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頁
“在最後，我要強調的是：在我看來，立遺囑人的背景沒有絲毫不尋常的地方。他經濟寬裕，並且沒有任何責任束縛，他喜歡旅行，經常去偏遠的國家遊玩。這次離開的時間相對以往久了一些，但是，這不能作為宣判他死亡的依據，以及竊據他財產的理由。”
“至於最近被找到的骸骨，我不想多說什麼。將它們與立遺囑人硬扯在一起，這簡直是胡扯!各位已經聽過蘇瑪斯醫生的證詞了，這些骸骨並不能證明屬於某一個特定的人。所以辯方律師想要以此作為證明立遺囑人死亡的證據，並不成立。在此我還是要提出辯方律師提到的讓我疑惑的一點：”
“辯方律師說，骸骨是在艾爾森、伍德弗附近被發現的，立遺囑人最後現身的地方正巧也是這兩者之一。在他看來，這是至關重要的證據。但是，我無法認同他的觀點。我們假定立遺囑人最後出現的地方是伍德弗，而骸骨也是在伍德弗發現的;或者他是在艾爾森失蹤的，而骸骨正好也在艾爾森被找到，那麼這件事情就值得我們重視了。可惜，他最後出現的地方我們並不能確定，而在這兩個地方都找到了骸骨。很顯然，對方律師的推斷太不切實際了。”
“我不想再浪費各位的時間了，不過我要再次強調，想要合理地認定立遺囑人的死亡，那麼就必須明確地提供證據。但是，目前並沒有證據出現。所以，立遺囑人是隨時都可能現身的，另外他有權要求財產得到保障。在此，我請求各位作出正義的裁決。”
奚斯的總結結束之後，法官終於如夢初醒般的睜開了眼睛。他將厚重的眼帘向上捲起，出人意料地露出一雙睿智的眼睛。首先，他朗讀了一段遺囑內容，以及他的筆記——這應該是在眼皮半閉的時候寫下的——接著，他開始回顧律師的辯詞和證據。
“各位，討論證據以前，”他說，“我準備針對本案綜述一下。當某個人去國外或離開自己的住所以及常出現的場所一段時間，並且在這段時間內沒有任何消息，那麼從他最後一次出現的時間開始算起，七年為申請失蹤人員死亡認定的有效期限。換句話說就是，如果某人失蹤長達七年，就可以自然認定此人已經死亡。當然，如果有充足的證據顯示他在這七年內的某一個時間依然活著，那麼死亡認定就是無效的。假如在比七年還要短的失蹤時間內申請死亡認定，那麼申請人必須向法院提供此人已經死亡的可靠證據。其實，死亡認定本來有假定的成分，跟實際證據有區別。因此，這類案件所提供的事證證據必須更具有說服力，可以充分地證明這人確實已經死亡。失蹤的時間越短，提供的事證證據就越要充足可信。”
“現在回到本案上來，約翰·伯林漢失蹤不到兩年，不足以構成死亡認定的條件。當然，以前有過失蹤時間比這還短的案件都作出了死亡認定，並且得到了保險賠償。所以現在，找到支持死亡確實發生的證據是最為重要的。”
“如果本案中立遺囑人是一位船長，而且他在船隊從倫敦駛向馬賽的航程中突然失蹤了，那艘船連同船上的員工一併沒了消息。那麼，這艘失蹤的船和不見蹤影的船員，就為船長的失蹤提供了更加合理的解釋和證明。雖然也缺少必要的實際證據，但是這一事證，卻也可以成為判定船長死亡的可信證據。舉這個例子主要是讓大家做一個參考，所有的推測也都是要有一定事實根據的，切不可憑空捏造。”
“本案的訴請人要求作出對立遺囑人約翰·伯林漢的死亡認定，這樣他們就可以根據遺囑內容來分配立遺囑人的財產。我們的責任重大，裁決稍有偏差，就會嚴重損害到立遺囑人的利益。因此，大家要認真仔細地思考已有證據，只有嚴謹地分析過各項證據以後，才能作出最後的裁定。”
“本案有兩部分相關證據：一是立遺囑人失蹤的相關背景;二是骸骨事件的影響。關於後者，我很詫異並且感到很遺憾，此項申請沒能等驗屍官報告全部出來後再提出，所以請大家仔細考慮一下。要提醒大家的是，蘇瑪斯醫生很明確地指出，到現在為止還無法確定死者的身份，不能證明那些骸骨是屬於特定某個人的。不過，立遺囑人和這位無名死者也很有可能是同一個人，因為他們之間有很多相似之處。”
“大家已經聽了傑里柯先生關於失蹤事件的發生背景的證詞，立遺囑人之前從未有過出國旅行而不向他交代行蹤的先例。在此要注意的是，在立遺囑人約翰·伯林漢先生和諾巴瑞博士會面結束之後，並準備前往巴黎的時候，他並沒有向傑里柯先生交代他的行程，以及他在巴黎的住處和回國的確切時間。所以傑里柯先生也無法告訴我們立遺囑人到底去了哪裡，什麼時候回來。由此看來，傑里柯也無法掌握立遺囑人的行蹤。”
“多柏斯小姐和赫伯特先生的證詞中有著很多混亂甚至矛盾的地方。比如他們說立遺囑人約翰·伯林漢先生進了書房後，就沒了人影。因為在屋裡沒找到他，所以他們認為他已經離開了。在他離開的時候，也沒有人告訴僕人他要走了。而且之前他還說要留下來等赫伯特先生，所以他的不告而別顯得很突然。一個人可以這樣鬼祟地離開別人家，並且沒告訴僕人一聲，那麼他會不會經常也用同樣的方式離開平日出現的場所，而事先不告知別人，也不向任何人交代去向呢?”
