但是“他”也只能代表一個神志不清的精神病患者的其中某個人格罷了。
我嘗試再跟江瀚說些什麼，但是在這種連自己的安危都無法保障的狀態下，我很難打破這沉重的寂靜。儘管剛才的談話都還算順利，不過從江瀚現在的臉色來看，情況比我想的糟糕多了，或許他心裡很清楚自己是死罪難逃了。因為他一手策劃了這次綁架，他對自己感到懷疑才會跟我進行這樣的交流。
我剛開始思考事情的時候，該死的頭痛讓我難受極了。
“能不能開點窗，讓我透透氣?”我打破僵局，對他說。
但是他沒有理睬我，似乎還沉浸在思考中。
“你應該知道這是羅琳的車子吧?”江瀚終於說話了。
我看了看方向盤上的車標，說道：“剛知道。可能是你下手太重，以至於我已經忘了很多事情。”我略帶調侃，以緩和這凝重的氣氛。
“抱歉讓你受苦了，現在我要你打電話給你的頭兒，告訴他你沒事。”
“什麼意思?”我反問。
“我的意思是，在你昏迷的時候，你的電話響了無數次。現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打電話過去告訴所有人你還安好。”
“這怎麼可能?警察很可能已經出動了。”我脫口而出。
“那是你的問題，你解決不了，我只能將你解決了。”江瀚再一次冷冷地說，面無表情地看著前方。
“行，我會想辦法，但我被綁成這樣怎麼打電話?”
“我幫你一個個地回撥電話。”江瀚說完，將我的手機放在車載上，好讓他也能聽到對方和我說的一字一句。“我先幫你撥這個號碼，他是誰?”他指著老李的號碼問我。
“他是局長。”我並不打算騙江瀚，要是一會通話露出馬腳刺激到他，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看來你們局長很關心你嘛。”看樣子，江瀚並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一直跟局長保持聯繫，直到我被他打暈。
“昨晚我還在跟他通話，直到被你敲暈。”說完，我故作掙扎了一下。
他並沒有看我，而是直接撥通了電話。我剛想對他說給點時間我思考怎麼說，但是電話那頭已經傳來了老李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