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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十一點多，我們用過早餐，桌子還沒有收拾。一早出去散步剛才回來的歇洛克·福爾摩斯已脫下大禮服，換上了吸菸服，這會兒正懶散地坐在壁爐前，用一根細長的錐子通菸斗。這個錐子當初是在某種情況之下歸他所有的，我在這裡不想再說這些情況來折磨讀者了。
我問道：“你見著公爵夫人了?”
“見著了，而且把實情都告訴她了。她把偽造她丈夫簽名的證件以及我對案件的陳述書一起交給家庭律師們保管，這純粹是一種預防性措施。她再也不用害怕伊迪斯·馮·蘭默雷因了。”
“多虧了你啊，我親愛的朋友。”我熱烈地高聲說道。
“啊，啊，華生。這個案子相當簡單。咱們所進行的工作帶來的樂趣就是報酬。”我熱切地看著他。
我說：“福爾摩斯，你似乎瘦了一點，你應當到鄉間去住幾天。”“晚一些時候也許會去。可是在夫人離開之前，我不能走，因為她是個風度非凡的人。
“
“你領帶上那顆珠子真大，我以前好象沒見過呀!”我的朋友從壁爐台上拿起兩封信，從對面扔給我，說到：“這是在你出去巡診時收到的。”
一封帶有卡靈福德宅邸地址的信寫道：
“一位婦女的一切都歸功於您的俠義和您的勇氣。這種債是無法償還的。請允許我用這顆珍珠，這個古老宗教的象徵，來表達我的心意，為了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將永誌不忘。”
另一封，既沒有地址也沒有簽名，寫著：
“我們將再次見面，歇洛克·福爾摩斯先生。我將永誌不忘。”福爾摩斯笑道：“著眼點是一樣的。我還要再次會見這兩位從同一角度觀察事物的婦女。”
說完之後，他一下子坐到椅子上，又伸手去拿他那最令人反感的菸鬥了。
《黑天使奇案》
“華生，恐怕北歐日耳曼民族的氣質不能幫助研究犯罪行為的人發揮才能，它總是導致可悲的平庸。”福爾摩斯這樣說，當時我們正從牛津街拐到不那麼擁擠的貝克街的便道上。那是一九零一年五月一個晴朗清新的早晨，許多黑瘦的人聚集在街上，他們是從南非的戰場上回來度假的。他們的制服給人以一種特殊的歡快的印象，與仍在哀悼已故女王的婦女們所穿的黑色服裝形成鮮明的對比。
我回答說：“別忘了，福爾摩斯，你自己辦過的案子中就有許多是與這種理論相反的，我可以舉出一打例子來。”說這話時，我注意到，早晨散步使我的朋友那灰黃的臉上有了一點紅顏色，因而覺得挺滿意。
“請你舉一個例子吧。”他說道。
“嗯，那個臭名昭著的格里姆斯比·羅伊洛特醫生，用一條經過訓練的蛇來達到謀殺的目的，這可不能隨便地說成是平庸。”
“親愛的朋友，你舉的這個例子恰恰證明了我的論點。在大約五十個案子中，我們回想起羅伊洛特醫生、‘神聖的’彼得斯以及另外的一兩個人，原因只不過在於他們採用了異忽尋常的、富於想像力的犯罪手段而已。說實話，我有時被這種想法所引誘：正想居維葉根據一根骨頭就能恢復整個動物的原形一樣，有邏輯的頭腦的推理家能根據一個民族的烹調方法說出這個民族犯罪的主要特點。”
我笑道：“我看不出這兩者之間有什麼關係。”“好好想一想，華生。”他用手杖指著一輛巧克力顏色的公共馬車，這輛車的剎車嘎嘎作響，馬的挽具上的鈴鐺發出輕快的叮噹聲，車停在馬路的對面。福爾摩斯繼續說道：“碰巧這裡有一個很好的例子。這裡有一輛法國公共馬車。你看那趕車人，華生，他和那個從海軍陸地兵站來休假的下級軍官辯論時是充滿激情和活力的，而且感情專注。這是狡黠和實惠的區別，是法國調味汁和英國肉滷的區別。這樣兩個人怎麼能從同一個角度犯罪呢?
“
“就算是這樣吧，”我答道，“我不明白你怎麼能認出那個穿方格外衣的人是個請長假的下級軍官呢?”
“嘖，華生，嚴格男人，背心上佩帶著克里米亞綬帶(這表明他年紀大了，不能服現役)，穿著比較新的海軍靴子，顯然是退役後重新被徵召的。他那種有權威的神態不象是普通水兵的神態，然而他的面孔和趕車人一樣曬黑了，而且皮膚被風吹得很粗糙。這個人是屬於陸地兵站或是訓練營的下級軍官。”
“那，請長假又是根據什麼呢?”
“他穿著便服，但沒有離職，因為，你可以看得出來，他裝進菸斗的是在煙鋪里買不到的海軍配給的菸絲。啊，已經到了二百二十一號乙了，我看還趕得上見咱們外出時來訪的客人。”
我打量著空無一人的大門口，抗議說：“說實在的，福爾摩斯，你有點過火了吧?”“很少有這種情況，華生。每年到這個時候，公共馬車差不多都要把車輪重新油漆一遍。你如果注意看一下便道沿兒。就可以看到車輪蹭到便道沿兒時留下的一長條綠色痕跡，咱們一小時以前出去時還沒有這個痕跡。這輛車已在這裡等了半天了，因為趕車人已經抖了兩次菸斗灰了。咱們只能希望這輛車子的乘客把車子打發走，而自己則決定留下等咱們回來。”
我問道：“你見著公爵夫人了?”
