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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至此，我一頁一頁，重新查閱這三名少婦的資料。
第一名少婦孫洋，中學美術老師，老公是某廠採購部業務員。
第二名少婦唐亞琳，在地下商場做買賣，老公是赴韓國勞務輸出的人員。
第三名少婦崔秀芳，物價局普通科員，老公是一名刑警。
她們均為普通市民，一切似乎都很平常，看不出有什麼特別之處。
屋內極靜，紙張逐頁翻過，發出輕輕的刷刷聲。受害人的生前彩色照片，逐一出現在眼前。檯燈光線昏暗，恍惚中，她們的臉孔彼此疊印重合，竟似完全一個模樣。
突然，桌上的手機嗡嗡振動。我嚇了一跳，急忙伸手抓過，顯示進來一條簡訊，是陸超發來的，說女兒一直在哭著要媽媽，問我什麼時候能回家。
我皺皺眉，剛要回復，猛地又停住，我腦中靈光一閃，終於知道三名少婦有著什麼共同點了。
老公!她們的老公有問題!
三名少婦的老公工作性質非常相似，都是常年在外奔波，至少也是多日不能回家。而高中男生和老年婦女的背景則很普通，沒有發現任何關聯性。
憑著直覺，我不相信這僅僅是一種巧合，似乎兇手是在有意識地尋找這類目標，而中間穿插的那兩名死者……
我有點不敢往下想了，我意識到，他們可能是兇手故意放出的煙霧，試圖掩蓋其真正的目標選擇。
我當即將這一猜測上報專案組，並將所有材料逐一列出。
司馬局長想了想，慢慢地說：“如果真如你所說，那麼接下來要是再發生第六起刨錛案，受害人則絕對不會是少婦，而應該是兇手隨機選擇的普通人。也就是說，還會出現一個倒霉的，成為兇手的煙幕彈。”
我說：“沒錯，下一個受害人肯定不是少婦，但第七個肯定還是少婦。”
可是除了司馬局長，所有人都對我的猜測表示質疑。因為按照我的推論，如果兇手是有意尋找這類作案目標，那就意味著，兇手對死者的家庭狀況比較了解，知道其家中男主人常年在外，並且有著極深的矛盾，但根據之前排查結果顯示，三名少婦死者的社會關係極為簡單，本人和配偶都沒有發現與人結怨。
還有一點無法解釋，三名少婦彼此素昧平生，查不出她們之間的交集。舉個例子，我認識王二、張三、李四，而這三個人卻彼此不認識，但他們偏偏都是腳氣病患者。
兇手要在滿足以上兩個條件的家庭中尋找適合的作案目標，並在短短兩個月內完成全部罪行，這簡直就是巧合中的巧合，奇蹟中的奇蹟，概率極小，難度極大，應該是長期謀劃而形成的。同時，還要故布疑陣，隨機選擇其他人進行擊殺。可是問題在於：兇手這麼做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司馬局長和省廳刑偵、技偵總隊協助我們的幾名同志商量了一會兒，最終還是選擇相信了我的推測。
司馬局長說：“在目前沒有任何線索的條件下，不應該輕易否定桑佳慧的推測，或許這還是一條打開突破口的捷徑呢。但是，我還要補充兩點，推測終究還是推測，巧合總是無處不在的。而且，這三名少婦的配偶均是常年在外的事實，似乎僅僅是種表面現象，其中一定還隱藏著沒有被我們發現的共通點。剛才我和省廳的幾位領導研究過了，從現在開始，在一方面保持布控蹲守警力不變的基礎上，另一方面全力調查三名死亡少婦，力爭在她們身上挖到那個隱藏著的共通點。”
說完這些，司馬局長還頗為促狹地看著我們，慢慢地說：“丈夫常年在外，妻子獨居在家，最容易引發的事情應該是紅杏出牆。刑警的工作性質特殊，大家做到心裡有數，尤其是你們這些小年輕的。”
很快，他的面色回復嚴肅，又說了一句：“同志們，我不希望用第六起案件來證明桑佳慧的推測。大家玩命兒吧。”
在這次會議上，技術人員又匯報了關於兇器的相關檢驗結果。
通過對死者創口測量，提取微量遺留物並進行綜合比對，我們發現五起案件共使用了三種兇器，分別為羊角錘兩次、錛子一次、榔頭兩次。下一步也要全力尋找兇器來源，對本市木工工具售賣店進行拉網排查，對全市木工盡最大可能進行摸排。
案情分析會後，我們分出部分警力對三名少婦展開了細緻調查。同時，繼續加大對前科劣跡人員的跟蹤布控，重點掌握疑似人員的近期活動軌跡。
在移動、聯通、電信等多家運營商的配合下，我們儘可能地將死者的手機和小靈通上的全部通話、簡訊記錄調取出來，逐一進行審查比對，沒有發現任何相同的記錄。也就是說，沒有一個號碼是同時出現在兩名以上死者手機中的。
通過對死者配偶、親屬、同志和鄰居的大量走訪，我們了解到她們平時都有上網聊天的習慣。但這也屬正常，尤其是獨居在家的人，難道兇手會是通過這一點接近的死者嗎?
為了驗證這一推測，在深圳警方的大力協助下，我們從騰訊公司調取了死者QQ歷史聊天記錄，逐天逐人進行比對分析，還是沒有發現任何疑點。
莫非我們的偵查方向錯了，兇手真是隨機選擇作案對象，三名少婦偏巧都是配偶在外?
第五章 “戴……黑帽子，看不……清臉，身體很……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