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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理。”
我們走到卡薩賓的車旁，坐了進去，又在附近兜了幾圈。等紅燈的時候，我告訴卡薩賓怎麼回曼哈頓去。我們把帳本拿回來了，錢雖然沒了，但是現在總算還能活著講這個故事，已經不錯了。更好的是，我們還可以到基根的酒吧里共謀一醉。想到這裡，大家的心情都變得好得多了，我也能想起回家的正確道路，而卡薩賓更是心領神會，一下子就把回家的路搞清楚了。
在我們接近教堂的時候，我們見到前面有一小群人。有的人只有十幾歲，有的人只穿了內衣褲，好像在等什麼人。在不遠的地方，我聽到警笛聲。
我本來想叫卡薩賓直接把車開回家，第二天再回來開斯基普的車子。可是斯基普的車停在消防栓的旁邊，可能會有點麻煩。卡薩賓把車停了下來——他一時之間還沒法把群眾跟警笛聯想在一起——我跟斯基普下了車。馬路對面一個禿頭、啤酒肚的男子斜著眼瞧著我們。
我走過去，問他這裡發生了什麼事。他想知道我是不是管區警員，我搖了搖頭。
“有人到教堂搗亂。”他說，“也許是孩子。我們現在看著出入口，警察就要來了。”
“孩子?”我還特別強調了一下。
他笑了。“我覺得我剛才比在地下室的時候還要緊張。”在我們把車開出幾條街之後，斯基普說，“我手裡拿了一個洗衣袋，還真有點像入室搶劫一樣，更何況你腰間還有一把點四五呢。如果他們看到你那把槍，咱們就有好戲看了。”
“我完全忘了我有把槍。”
“送我們來的剛好是一批醉鬼，那些精明的警察一定不會視而不見的。”
“只有基根喝醉了。”
“你別忘了，他雖然醉了，但還是很精明。講到喝酒——”我把那瓶威士忌從置物箱裡拿了出來，把蓋子扭開。他喝了好大的一口，然後把瓶子遞給我。我們就這麼傳來傳去，直到喝光為止。斯基普冒了一句：“去他媽的布魯克林!”把酒瓶順手往外一扔。我覺得他不該這麼囂張。我們的呼吸中有濃濃的酒氣，身上有把沒登記的手槍，而且我們也沒辦法解釋我們為什麼在這裡。不過，這些話我忍住沒說。
“他們好像很老練，”斯基普說，“對偽裝之類的事很有一套。他們為什麼要把燈光打滅?”
“拖延我們行動。”
“我那時還以為他要開槍打我們呢。馬修?”
“幹嗎?”
“你那時候為什麼不開槍打他?”
“你說他把槍口對準你的時候啊?如果我覺得他要開槍的話，我會動手的。我那時候不想輕舉妄動。我開槍打他，他也會開槍打你。”
“我說過在那之後，就是他把燈光打滅之後，你的槍口不是還指著他嗎?說不定你一開槍就打到他了。”
我想了一會兒才回答這個問題。我說：“你決定要破財消災，免得他們把帳本送到國稅局去。如果我們在教堂里爆發槍戰的話，你覺得你會落到怎麼個下場?”
“天哪，我倒沒有想到這點。”
“打中他也不見得能把錢拿回來啊，他可能早就把錢拿給守在後門的人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腦筋好像根本沒轉。其實槍如果在我手上，我說不定會開槍，倒不是因為我覺得我可以一槍打中，而是現場那種氣氛會讓我扣扳機。”
“坦白說，”我說，“誰也不知道在那種氣氛里人會做出什麼事來。”
在車子碰到第二個紅燈時，我掏出我的筆記本開始畫。斯基普問我在畫什麼。
“耳朵。”我說。
“畫那個幹嘛?”
“我在警校的時候，有個教官教我們的。他說，人耳朵的形狀其實有很大的差別，何況，很少有人會給耳朵美容，或是掩飾自己的耳朵，世上沒有哪兩個耳朵是一樣的，所以我要在我忘記前把它們畫下來。”
“你記得他們耳朵的樣子?”
“哦，我只能記住重點特徵。”
“那就不同了。”他抽出一根煙，“我還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耳朵呢，假髮不是蓋住他們的耳朵了嗎?我想是沒有，否則你哪畫得出耳朵的樣子。不過，你總不可能像指紋一樣在檔案里找到耳朵的特徵吧?”
“我只想找個方法認出他們而已。”我說，“我說不定能認出他們的聲音。我覺得今天晚上他們用的是真正的聲音。至於他們的身高，其中一個大概是五英尺九英寸或十英寸的樣子，另一個可能矮一點，不過，也有可能是因為他站在比較遠的地方。”我看著我的筆記本，搖了搖頭。“可是我記得哪個耳朵是誰的。我應該當場就記下來的，我的記性是越來越壞了。”
“你覺得這很重要嗎，馬修?”
