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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他的看法。然而，一想到這個怪現象，我就設想過，這樣一伙人再任何其它情況下，是否有可能聚集攏來。我自己作的回答是──只有在美國。只有在美國，這個家才可能由來自這麼多不同國家的人所組成── 一個義大利司機， 一個英國家庭女教師，一個瑞典護士，還有一個法國女傭人等等。我的‘推測’方案就是由此而產生的──也就是說，在很大程度上，象一個導演選派角色那樣，確定各人在阿姆斯特朗這齣戲中所扮演的特定的角色。就這樣，我取得相當有趣而滿意的結論。”
“同時，我還用一些奇怪的結論來檢驗各人的證詞。比如說，第一個證詞，那是麥克昆先生的。跟他的第一次交談，我感到非常滿意。然而，在第二次時，他說了一句相當奇怪的話，我對他說，我們發現了一封信，這封信上提到了阿姆斯特朗案件。他說：‘但是，可能肯定──’然而，他停了停，接著又說：‘我是說──那老頭兒是相當粗心的。’”
“於是，我就感到這不是他原來打算說的話。假設，他原來打算說的是：‘但是，可以肯定，信已經燒毀了！’這樣的話，麥克昆肯定知道這封信以及信已經被人燒毀了──換句話說，他不是兇手就是兇手的同夥。妙啊。”
“第二個，是那位男傭人。他說，他的主人乘火車旅行時，每天晚上睡覺前，都要服一片安眠藥。這有可能是真的。然而，雷切特昨晚服藥了嗎？他枕下的自動手槍可以證明，他的男傭人再撒謊，昨晚，雷切特打算要加倍提防的。可以肯定，對他實施的任何麻醉都是在他本人不知道的情況下進行的。誰幹的呢？顯然，是麥克昆或者是他的傭人。”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哈特曼先生的證詞。我完全相信他自己介紹的身份。然而，當說到他用以保護雷切特先生的實際手段時，他的說法恰恰是荒謬的。保護雷切特唯一的有效的辦法，是同他一起在他的包房裡過夜，或者呆在能夠注意到他的房門的某個地方。他的證詞卻能清楚表明的唯一的一點是：列車上，其它車廂的任何人都沒有可能謀殺雷切特。圈子已明顯地縮小到伊斯坦堡──加萊車廂。這一點在我看來，是相當奇怪而費解的。我就把它擱在一邊，留待以後在思考。”
“我的耳朵曾經碰巧刮到德貝漢小姐和阿巴思諾特上校叫她瑪麗。顯然，這說明，他倆的關係很親密的。然而，上校卻裝得僅僅是在幾天之前才遇見她－－可我了解上校這種類型的英國人。即使他對她一見鍾情，他還是會慢慢地。有禮節地向她求愛－－而不會如此倉促魯莽。因此，我得出如下結論：阿巴思諾特一校和德貝漢小姐，實際上早就互相熟悉了。只是為了某種原因，才假裝陌生的。另外，還有一點，稍微次要些，就是德貝漢小姐很熟悉‘長途電話’這個詞。然而，她卻告訴我，她從來也沒有到過美國。
“再來談談另一個證人。哈伯德太太告訴我們，睡在床上，她是不能看見通向雷切特包房的門是否已經閂上的。因此，她請奧爾遜太太幫她看看。那麼，儘管她所說的完全是事實，假如她的包房號碼是二、四、十二或是任何雙號──插銷正好在拉手的上方。因此，根本不可能被旅行手提包遮住。我只好作出如下結論：哈伯德太太憑空捏造了一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件。”
“這裡，我再就時間問題講幾句。依我看，關於那塊敲癟了的表，真正有趣的是它被發現的地方－－雷切特的睡衣口袋裡，一個非常不舒服和不適宜放表的地方，況且，就在床頭邊，還有個‘鉤’，專門用來掛表。因此，我確信，那塊表是有意放進口袋的，是偽裝的假象。謀殺肯定不是發生在一點一刻。”
“那麼，作案時間比一點一刻早嗎？說確切點兒，是一點差二十三分嗎？我的朋友鮑克先生傾向於這一點。他舉出，我正是被那時的大聲呼喊所驚醒的這一事實，來和我辯論。然而，假如雷切特麻醉得厲害，他不可能喊出聲來。假如他能呼喊，他就有能力搏鬥，進行自衛。但是，沒有任何這種搏鬥的跡象。”
