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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他就不會錯嗎?
我幸而立刻攔到一輛計程車，趕回辦公室，安排接收海氏藏珍的工作。葛氏父子公司有自雇的警衛，我召了主管和兩個大漢準備迎接裝甲卡車。
它停在屋前時，我們的警衛在戒備，注意塑料盒子卸下送到地下金庠。我則站在金庫打開的門邊看貨物運進。十三箱，包封完好。我又計數一次，十三箱，包裝完好。
我替葛氏公司開了收據交給卡車司機。他和兩個同伴走了。海氏藏幣現在安全放在我們保險庫中，厚門可以抵禦子彈，但是它裝設得十分靈巧，我一手便可以把它推開。
朱何白下來遞給我一杯熱黑咖啡。
“好了?”他高興地說。
“安然無恙，”我說，“大功告成了。看我的手，還在發抖。”
“冷靜點，阿進，”他勸我，“你這部份的工作完畢了。”
“大概是，”我說了，才發現我個人與海氏藏幣的關係已經結束。下面是推銷與拍賣人員的工作了。
“何白，”我說，“我要你看件會讓你目瞪口呆的東西。德瑪麗新。天下獨一無二的藝術品。”
我放下咖啡杯。把架上第十三箱取下，打開塑料盒小心取出封起的柚木箱。我抱在臂上遞給何白。
“看。”我說。
他低頭下望，眼睛又慢慢抬起望向我面孔，他表情不對，眼光冰凍。
“看什麼?”他低聲問。
我瞪了他一兩秒鐘，低頭看展示箱。
裡面是空的。德瑪麗新不見了。
你們一定知道狄更斯《雙城記》中的開卷語：“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第二句是為我而寫的;這是最壞的時代。
後來何白告訴我，他當時真怕我會昏過去。他向我移近，以防我癱瘓時可以抓我一把。
“你並不是變得蒼白，”他說，“而是面如死灰。好像有人在你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腳。”
我最初的反應是完全不信，然後是狂惑，再是憤怒。當我明白怎麼回事後是冰冷的罪愆;我簽了張價值三十五萬元而東西沒在葛氏金庫中的收據。工作，事業，名譽都灰飛煙滅。我預見一個卑賤暗澹的將來，日思夜想地要猜測德瑪麗新是如何在塑料盒裡的封閉展示箱中被偷走的。
我們拉動警鈴後，大家都跑來了。我要大家都證明柚木箱的包裝和封印蠟都是完好的，蠟上還有海奇保的印記。然後問題來了：他用印時德瑪麗新在裡面嗎?
我發誓。是的。大家都望著我。我不能哭泣。
葛史坦——上帝——是個穿著像企鵝的胖子。由他噘出的雙唇與發亮的眼睛，看得出他在衡量這場災難對公司有多大損失。
葛氏父子公司投有巨額保險以防這類的災難發生。但是上帝憂愁的不是金錢而是公司的名聲。如果這些古董會莫名其妙地失蹤，以後誰還會把錢幣、郵票、繪畫、雕刻委託公司?
我開始檢查其他十二箱，由玻璃蓋看望過去，不敢碰到封印。完全都在——除了德瑪麗新。上帝低聲和杜莉薩商量一下，決定把這件損失通知海奇保，並且向紐約警局報案，再告訴葛氏公司的保險公司，海先生的保險公司，以及負責搬運的裝甲車公司。
“我們最好也打電話給我們的律師，”葛史坦憤怒地瞪住我說，“一蹋胡塗，我們需要律師的意見。”
這天簡直是像煉獄般地煎熬痛苦。先來的是紐約警察局的人員，再是裝甲車公司的彪形大漢，後面是兩家保險公司。最後來到的是葛氏父子公司的法律顧問：費沈律師事務所的華立門。
我把這件經過情形複述了至少有五六遍;說明錢幣本來存放在箱中的情形，我如何見證封裝展示箱，裝進泡沬乳膠盒，再把盒子綁起來。我六次向天發誓說親眼看見箱子放在十三號塑料盒時，德瑪麗新的確在箱子裡。
說起來奇怪，我把話說個不停，心中既不憤怒，亦不厭煩。事實上我倒很高興把這個故事反覆訴說，希望有什麼人會聽出點破綻來，大聲喊：“哈!哈!你錯了。事情不是這樣!”
但是沒人這麼做。德瑪麗新不可能遺失，但是這又是千真萬確的事。
最後黃昏降臨，街燈初亮，詢問的人都走了，留下我一個人思忖大難會怎麼臨頭。我十分希望打電話給海奇保，向他道歉，表示自己對遺失此一奇珍的遺憾。可是華立門對我說，絕不可和海家人有任何聯絡。
朱何白——神佑他——在這個可怖的日子裡堅持陪著我，在詢問過程中隨時給我安慰。職員們紛紛離去，辦公室燈光已熄，他說：
“阿進，你那裡有長沙發嗎?”
“長沙發?”我無神地說，“當然有。做什麼?”
“我想今晚你不宜獨處。我陪你回去。我睡長沙發。”
“哦，何白，”我說：“你無需麻煩。”
“我知道，可是我想去。答應我。”
“好!”我無助地說。
“你家裡有吃的嗎?”
“幾盒冷凍晚餐。”
“好極了。有喝的?”
“有點葡萄酒、伏特加、草莓白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