“見著了，而且把實情都告訴她了。她把偽造她丈夫簽名的證件以及我對案件的陳述書一起交給家庭律師們保管，這純粹是一種預防性措施。她再也不用害怕伊迪斯·馮·蘭默雷因了。”
“多虧了你啊，我親愛的朋友。”我熱烈地高聲說道。
“啊，啊，華生。這個案子相當簡單。咱們所進行的工作帶來的樂趣就是報酬。”我熱切地看著他。
我說：“福爾摩斯，你似乎瘦了一點，你應當到鄉間去住幾天。”“晚一些時候也許會去。可是在夫人離開之前，我不能走，因為她是個風度非凡的人。
“
“你領帶上那顆珠子真大，我以前好象沒見過呀!”我的朋友從壁爐台上拿起兩封信，從對面扔給我，說到：“這是在你出去巡診時收到的。”
一封帶有卡靈福德宅邸地址的信寫道：
“一位婦女的一切都歸功於您的俠義和您的勇氣。這種債是無法償還的。請允許我用這顆珍珠，這個古老宗教的象徵，來表達我的心意，為了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將永誌不忘。”
另一封，既沒有地址也沒有簽名，寫著：
“我們將再次見面，歇洛克·福爾摩斯先生。我將永誌不忘。”福爾摩斯笑道：“著眼點是一樣的。我還要再次會見這兩位從同一角度觀察事物的婦女。”
說完之後，他一下子坐到椅子上，又伸手去拿他那最令人反感的菸鬥了。
《黑天使奇案》
“華生，恐怕北歐日耳曼民族的氣質不能幫助研究犯罪行為的人發揮才能，它總是導致可悲的平庸。”福爾摩斯這樣說，當時我們正從牛津街拐到不那麼擁擠的貝克街的便道上。那是一九零一年五月一個晴朗清新的早晨，許多黑瘦的人聚集在街上，他們是從南非的戰場上回來度假的。他們的制服給人以一種特殊的歡快的印象，與仍在哀悼已故女王的婦女們所穿的黑色服裝形成鮮明的對比。
我回答說：“別忘了，福爾摩斯，你自己辦過的案子中就有許多是與這種理論相反的，我可以舉出一打例子來。”說這話時，我注意到，早晨散步使我的朋友那灰黃的臉上有了一點紅顏色，因而覺得挺滿意。
“請你舉一個例子吧。”他說道。
“嗯，那個臭名昭著的格里姆斯比·羅伊洛特醫生，用一條經過訓練的蛇來達到謀殺的目的，這可不能隨便地說成是平庸。”
“親愛的朋友，你舉的這個例子恰恰證明了我的論點。在大約五十個案子中，我們回想起羅伊洛特醫生、‘神聖的’彼得斯以及另外的一兩個人，原因只不過在於他們採用了異忽尋常的、富於想像力的犯罪手段而已。說實話，我有時被這種想法所引誘：正想居維葉根據一根骨頭就能恢復整個動物的原形一樣，有邏輯的頭腦的推理家能根據一個民族的烹調方法說出這個民族犯罪的主要特點。”
我笑道：“我看不出這兩者之間有什麼關係。”“好好想一想，華生。”他用手杖指著一輛巧克力顏色的公共馬車，這輛車的剎車嘎嘎作響，馬的挽具上的鈴鐺發出輕快的叮噹聲，車停在馬路的對面。福爾摩斯繼續說道：“碰巧這裡有一個很好的例子。這裡有一輛法國公共馬車。你看那趕車人，華生，他和那個從海軍陸地兵站來休假的下級軍官辯論時是充滿激情和活力的，而且感情專注。這是狡黠和實惠的區別，是法國調味汁和英國肉滷的區別。這樣兩個人怎麼能從同一個角度犯罪呢?
“
“就算是這樣吧，”我答道，“我不明白你怎麼能認出那個穿方格外衣的人是個請長假的下級軍官呢?”
“嘖，華生，嚴格男人，背心上佩帶著克里米亞綬帶(這表明他年紀大了，不能服現役)，穿著比較新的海軍靴子，顯然是退役後重新被徵召的。他那種有權威的神態不象是普通水兵的神態，然而他的面孔和趕車人一樣曬黑了，而且皮膚被風吹得很粗糙。這個人是屬於陸地兵站或是訓練營的下級軍官。”
“那，請長假又是根據什麼呢?”
“他穿著便服，但沒有離職，因為，你可以看得出來，他裝進菸斗的是在煙鋪里買不到的海軍配給的菸絲。啊，已經到了二百二十一號乙了，我看還趕得上見咱們外出時來訪的客人。”
我打量著空無一人的大門口，抗議說：“說實在的，福爾摩斯，你有點過火了吧?”“很少有這種情況，華生。每年到這個時候，公共馬車差不多都要把車輪重新油漆一遍。你如果注意看一下便道沿兒。就可以看到車輪蹭到便道沿兒時留下的一長條綠色痕跡，咱們一小時以前出去時還沒有這個痕跡。這輛車已在這裡等了半天了，因為趕車人已經抖了兩次菸斗灰了。咱們只能希望這輛車子的乘客把車子打發走，而自己則決定留下等咱們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