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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5月，德皇威廉一世攜俾斯麥和參謀總長毛奇回訪聖彼得堡。在訪問期間，毛奇和俄國元帥博格達成一個軍事協定。5月6日，雙方君主批准了這一協定。6月，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訪問維也納，將此協定告訴奧方，希望奧匈也加入進來。安德拉西藉口奧匈在二元君主體制下批准困難而加以拒絕。安德拉西轉而與哥爾查科夫達成一個內容相對寬泛的新協定－興勃隆協定。與傳統看法不同的是，興勃隆協定包含了俄奧兩國針對“第三國”侵略與威脅歐洲和平時不締結新的軍事同盟，並通過諒解協調行動的條款。顯然當時最有資格作這個第三國的是德國。1873年10月，威廉皇帝訪問維也納，也加入興勃隆協定。由俄奧發起，德國加入形成三皇聯盟(Dreikaisersbund,League of the Three Emperors)。 俾斯麥不願意看到俄奧兩國發生衝突從而使德國面臨選擇；同樣他也不願意看到俄奧兩國走的太近，這樣兩國可能會共同對付德國。因此他的選擇是加入興勃隆協定，正如前一年沙皇加入德奧皇帝柏林會晤。俾斯麥另一層考慮則和法國內部局勢的變化有關。
①艾倫 帕麥爾，《俾斯麥傳》(高年生 張年根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P200
②艾倫 帕麥爾，《俾斯麥傳》(高年生 張年根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P200
③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P38
1873年3月，隨著對德賠款的付清和被占領土的解放，“波爾多協定”遺留下的政體懸而未決的問題也隨之爆發出來。梯也爾的中間路線－溫和保守共和國路線得不到議會多數派君主派的支持，梯也爾迅速從權力巔峰跌落下來。5月，議會以微弱多數通過對梯也爾政府的不信任案，並將支持復辟的前軍人麥克馬洪推選為新總統，力圖實施復辟計劃。俾斯麥認為共和制的法國也許永遠找不到朋友，如今法國發生的事情使他深感憂慮，考尼茨同盟的噩夢現在有可能變為現實。在俾斯麥看來，聖彼得堡協定和三皇聯盟的出現可以作為對法國可能發生的復闢作的政治上準備。
1873年8月，奧爾良家族的“王位窺探者”巴黎伯爵和正統波旁家族王位繼承人尚博爾伯爵在奧地利達成協議：年事已高且無嗣的尚博爾伯爵為君主制第一繼承人，巴黎伯爵為第二繼承人。從而實現了兩大君主派的和解與聯合。法國的君主復辟已經箭在弦上。就在君主派緊密實施復辟計劃時，10月30日，尚博爾伯爵的一封公開信發表，聲稱只有將大革命以來一直沿用的三色旗取消、重新以波旁家族的白旗作為國旗，他才會履行君主義務。本來聯合起來的君主派又陷入爭論之中，和解破裂。君主復辟計劃隨之破產。表面看，復辟失敗就是因為“那麼一塊破布”(教皇庇護九世語)，實際上則是因為法國自大革命以來特別是第二帝國覆滅後君主制的號召力已經大大減弱，君主派的暫時強大僅僅是迴光返照。兩大君主派分別代表了大地產者和大工商業者的利益，經濟上的衝突分野導致政治上不可能整合。1873年11月，議會通過將麥克馬洪的總統任期延長至7年的議案，用意則是期待老朽頑固的尚博爾伯爵在7年之中去世，巴黎伯爵取而代之再實施復辟計劃。麥克馬洪本來是過渡人物，如今他和共和國卻得以繼續存在下去了。麥克馬洪採取的是為君主派所讚賞的“道德秩序”(L’ordre moral)政策，強化教會在國家政治文化領域內的地位。法國是天主教大國，在天主教世界有很高的地位。這與德國境內迫害天主教的“文化鬥爭”形成鮮明對比。1873年8月，位於下洛林地區的南錫主教公開呼籲天主教徒為為失去省份回歸而祈禱。被割讓給德國的上洛林－阿爾薩斯地區屬於該教區，這裡的教堂也加入了祈禱行列。11月，一些法國主教公開抗議普魯士的反教會法律(《五月法令》)，尼姆主教甚至提到普魯士傳統是“無根和非道德”的。
俾斯麥對梯也爾之後的法國政局本來就很擔憂，法國天主教會的行動加重了他的疑慮。但是他還是希望通過外交渠道來解決。德國與法國就這一問題展開交涉，教皇也使用他的影響力加以調停。由君主派控制的法國政府無法作出過多讓步，而德國的輿論明顯導向好戰的論調，兩國關係於1874年初開始緊張起來。法國駐柏林大使認為德國國內挑動對法敵意的根源在於即將來臨的議會選舉以及新的軍事預算的表決。1月，法國大使與俾斯麥會晤，俾斯麥說到：“所有關於戰爭的想法都遠不在我們考慮範圍之內，我們能從戰爭中得到什麼好處？”①俾斯麥的說法是合乎邏輯的。德國“文化鬥爭”產生的矛盾如果企圖通過對外戰爭來宣洩將是十分危險的。