“我記得，麥克昆曾經提醒人們注意，不止一次，而是兩次（第二次是相當明顯的），雷切特不會講法語。我得出一個結論，一點差二十三分時所發生的整個事情是個喜劇。專門為我而演出的喜劇！任何人都有可能識破表面所造成的假象，這在偵探故事中是屢見不鮮的手段。他們估計，我應該看這個問題，但由於陶醉在自己的聰明才智上，以致錯誤地會計，既然雷切特不會講法語，那麼，我一點差二十三分時聽到的那個聲音，一定不是他的，因而作出，那時雷切特一定已經死了這樣一個錯誤的結論。然而，我深信，一點差二十三分到一點的段時間裡，雷切特由於麻醉的作用正處於熟睡狀態。”
“可是，這一手段竟然成功了！果真，我打開門，住外看了看。我確實是聽到說的法語，假如我是那麼令人不可置信的愚笨，以致不會意識到那些話的意義，就必然會引起我的關注。必要的話，麥克昆先生現在就可站出來，他會說：‘對不起，波洛先生，那不是雷切特在說話，他不會講法語。’”
“那麼，真正的作案時間是幾點呢？是誰殺了他呢？”
“根據我的看法，僅僅是一種看法，雷切特是在將近兩點時被殺的，也就是大夫所給時間範圍的最後時刻。”
“至於誰殺了他──”
他停頓了一下，看了看他的聽眾。一個個都睜大雙眼，注視著他，專心致志地聽他講話。整個餐車異常安靜，簡直可聽到一根針落在地上的聲音。
接著，他又慢條斯理地說：
“在一個現象，始終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我很難把整個謀殺歸罪於車上的某一個人，以用歸結於相當奇怪的巧合，即，那些在我印象中很難湊到一起的人，竟然互相作證，證明對方作案時不在現場。於是，麥克昆先生和阿巴思諾特上校互相提供了作案時對方不在場的證據──而這兩個人看起來，根本不象早就是互相認識的。同樣的情況，還有英國男傭人和義大利人；瑞典女人和英國姑娘。由此我對自己說：‘這是異乎尋常的──他們不會都有嫌疑的！’ ”
“於是，先生們，我的心忽然亮堂了，他們都是有嫌疑的。因為，這麼多與阿姆斯特朗家有關係的人，同乘一趟車旅行，這種巧合非但不合乎情理，而且也是不可能的。這不是偶然的，而是精心策劃的。我記得阿巴思諾特上校說的，有關陪審團的一句話。一個陪審團由十二個人組成的──車上有十二位旅客──雷切特被戳了十二刀。於是，一直使我困惑的疑團── 一夥不尋常的人， 在一年中旅行的淡季，同乘伊斯坦堡──加來車旅行──得到了解釋。”
“雷切特逃脫了美國的判決。毫無疑問，他是有罪的。我隱約看到了一個自己任命的十二人的陪審團，他們宣判了雷切特的死刑，然而，由於情況緊急，被迫擔任了行刑隊的角色。根據這一假想，整個案子就豁然明朗了。”
“同時，我還用一些奇怪的結論來檢驗各人的證詞。比如說，第一個證詞，那是麥克昆先生的。跟他的第一次交談，我感到非常滿意。然而，在第二次時，他說了一句相當奇怪的話，我對他說，我們發現了一封信，這封信上提到了阿姆斯特朗案件。他說：‘但是，可能肯定──’然而，他停了停，接著又說：‘我是說──那老頭兒是相當粗心的。’”
“於是，我就感到這不是他原來打算說的話。假設，他原來打算說的是：‘但是，可以肯定，信已經燒毀了！’這樣的話，麥克昆肯定知道這封信以及信已經被人燒毀了──換句話說，他不是兇手就是兇手的同夥。妙啊。”
“第二個，是那位男傭人。他說，他的主人乘火車旅行時，每天晚上睡覺前，都要服一片安眠藥。這有可能是真的。然而，雷切特昨晚服藥了嗎？他枕下的自動手槍可以證明，他的男傭人再撒謊，昨晚，雷切特打算要加倍提防的。可以肯定，對他實施的任何麻醉都是在他本人不知道的情況下進行的。誰幹的呢？顯然，是麥克昆或者是他的傭人。”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哈特曼先生的證詞。我完全相信他自己介紹的身份。然而，當說到他用以保護雷切特先生的實際手段時，他的說法恰恰是荒謬的。保護雷切特唯一的有效的辦法，是同他一起在他的包房裡過夜，或者呆在能夠注意到他的房門的某個地方。他的證詞卻能清楚表明的唯一的一點是：列車上，其它車廂的任何人都沒有可能謀殺雷切特。圈子已明顯地縮小到伊斯坦堡──加萊車廂。這一點在我看來，是相當奇怪而費解的。我就把它擱在一邊，留待以後在思考。”