“你說他們耳朵長什麼樣子嗎?”一時之間我不知道他在問什麼。“大概沒什麼要緊的吧，”我承認，“在調查中，有百分之九十的線索是一點用也沒有的。其實有百分之九十九沒有用——不過只要你功夫下得深，說不定真找得到蛛絲馬跡。”
我們走到卡薩賓的車旁，坐了進去，又在附近兜了幾圈。等紅燈的時候，我告訴卡薩賓怎麼回曼哈頓去。我們把帳本拿回來了，錢雖然沒了，但是現在總算還能活著講這個故事，已經不錯了。更好的是，我們還可以到基根的酒吧里共謀一醉。想到這裡，大家的心情都變得好得多了，我也能想起回家的正確道路，而卡薩賓更是心領神會，一下子就把回家的路搞清楚了。
在我們接近教堂的時候，我們見到前面有一小群人。有的人只有十幾歲，有的人只穿了內衣褲，好像在等什麼人。在不遠的地方，我聽到警笛聲。
我本來想叫卡薩賓直接把車開回家，第二天再回來開斯基普的車子。可是斯基普的車停在消防栓的旁邊，可能會有點麻煩。卡薩賓把車停了下來——他一時之間還沒法把群眾跟警笛聯想在一起——我跟斯基普下了車。馬路對面一個禿頭、啤酒肚的男子斜著眼瞧著我們。
我走過去，問他這裡發生了什麼事。他想知道我是不是管區警員，我搖了搖頭。
“有人到教堂搗亂。”他說，“也許是孩子。我們現在看著出入口，警察就要來了。”
“孩子?”我還特別強調了一下。
他笑了。“我覺得我剛才比在地下室的時候還要緊張。”在我們把車開出幾條街之後，斯基普說，“我手裡拿了一個洗衣袋，還真有點像入室搶劫一樣，更何況你腰間還有一把點四五呢。如果他們看到你那把槍，咱們就有好戲看了。”
“我完全忘了我有把槍。”
“送我們來的剛好是一批醉鬼，那些精明的警察一定不會視而不見的。”
“只有基根喝醉了。”
“你別忘了，他雖然醉了，但還是很精明。講到喝酒——”我把那瓶威士忌從置物箱裡拿了出來，把蓋子扭開。他喝了好大的一口，然後把瓶子遞給我。我們就這麼傳來傳去，直到喝光為止。斯基普冒了一句：“去他媽的布魯克林!”把酒瓶順手往外一扔。我覺得他不該這麼囂張。我們的呼吸中有濃濃的酒氣，身上有把沒登記的手槍，而且我們也沒辦法解釋我們為什麼在這裡。不過，這些話我忍住沒說。
“他們好像很老練，”斯基普說，“對偽裝之類的事很有一套。他們為什麼要把燈光打滅?”
“拖延我們行動。”
“我那時還以為他要開槍打我們呢。馬修?”
“幹嗎?”
“你那時候為什麼不開槍打他?”
“你說他把槍口對準你的時候啊?如果我覺得他要開槍的話，我會動手的。我那時候不想輕舉妄動。我開槍打他，他也會開槍打你。”
“我說過在那之後，就是他把燈光打滅之後，你的槍口不是還指著他嗎?說不定你一開槍就打到他了。”
我想了一會兒才回答這個問題。我說：“你決定要破財消災，免得他們把帳本送到國稅局去。如果我們在教堂里爆發槍戰的話，你覺得你會落到怎麼個下場?”
“天哪，我倒沒有想到這點。”
“打中他也不見得能把錢拿回來啊，他可能早就把錢拿給守在後門的人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腦筋好像根本沒轉。其實槍如果在我手上，我說不定會開槍，倒不是因為我覺得我可以一槍打中，而是現場那種氣氛會讓我扣扳機。”
“坦白說，”我說，“誰也不知道在那種氣氛里人會做出什麼事來。”
在車子碰到第二個紅燈時，我掏出我的筆記本開始畫。斯基普問我在畫什麼。
“耳朵。”我說。
“畫那個幹嘛?”
“我在警校的時候，有個教官教我們的。他說，人耳朵的形狀其實有很大的差別，何況，很少有人會給耳朵美容，或是掩飾自己的耳朵，世上沒有哪兩個耳朵是一樣的，所以我要在我忘記前把它們畫下來。”
“你記得他們耳朵的樣子?”
“哦，我只能記住重點特徵。”
“那就不同了。”他抽出一根煙，“我還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耳朵呢，假髮不是蓋住他們的耳朵了嗎?我想是沒有，否則你哪畫得出耳朵的樣子。不過，你總不可能像指紋一樣在檔案里找到耳朵的特徵吧?”
“我只想找個方法認出他們而已。”我說，“我說不定能認出他們的聲音。我覺得今天晚上他們用的是真正的聲音。至於他們的身高，其中一個大概是五英尺九英寸或十英寸的樣子，另一個可能矮一點，不過，也有可能是因為他站在比較遠的地方。”我看著我的筆記本，搖了搖頭。“可是我記得哪個耳朵是誰的。我應該當場就記下來的，我的記性是越來越壞了。”
“你覺得這很重要嗎，馬修?”
“你說他們耳朵長什麼樣子嗎?”一時之間我不知道他在問什麼。“大概沒什麼要緊的吧，”我承認，“在調查中，有百分之九十的線索是一點用也沒有的。其實有百分之九十九沒有用——不過只要你功夫下得深，說不定真找得到蛛絲馬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