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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各自主要駐地和就食之所，分別在當塗、蕪湖和六合三縣，以半年一次輪流差遣兩營部隊，到江寧城中負責值守外郭諸門之要。
此外江寧外郭之內，還有大概隸屬於文官系統——江寧尹麾下的五個營陪都防軍，不過在訓練和裝備上，也就是那麼回事了。據說除了彈壓市面和維持秩序之外，就算是在當初江寧府形勢最緊張的時候，也沒有人指望過他們的戰鬥力。
最後，石頭城的別宮裡，尚有數百到一千規模的，各色班直所構成的離宮衛士，他們直接聽令的對象則是當地的宮苑總監梁靜賢。也是我需要格外關注的一個對象，畢竟，親迎之禮就將在石頭城的行在內舉辦的。
相比之下，更值得我注意的則是國朝在當地的強力機構和情治部門。
畢竟，作為一個有志於改天換地的野心家和體制下潛在造反勢力的領頭人，我怎麼可能對國朝的密諜情報系統及其手段和對策，沒有相應的了解和準備呢。
事實上光是在每年在淮鎮境內出過意外，又能夠確認身份的可疑人等，沒有上百也有好幾十例，不過更多的時候都是掌握了身份之後，就乾脆放在明處反監控起來以安人心而已。
所以我南下之後，對於可能要面對和接觸到的國朝密探組織，大致可以分為幾大類。
其中處於金字塔最頂端，最為精幹也行動力最強的，無疑就是與御庭衛士一起直接向幕府當主負責的四海衛了。
他們可以參與的範圍幾乎無所不在，刺察的權限也很廣泛；但是似乎因為相對人數少而精，而通常只出現在一些事關軍國機要的重大事件和關鍵領域當中。
比如在一些領兵大將和封疆重臣身邊，按插上數量不等的四海衛，是歷朝歷代最常見不過的事情了。但是大多數情況下，也許監控者和對象相處到死，可能都沒有機會暴露/察覺身份的。
其次是其中名聲不顯，但是存在感最為廣泛的，則是歸屬在朝廷體制內的正式組織——五房判事官，又稱樞機五房，直接沿襲自前朝大唐全盛時代的體制，有著嚴密而相互制衡的分工體制；
其中具體分列有兵、禮、戶、刑、吏五科，以大判事、判事官總覽其務。
以兵科掛在衛尉卿名下，對口樞密院的軍監司和邊戎處，主對外征防敵刺和戰情探查，平時受總參事府參調遣，戰時派遣至各行司、軍鎮一級協助。
戶科以司農寺為掩護，對口監理戶部，核查天下戶口民籍，財稅流通，與管理國庫的太府寺下稽核局互為表里，相輔相成，日常對口三司使而行使職權。
吏科掛在御史台名下，檢查百官德行陰私，對皇帝和御使大夫負責，並受御使台調遣。
禮科掛在鴻臚寺名下，主日常對域和藩國差遣各種密諜、暗間，對皇帝和尚書省左僕射負責。
刑科掛在大理寺名下，主國中防間查諜，以及造反謀逆等重罪之屬，也有協理刑部監察江湖會黨，遊俠人士，對皇帝和尚書省右僕射負責。
另有工事房，主器械、訓練、研製、營地、雜務管理，上述五房的人員選配，在前朝大唐的時代，是直接對皇帝和總參事府負責。
而到了南朝大梁鼎立之後之後，則改名為五房判事，歸屬於了幕府領下的御庭會議和政事堂的二元體制雙重下轄。也是正式編制最為龐大而分工明確詳盡的一個綜合情治部門，而具體人數和下屬設置，在歷朝歷代有所側重而發生添減變化；
目前大約維持的員額，模糊估計有一萬兩千到三萬五千之間不等；主要是因為是吃皇糧的正式編制，其中應該還有不少已經成為勛貴和蔭官子弟，所竊據的空頭銜和虛位了；再加上國朝的財計緊張，恐怕已經沒有那麼多實質幹事的在編人員了。
而在目前國朝的形勢需要下，主要人員和資源都應當是側重和集中在了兵（北伐平叛），吏（朝黨紛爭）、禮（海外藩務）三房為主。
事實上，我手下收容的情治人員當中，也有少數其實是來自於這些，被裁撤了基層人員和廢並了相應職能的次要部門當中。
此外還有一些隸屬部寺監下轄，在專業領域內擁有類似職能的中低層調查機構，比如京兆尹的左右軍巡院，軍造總監管下的內察人員，海兵總署和水師的糾檢隊什麼的；不是職權範圍過於狹窄，就是編制相當有限，也實在不成什麼氣候和規模了。
於是最後算下來，反而是武德司這種分布在都亟重地和大城望要之邑，只對國內偵聞中下層民間消息，明顯屬於二流的情治偵聞組織；
因為吸收了大梁良莠不齊的外圍耳目和下線人員，而導致被詬病最多、深以為患的各種擾民和公器私用的例子；反而成為了明面上最為臭名昭著，也令人望而生畏，貌似最有威懾力的存在了。
因此我到了江寧方面，主要可能面對的也是這幾方面的力量；
在這種思緒當中，我再次看到雄踞在奔流的大江之畔，高聳寬大的江寧城牆，以及城外新簇立起來的迎接牌坊；比起之前那些用竹木臨時搭建的彩樓、彩棚，這座用雪花條石構築而成的石牌坊，無疑更顯得高大上的多。
牌坊下的鼓吹班子也變成了演奏起《大雅》、《韶樂》、《懷慶》，一色緋衣烏雲履朝天冠，正兒八經太常寺清商署的均平班和燕樂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