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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士兵表現出特別的殘暴，是發動大舉侵華戰爭後，以南京大屠殺為標誌開始的。其暴行引起舉世震驚與公憤。為振興軍紀，“壓制犯罪和不正當行為”，日本陸軍省於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頒布了《改進軍紀計劃》的小冊子，詳細列舉“中國事變中罪行和不當行為的特質”，要求每一軍官“應時時記憶在心”。雖然我們不能期待發動侵略的戰犯們，會對其軍人“不當行為的特質”作出恰當的判斷，但這本小冊子至少顯示了日本軍事當局承認了一部分罪惡，並試圖有所改過。七七事變爆發後的兩年間，有 ５８８名日本士兵受到軍事審判，其中 ４２０ 人犯搶劫或搶劫加強姦致死，３１２ 人犯強姦或強姦致死。這是日本方面的記錄，實際罪犯的數字當然遠不止於此。單是南京大屠殺的集體犯罪中，人數就得以萬計。攻占南京的第六師團長谷壽夫，一次斬殺 ３００ 名中國人的田中軍吉大尉，以“刀劈百人競賽”聞名的野田岩和向井敏明兩少尉，十年後才在南京軍事法庭被判處死刑。
我們一般所說的淪陷區，是指被侵略者勢力控制的地區。就日軍而言，控制區又分為“治安區”與“准治安區”兩種。“治安區”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國人出面組織的偽政權，社會秩序相對穩定，“良民”大體上能夠接受日偽的統治 ；“准治安區”則日偽勢力較為薄弱，時有游擊隊、民兵、敵後武工隊、抗日救國軍之類小股抵抗力量進行騷擾。在“治安區”內，日本士兵較能遵守軍紀的約束，一般發生殺人、搶劫和強姦的罪行，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懲處。而“准治安區”則軍紀不保，犯罪行為常與“軍事行動”一同發生。
從侵略者的角度來看，南京大屠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恐怖血腥的行為，一是為了對頑強抵抗的報復，二是為了震嚇對手，摧毀對手的士氣與尊嚴，三是樹立征服者主宰蒼生命運的威勢，四是藉此激發原始的血氣之勇。但要想最終達到征服占領地的目的，光靠這些是遠遠不夠的，有時效果更適得其反。因此他們也得在“治安區”內推行懷柔政策，宣揚“同文同種”，宣揚“共存共榮”，宣揚“討蔣愛民”，也就是實行“王道”，制止公然的暴行。不能將之一概地稱為“欺騙”，要知道這種政策對於飽經戰亂、貧困，深受過本國官府、軍閥、土匪、流氓戕害的中國老百姓，確實具有實際意義，而且往往就能奏效。
“天地之間有桿秤”？
以中國人的感情，強姦、輪暴是比殺頭更難以平息仇恨的罪行。在大量描寫抗戰的書籍中，似乎日本侵略軍只強姦中國婦女，而較為優待第三國尤其是西方人士。這樣更足以證明，日本人只不拿咱們中國人當人。事實並非如此。較為優待的是沒有與日本交戰的國家的公民，而不是什麼“西方人士”。一旦開戰，凡敵對國家，都沒有好果子吃。香港陷落後，一批英國女醫護人員落入日軍之手，被關到地下室摧殘了一個多月。其中一位女醫生戰後回憶，這段日子她們每人每天要被至少 １０ 個日本人強姦，她本人最多一天被１７ 人強姦。另據一位目擊者、加拿大陸軍隨軍牧師巴萊特在東京國際法庭的證詞，防守香港西部斯坦利堡陣地的１７０ 名英軍及傷員被俘後全部殺害，７ 名女護士（４ 中 ３ 英）均遭姦殺。荷蘭婦女也曾遭到類似的暴行。在對待戰俘和戰敗國方面，倒是東西方“平等相待”的。電影《桂河大橋》，真實反映英軍俘虜被迫當奴工的故事。１９４２ 年 ４ 月，馬尼拉淪陷，美菲俘虜及難民共 ８ 萬人在轉移至收容所途中，約有 １７，０００ 人被日軍虐待致死，其中美軍士兵 １２００ 名。西方人稱之為“死亡之旅”。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馬來之虎”山下奉文在帕拉萬島一次燒死 １５０ 名美軍戰俘。
為了通過“正常渠道”排泄士兵的獸慾，日本軍部特意建立“慰安婦”制度。這是一種慘無人道的制度，其中大部分是韓國婦女，還有一部分台灣地區和中國內地婦女，甚至西方婦女，但日本婦女也不在少數 ；有許多是被迫的，被強拉的難民，甚至是女戰俘，但也有“為聖戰而貢獻青春”的妓女。“慰安婦”們以自身遭受摧殘為代價，多少緩解了淪陷區廣大婦女的遭受蹂躪的壓力。１９３８ 年武漢會戰期間，時任日第十一軍團長的岡村寧次中將，曾對軍中不能杜絕強姦罪行十分氣惱，下令憲兵分隊長重藤憲文中佐親自坐鎮，加強安撫工作，逮捕所有罪犯交軍法會議處理。當聽到法務部長、憲兵隊長為罪犯辯解，認為不能構成犯罪時，岡村拍案而起，一拳砸在桌子上吼道 ：