“至於最近被找到的骸骨，我不想多說什麼。將它們與立遺囑人硬扯在一起，這簡直是胡扯!各位已經聽過蘇瑪斯醫生的證詞了，這些骸骨並不能證明屬於某一個特定的人。所以辯方律師想要以此作為證明立遺囑人死亡的證據，並不成立。在此我還是要提出辯方律師提到的讓我疑惑的一點：”
“辯方律師說，骸骨是在艾爾森、伍德弗附近被發現的，立遺囑人最後現身的地方正巧也是這兩者之一。在他看來，這是至關重要的證據。但是，我無法認同他的觀點。我們假定立遺囑人最後出現的地方是伍德弗，而骸骨也是在伍德弗發現的;或者他是在艾爾森失蹤的，而骸骨正好也在艾爾森被找到，那麼這件事情就值得我們重視了。可惜，他最後出現的地方我們並不能確定，而在這兩個地方都找到了骸骨。很顯然，對方律師的推斷太不切實際了。”
“我不想再浪費各位的時間了，不過我要再次強調，想要合理地認定立遺囑人的死亡，那麼就必須明確地提供證據。但是，目前並沒有證據出現。所以，立遺囑人是隨時都可能現身的，另外他有權要求財產得到保障。在此，我請求各位作出正義的裁決。”
奚斯的總結結束之後，法官終於如夢初醒般的睜開了眼睛。他將厚重的眼帘向上捲起，出人意料地露出一雙睿智的眼睛。首先，他朗讀了一段遺囑內容，以及他的筆記——這應該是在眼皮半閉的時候寫下的——接著，他開始回顧律師的辯詞和證據。
“各位，討論證據以前，”他說，“我準備針對本案綜述一下。當某個人去國外或離開自己的住所以及常出現的場所一段時間，並且在這段時間內沒有任何消息，那麼從他最後一次出現的時間開始算起，七年為申請失蹤人員死亡認定的有效期限。換句話說就是，如果某人失蹤長達七年，就可以自然認定此人已經死亡。當然，如果有充足的證據顯示他在這七年內的某一個時間依然活著，那麼死亡認定就是無效的。假如在比七年還要短的失蹤時間內申請死亡認定，那麼申請人必須向法院提供此人已經死亡的可靠證據。其實，死亡認定本來有假定的成分，跟實際證據有區別。因此，這類案件所提供的事證證據必須更具有說服力，可以充分地證明這人確實已經死亡。失蹤的時間越短，提供的事證證據就越要充足可信。”
“現在回到本案上來，約翰·伯林漢失蹤不到兩年，不足以構成死亡認定的條件。當然，以前有過失蹤時間比這還短的案件都作出了死亡認定，並且得到了保險賠償。所以現在，找到支持死亡確實發生的證據是最為重要的。”
“如果本案中立遺囑人是一位船長，而且他在船隊從倫敦駛向馬賽的航程中突然失蹤了，那艘船連同船上的員工一併沒了消息。那麼，這艘失蹤的船和不見蹤影的船員，就為船長的失蹤提供了更加合理的解釋和證明。雖然也缺少必要的實際證據，但是這一事證，卻也可以成為判定船長死亡的可信證據。舉這個例子主要是讓大家做一個參考，所有的推測也都是要有一定事實根據的，切不可憑空捏造。”
“本案的訴請人要求作出對立遺囑人約翰·伯林漢的死亡認定，這樣他們就可以根據遺囑內容來分配立遺囑人的財產。我們的責任重大，裁決稍有偏差，就會嚴重損害到立遺囑人的利益。因此，大家要認真仔細地思考已有證據，只有嚴謹地分析過各項證據以後，才能作出最後的裁定。”
“本案有兩部分相關證據：一是立遺囑人失蹤的相關背景;二是骸骨事件的影響。關於後者，我很詫異並且感到很遺憾，此項申請沒能等驗屍官報告全部出來後再提出，所以請大家仔細考慮一下。要提醒大家的是，蘇瑪斯醫生很明確地指出，到現在為止還無法確定死者的身份，不能證明那些骸骨是屬於特定某個人的。不過，立遺囑人和這位無名死者也很有可能是同一個人，因為他們之間有很多相似之處。”
“大家已經聽了傑里柯先生關於失蹤事件的發生背景的證詞，立遺囑人之前從未有過出國旅行而不向他交代行蹤的先例。在此要注意的是，在立遺囑人約翰·伯林漢先生和諾巴瑞博士會面結束之後，並準備前往巴黎的時候，他並沒有向傑里柯先生交代他的行程，以及他在巴黎的住處和回國的確切時間。所以傑里柯先生也無法告訴我們立遺囑人到底去了哪裡，什麼時候回來。由此看來，傑里柯也無法掌握立遺囑人的行蹤。”
“多柏斯小姐和赫伯特先生的證詞中有著很多混亂甚至矛盾的地方。比如他們說立遺囑人約翰·伯林漢先生進了書房後，就沒了人影。因為在屋裡沒找到他，所以他們認為他已經離開了。在他離開的時候，也沒有人告訴僕人他要走了。而且之前他還說要留下來等赫伯特先生，所以他的不告而別顯得很突然。一個人可以這樣鬼祟地離開別人家，並且沒告訴僕人一聲，那麼他會不會經常也用同樣的方式離開平日出現的場所，而事先不告知別人，也不向任何人交代去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