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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局長點點頭，說：“天明分析得有一定道理，我的推測也是這樣，死者肯定與兇手相識。但是，這個理由還是不足以解釋清楚脫衣這個奇特行為。現在看來，兇手應該是預謀已久然後實施的殺人，那麼他在事前一定會作過仔細盤算，充分預估行兇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的各種情況，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如何不令自己暴露在警方的視線中。所以，他才會拿走死者的財物，製造搶劫殺人的虛假現場。既然這樣，他就不會對死者進行毀容，如果毀容就會將之前的一系列偽裝完全揭穿了。話說回來，就算兇手本來就想銷毀死者所有的外在特徵，卻在行兇時忘記了這一點，可是大家都清楚，出現無名屍體，警方肯定會刊出認屍啟事，通過死者外貌找到屍源。這可是最重要的一個手段，稍具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兇手甚至都可能在案發前做過無數次的構想。那麼，他經過謹慎細緻的策劃，為什麼會在實際作案過程中，遺漏了毀容這個最重要的步驟呢?所以，脫衣服但沒有毀容，絕對不是天明說的那種‘細節遮蔽重點式盲點性思維’。”
司馬局長停了一下，又說：“兇手脫衣服的目的很明顯，肯定是怕警方根據死者的衣服而追查到屍源。當然，他也怕我們通過死者社會關係找到他。但最大的可能性，則是這件衣服對他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他看在眼裡就會產生一些特殊的想法，也意味著一種暴露。你們想想，什麼人會產生這樣的想法，會覺得這件衣服的存在對自己是種暴露呢?”
說著，他捏了捏自己的襯衫領子：“只能有一種人，那就是同行，穿著同樣衣服的人。所以，兇手必定與死者屬於同一個行業，所以他才會有如此矛盾的行為。如果不是同行，也一定是與死者職業有著密切關係的一類人。這個兇手行事很細緻、很謹慎，但也正因為過於小心，反而發了一個大錯。他脫衣服這個行為，太有些欲蓋彌彰的味道了。”
分析到這裡，司馬局長站起來，說：“從死者的衣著判斷，他與死者為同業人員的可能性最大，就從這裡開始查。”
案情分析會結束後，專案組立刻分派多組警力，深入全市各大政府機關和及事業單位走訪摸排，要求他們配合調查近期是否有失蹤人員，並提供了兩名死者的大幅照片。
第三章 離奇的通話
案發後的第三天，我市新月區地稅分局派人認屍，確認了男性死者為該分局監察室主任張群富。
據來人介紹，張群富今年54歲，案發前的周末雙休日過後，周一沒有正常上班，電話也無法接通。因張群富的女兒在外國讀大學，妻子是長途列車列車長，月余才能回家一次，故當時無法與其家人取得聯繫。至於那名女死者，來人表示不曾見過。
確定男死者張群富的身份及家庭情況後，我們隱約意識到，女死者與張群富肯定有著特殊的曖昧關係，否則，兩人也不會在周六一同去二君山遊玩。
專案組決定，立即對張群富的社會交往情況進行全面排查，側重本系統內部人員，試圖找到誰與他有著極深的矛盾，非要置其於死地。同時，全力調查女死者的身份。
由於張群富所處崗位的特殊性，人際交往情況複雜，這個工作難度較大，需要一定的時間。
我負責對張群富的妻子了解情況。張的妻子名叫孫麗，52歲，為我市鐵路局某長途列車列車長。
接到單位的通知後，孫麗立即從外地趕回本市。在停屍間，面對丈夫的遺體，孫麗一屁股坐在地上失聲痛哭。
當我們讓她看那名女死者時，孫麗擦著眼淚，表情十分詫異，連聲問我們她是誰。
得知丈夫是和這名年輕女子死在二君山後，孫麗顯然意識到了什麼，表現得極為憤慨，一邊哭，一邊罵：“這個老犢子，沒想到還有這個花花腸子。”
等孫麗哭痛快，也發夠了脾氣，我們立即開始對她進行詢問，張群富平時人際關係如何，是否曾經與他人結怨，近期有沒有異常表現。
孫麗告訴我們，張群富這個人脾氣很隨和，平時也很少與人發生口角矛盾，最近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不斷地提示著她，讓她儘可能地回憶張群富到底與誰結過怨。
孫麗最後說出了幾個人的名字，基本上都是一些普通的糾紛。隨後，就一個勁兒的絮叨張的百般不是。
聽她磨磨唧唧地沒完沒了，我實在有些忍不住，數落了她一句：“人都死了，你還埋怨什麼，這麼多年的夫妻感情都白瞎了啊!”
聽我這麼說，孫麗愣了愣，嘴巴一咧，又嚎啕大哭起來。
對孫麗的詢問結束後，我立即回到隊裡，將這一情報匯報給專案組。
由於目前對張群富的社會交往情況還沒有完全摸透，只能從手頭掌握的線索開始查起。那就是如果張群富在外面有情人，是否有可能是孫麗對張的婚外戀行為已經有所察覺，並因此懷恨在心，雇凶謀害了自己的丈夫和丈夫的情人?
與此同時，另一組民警反饋回重要信息。經調取張群富的手機通話記錄，發現其最後一次打出的電話是在案發當日上午8時許，通話時長為1分23秒。對方是一部手機，機主的登記姓名為蔡琳琳，且為實名登記。
調查顯示，蔡琳琳為新月區地稅分局下屬某稅務所的一名稅務員，現年36歲，於三年前離異，目前獨自撫養一名8歲男孩。我們曾經推測兇手與張群富隸屬同一行業，因此蔡琳琳具有重大作案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