胡說！我知道，強姦罪要親自控告才能成立，但是，人家在刀槍面前，誰敢親自控告？沒有反抗？三個輪姦，怎麼反抗？那些日本的法律，能適於戰區現狀嗎？我們出兵不是號稱“聖戰”嗎？
這是個“聖戰”的樣子嗎？（陳道闊 :《長河落日?武漢會戰紀實》）
就是這個後來晉升為侵華日軍總司令的岡村寧次，在其晚年的回憶錄中，專門有一章節以“貫徹愛民方針”為題，記載了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召開的一次師團長、參謀長會議，他的參謀長講的一段話 ：
我們一般所說的淪陷區，是指被侵略者勢力控制的地區。就日軍而言，控制區又分為“治安區”與“准治安區”兩種。“治安區”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國人出面組織的偽政權，社會秩序相對穩定，“良民”大體上能夠接受日偽的統治 ；“准治安區”則日偽勢力較為薄弱，時有游擊隊、民兵、敵後武工隊、抗日救國軍之類小股抵抗力量進行騷擾。在“治安區”內，日本士兵較能遵守軍紀的約束，一般發生殺人、搶劫和強姦的罪行，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懲處。而“准治安區”則軍紀不保，犯罪行為常與“軍事行動”一同發生。
從侵略者的角度來看，南京大屠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恐怖血腥的行為，一是為了對頑強抵抗的報復，二是為了震嚇對手，摧毀對手的士氣與尊嚴，三是樹立征服者主宰蒼生命運的威勢，四是藉此激發原始的血氣之勇。但要想最終達到征服占領地的目的，光靠這些是遠遠不夠的，有時效果更適得其反。因此他們也得在“治安區”內推行懷柔政策，宣揚“同文同種”，宣揚“共存共榮”，宣揚“討蔣愛民”，也就是實行“王道”，制止公然的暴行。不能將之一概地稱為“欺騙”，要知道這種政策對於飽經戰亂、貧困，深受過本國官府、軍閥、土匪、流氓戕害的中國老百姓，確實具有實際意義，而且往往就能奏效。
“天地之間有桿秤”？
以中國人的感情，強姦、輪暴是比殺頭更難以平息仇恨的罪行。在大量描寫抗戰的書籍中，似乎日本侵略軍只強姦中國婦女，而較為優待第三國尤其是西方人士。這樣更足以證明，日本人只不拿咱們中國人當人。事實並非如此。較為優待的是沒有與日本交戰的國家的公民，而不是什麼“西方人士”。一旦開戰，凡敵對國家，都沒有好果子吃。香港陷落後，一批英國女醫護人員落入日軍之手，被關到地下室摧殘了一個多月。其中一位女醫生戰後回憶，這段日子她們每人每天要被至少 １０ 個日本人強姦，她本人最多一天被１７ 人強姦。另據一位目擊者、加拿大陸軍隨軍牧師巴萊特在東京國際法庭的證詞，防守香港西部斯坦利堡陣地的１７０ 名英軍及傷員被俘後全部殺害，７ 名女護士（４ 中 ３ 英）均遭姦殺。荷蘭婦女也曾遭到類似的暴行。在對待戰俘和戰敗國方面，倒是東西方“平等相待”的。電影《桂河大橋》，真實反映英軍俘虜被迫當奴工的故事。１９４２ 年 ４ 月，馬尼拉淪陷，美菲俘虜及難民共 ８ 萬人在轉移至收容所途中，約有 １７，０００ 人被日軍虐待致死，其中美軍士兵 １２００ 名。西方人稱之為“死亡之旅”。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馬來之虎”山下奉文在帕拉萬島一次燒死 １５０ 名美軍戰俘。
為了通過“正常渠道”排泄士兵的獸慾，日本軍部特意建立“慰安婦”制度。這是一種慘無人道的制度，其中大部分是韓國婦女，還有一部分台灣地區和中國內地婦女，甚至西方婦女，但日本婦女也不在少數 ；有許多是被迫的，被強拉的難民，甚至是女戰俘，但也有“為聖戰而貢獻青春”的妓女。“慰安婦”們以自身遭受摧殘為代價，多少緩解了淪陷區廣大婦女的遭受蹂躪的壓力。１９３８ 年武漢會戰期間，時任日第十一軍團長的岡村寧次中將，曾對軍中不能杜絕強姦罪行十分氣惱，下令憲兵分隊長重藤憲文中佐親自坐鎮，加強安撫工作，逮捕所有罪犯交軍法會議處理。當聽到法務部長、憲兵隊長為罪犯辯解，認為不能構成犯罪時，岡村拍案而起，一拳砸在桌子上吼道 ：
胡說！我知道，強姦罪要親自控告才能成立，但是，人家在刀槍面前，誰敢親自控告？沒有反抗？三個輪姦，怎麼反抗？那些日本的法律，能適於戰區現狀嗎？我們出兵不是號稱“聖戰”嗎？
這是個“聖戰”的樣子嗎？（陳道闊 :《長河落日?武漢會戰紀實》）
就是這個後來晉升為侵華日軍總司令的岡村寧次，在其晚年的回憶錄中，專門有一章節以“貫徹愛民方針”為題，記載了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召開的一次師團長、參謀長會議，他的參謀長講的一段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