“我的耳朵曾經碰巧刮到德貝漢小姐和阿巴思諾特上校叫她瑪麗。顯然，這說明，他倆的關係很親密的。然而，上校卻裝得僅僅是在幾天之前才遇見她－－可我了解上校這種類型的英國人。即使他對她一見鍾情，他還是會慢慢地。有禮節地向她求愛－－而不會如此倉促魯莽。因此，我得出如下結論：阿巴思諾特一校和德貝漢小姐，實際上早就互相熟悉了。只是為了某種原因，才假裝陌生的。另外，還有一點，稍微次要些，就是德貝漢小姐很熟悉‘長途電話’這個詞。然而，她卻告訴我，她從來也沒有到過美國。
“再來談談另一個證人。哈伯德太太告訴我們，睡在床上，她是不能看見通向雷切特包房的門是否已經閂上的。因此，她請奧爾遜太太幫她看看。那麼，儘管她所說的完全是事實，假如她的包房號碼是二、四、十二或是任何雙號──插銷正好在拉手的上方。因此，根本不可能被旅行手提包遮住。我只好作出如下結論：哈伯德太太憑空捏造了一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件。”
“這裡，我再就時間問題講幾句。依我看，關於那塊敲癟了的表，真正有趣的是它被發現的地方－－雷切特的睡衣口袋裡，一個非常不舒服和不適宜放表的地方，況且，就在床頭邊，還有個‘鉤’，專門用來掛表。因此，我確信，那塊表是有意放進口袋的，是偽裝的假象。謀殺肯定不是發生在一點一刻。”
“那麼，作案時間比一點一刻早嗎？說確切點兒，是一點差二十三分嗎？我的朋友鮑克先生傾向於這一點。他舉出，我正是被那時的大聲呼喊所驚醒的這一事實，來和我辯論。然而，假如雷切特麻醉得厲害，他不可能喊出聲來。假如他能呼喊，他就有能力搏鬥，進行自衛。但是，沒有任何這種搏鬥的跡象。”
“我記得，麥克昆曾經提醒人們注意，不止一次，而是兩次（第二次是相當明顯的），雷切特不會講法語。我得出一個結論，一點差二十三分時所發生的整個事情是個喜劇。專門為我而演出的喜劇！任何人都有可能識破表面所造成的假象，這在偵探故事中是屢見不鮮的手段。他們估計，我應該看這個問題，但由於陶醉在自己的聰明才智上，以致錯誤地會計，既然雷切特不會講法語，那麼，我一點差二十三分時聽到的那個聲音，一定不是他的，因而作出，那時雷切特一定已經死了這樣一個錯誤的結論。然而，我深信，一點差二十三分到一點的段時間裡，雷切特由於麻醉的作用正處於熟睡狀態。”
“可是，這一手段竟然成功了！果真，我打開門，住外看了看。我確實是聽到說的法語，假如我是那麼令人不可置信的愚笨，以致不會意識到那些話的意義，就必然會引起我的關注。必要的話，麥克昆先生現在就可站出來，他會說：‘對不起，波洛先生，那不是雷切特在說話，他不會講法語。’”
“那麼，真正的作案時間是幾點呢？是誰殺了他呢？”
“根據我的看法，僅僅是一種看法，雷切特是在將近兩點時被殺的，也就是大夫所給時間範圍的最後時刻。”
“至於誰殺了他──”
他停頓了一下，看了看他的聽眾。一個個都睜大雙眼，注視著他，專心致志地聽他講話。整個餐車異常安靜，簡直可聽到一根針落在地上的聲音。
接著，他又慢條斯理地說：
“在一個現象，始終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我很難把整個謀殺歸罪於車上的某一個人，以用歸結於相當奇怪的巧合，即，那些在我印象中很難湊到一起的人，竟然互相作證，證明對方作案時不在現場。於是，麥克昆先生和阿巴思諾特上校互相提供了作案時對方不在場的證據──而這兩個人看起來，根本不象早就是互相認識的。同樣的情況，還有英國男傭人和義大利人；瑞典女人和英國姑娘。由此我對自己說：‘這是異乎尋常的──他們不會都有嫌疑的！’ ”
“於是，先生們，我的心忽然亮堂了，他們都是有嫌疑的。因為，這麼多與阿姆斯特朗家有關係的人，同乘一趟車旅行，這種巧合非但不合乎情理，而且也是不可能的。這不是偶然的，而是精心策劃的。我記得阿巴思諾特上校說的，有關陪審團的一句話。一個陪審團由十二個人組成的──車上有十二位旅客──雷切特被戳了十二刀。於是，一直使我困惑的疑團── 一夥不尋常的人， 在一年中旅行的淡季，同乘伊斯坦堡──加來車旅行──得到了解釋。”
“雷切特逃脫了美國的判決。毫無疑問，他是有罪的。我隱約看到了一個自己任命的十二人的陪審團，他們宣判了雷切特的死刑，然而，由於情況緊急，被迫擔任了行刑隊的角色。根據這一假想，整個案子就豁然明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