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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這各好消息的背後，還有那麼些許的陰影存在。因為在鍋騾機的研發過程，已經引起了某些有心人的注意，相關可疑人等的窺探和跟蹤，也不是一次兩次了。
雖然經過了這次變故和風波，讓那些人暫且熄了強取豪奪之心，但是出於某種傳統既得利益群體，對於有所威脅新生事物排斥和抵制的考慮。
沈岳他們繼續留在廣府，所收到的阻撓和破壞，卻是防不勝防的。比如在根本利害關係的驅使下，故伎重演式的再次製造一次爆炸事故，或是孤注一擲的採取人身威脅和消滅的手段。
就算有我家的蔭蔽，而不敢直接下手，但新產品所要面對的畢竟是，開國之前就已經存在，經過歷代經營下來，一個相當龐大的官造和軍工利益集團。
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家與他們的恩怨糾纏，從一開始打算另起爐灶，治練新式火器部隊開始，就是有所註定的。
因為從國朝建立之前，南海都督府軍中長時間的積習，與軍工利益集團的世代壟斷，再加上對外征拓戰爭中的代差優勢，在火器上既然沒有迫切改良的需求。
自然就不乏有良心的官吏們，各種維持現狀抱殘守缺下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某種可怕而強大的傳統慣性。
當然，很多時候代差只是眼界的問題，歷代或許不乏有識之士發現問題，只是有心振作或是改良的，都被傳統勢力和軍隊保守派，給強行排擠出局了。
因為他們面對的大多數敵人，根本沒有這個迫切改進的需求。曾經擔任過前代的軍造總監，並進入御庭會負責過檢點中外軍武備事，最後卻只能被閒投散置到兩學去的顏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因此，在天南州偶遇顏公，而事後得以看中而好結善緣的理由，可不僅僅是那一時的援護之恩，更多是某種。
這就好比我大明開國明明是火器齊全的精銳，前清也是曾經大量配備火器的，但是久無大患和外部壓力的環境下，積習日久之後，也免不了各種渣化的下場。
主要是缺乏強力的外部威脅的刺激，所以才有了大躍進式的洋務運動。
而大梁朝好歹還有在海外開拓和經營殖民地的需求，因此，還保持了一定的戰鬥力，但是為了鎮壓那些土著蠻人，去升級火器科技樹，那就未免有些強人所難了。
按照我曾經拜訪過路卻遠那位鹿公的說法，如果不是為了北伐，兼帶樹立一個榜樣，某人和他的部隊，也沒有那麼容易出頭。
但是作為新式火器部隊，受到傳統火器集團的敵視和排斥，也不是認識一些靠山和背景，就可以解決的。
因此，一開始就已經站在了某種天然的對立面上，而沈岳和他孜孜以求的鍋騾機，也不過是其中積少成多的一個插曲和催化劑而已。
之前或許是無足輕重的忽視，但是隨著新動力機械，開始實用化的前景和可能性，相應的反彈與阻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就算是事後能夠得到清算和追償，對被打斷了相關進程的我家來說，也是得不償失而於事無補的。
因此，乾脆帶著實驗原形資料和相關成品，連同人員一起打包，全數乘船渡海搬到我的控制區來，至少在這裡那些排斥和抗拒鍋騾機的傳統勢力，是暫且鞭長莫及而無能為力的。
這樣，就算這些工匠和學徒里，可能被混進某些不安定因素，也可以在我的直接治下，通過軍事管制的強制手段下，消弭於無形。
自從泗州之戰，並後淮水沿岸的掃蕩作戰後，就再沒有打過更大規模的戰事了。
隨著大多數重新部隊，退回到兗州與徐州之間的昭陽湖、微山湖，泗州的駱馬湖、成子湖一線。
期間雖然仍有不間斷的戰鬥發生，但更多是與闖入外圍緩衝地帶的胡馬之間，意外遭遇戰和局部衝突。
因此，處於二線要點的主戰營基本沒有出動過，倒是把布置在外圍幾個防戍營的熟練度和組織度，給鍛鍊起來了。
這種局面，一方面是，作為對手的那些藩軍胡馬，終究是吸取了經驗教訓，不再企圖我們糾纏於城邑和渡口的爭奪，也放棄了在缺少掩護的平原上，對沖硬撼或是分段合擊的戰術，而是稍見規模就望風遠遁避戰，然後化整為零的騷擾牽制和滲透破壞；
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剛剛實現騾馬化的前線部隊，就優先派上了用場。
只是在剛開始的時候，因為對坐騎的駕馭和騎行中的相互配合不夠嫻熟，造成前後脫節乃至援應不及，而很是在那些長於馬背，而輕騎如風的胡馬手中吃了好些虧。
甚至在楊再興負責的麾下，有一個新兵補充較多的團，因此在接應過程中，被胡騎中道衝散，雖然傷亡不足三成，卻被奪走了所屬的團旗。
這種噩耗讓新任的第三兵馬使楊再興，當場勃然大怒幾乎是帶隊親自壓陣，在駱馬湖北岸主動攻擊，襲破了至少三股胡馬兒的集結地，卻沒能找到丟失的團旗。
這時才接到新的報告，配屬在麾下的捉生將牛皋，已經先行一部帶著數十名健兒，輕騎逐塵而去了。
然後，他們用了一夜時間追擊了上百里之後，幾乎是人人浴血帶傷的，將被血水浸透又風乾的團旗，給重新搶了回來，還外帶了一人雙份的坐騎。
如此驍勇果敢，身為前沿主官的楊再興，認為他已經不適合再留在捉生大隊裡屈才，而是應該調任到一線的主戰營中，做一名奮勇當先的領兵官。對此，我自當是樂於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