對於通曉歷史的俾斯麥來說，他很清楚宗教政策和國內矛盾在法蘭西第二帝國覆滅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外交環境也不允許這樣做。歐洲其他大國對德國當前的反教會政策並不認同並普遍認為該政策徹底失敗，而且歐洲不會坐視法國被進一步削弱。與此同時，儘管有來自柏林的俾斯麥安全保證，法國外交部長德卡茲卻打算利用這個機會來削弱德國。他指示法國駐俄奧兩國大使展開行動。法國駐奧匈大使在皇帝佛蘭茨 約瑟夫動身訪問俄國前面見皇帝。他說德國以戰爭相威脅、要求法國站在德國一邊摧毀梵蒂岡。奧匈也是天主教國家，這種言論顯然構思精巧。到達俄國後，安德拉西與哥爾查科夫討論了局勢，在對德國可能擴張其實力的共識下，成功拉近了兩國關係。安德拉西和哥爾查科夫共同告訴法國大使：“我們祈禱法國能很快恢復她在世界上應有的位置。”②
①艾倫 帕麥爾，《俾斯麥傳》(高年生 張年根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P200
②艾倫 帕麥爾，《俾斯麥傳》(高年生 張年根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P200
③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P38
1873年3月，隨著對德賠款的付清和被占領土的解放，“波爾多協定”遺留下的政體懸而未決的問題也隨之爆發出來。梯也爾的中間路線－溫和保守共和國路線得不到議會多數派君主派的支持，梯也爾迅速從權力巔峰跌落下來。5月，議會以微弱多數通過對梯也爾政府的不信任案，並將支持復辟的前軍人麥克馬洪推選為新總統，力圖實施復辟計劃。俾斯麥認為共和制的法國也許永遠找不到朋友，如今法國發生的事情使他深感憂慮，考尼茨同盟的噩夢現在有可能變為現實。在俾斯麥看來，聖彼得堡協定和三皇聯盟的出現可以作為對法國可能發生的復闢作的政治上準備。
1873年8月，奧爾良家族的“王位窺探者”巴黎伯爵和正統波旁家族王位繼承人尚博爾伯爵在奧地利達成協議：年事已高且無嗣的尚博爾伯爵為君主制第一繼承人，巴黎伯爵為第二繼承人。從而實現了兩大君主派的和解與聯合。法國的君主復辟已經箭在弦上。就在君主派緊密實施復辟計劃時，10月30日，尚博爾伯爵的一封公開信發表，聲稱只有將大革命以來一直沿用的三色旗取消、重新以波旁家族的白旗作為國旗，他才會履行君主義務。本來聯合起來的君主派又陷入爭論之中，和解破裂。君主復辟計劃隨之破產。表面看，復辟失敗就是因為“那麼一塊破布”(教皇庇護九世語)，實際上則是因為法國自大革命以來特別是第二帝國覆滅後君主制的號召力已經大大減弱，君主派的暫時強大僅僅是迴光返照。兩大君主派分別代表了大地產者和大工商業者的利益，經濟上的衝突分野導致政治上不可能整合。1873年11月，議會通過將麥克馬洪的總統任期延長至7年的議案，用意則是期待老朽頑固的尚博爾伯爵在7年之中去世，巴黎伯爵取而代之再實施復辟計劃。麥克馬洪本來是過渡人物，如今他和共和國卻得以繼續存在下去了。麥克馬洪採取的是為君主派所讚賞的“道德秩序”(L’ordre moral)政策，強化教會在國家政治文化領域內的地位。法國是天主教大國，在天主教世界有很高的地位。這與德國境內迫害天主教的“文化鬥爭”形成鮮明對比。1873年8月，位於下洛林地區的南錫主教公開呼籲天主教徒為為失去省份回歸而祈禱。被割讓給德國的上洛林－阿爾薩斯地區屬於該教區，這裡的教堂也加入了祈禱行列。11月，一些法國主教公開抗議普魯士的反教會法律(《五月法令》)，尼姆主教甚至提到普魯士傳統是“無根和非道德”的。
俾斯麥對梯也爾之後的法國政局本來就很擔憂，法國天主教會的行動加重了他的疑慮。但是他還是希望通過外交渠道來解決。德國與法國就這一問題展開交涉，教皇也使用他的影響力加以調停。由君主派控制的法國政府無法作出過多讓步，而德國的輿論明顯導向好戰的論調，兩國關係於1874年初開始緊張起來。法國駐柏林大使認為德國國內挑動對法敵意的根源在於即將來臨的議會選舉以及新的軍事預算的表決。1月，法國大使與俾斯麥會晤，俾斯麥說到：“所有關於戰爭的想法都遠不在我們考慮範圍之內，我們能從戰爭中得到什麼好處？”①俾斯麥的說法是合乎邏輯的。德國“文化鬥爭”產生的矛盾如果企圖通過對外戰爭來宣洩將是十分危險的。對於通曉歷史的俾斯麥來說，他很清楚宗教政策和國內矛盾在法蘭西第二帝國覆滅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外交環境也不允許這樣做。歐洲其他大國對德國當前的反教會政策並不認同並普遍認為該政策徹底失敗，而且歐洲不會坐視法國被進一步削弱。與此同時，儘管有來自柏林的俾斯麥安全保證，法國外交部長德卡茲卻打算利用這個機會來削弱德國。他指示法國駐俄奧兩國大使展開行動。法國駐奧匈大使在皇帝佛蘭茨 約瑟夫動身訪問俄國前面見皇帝。他說德國以戰爭相威脅、要求法國站在德國一邊摧毀梵蒂岡。奧匈也是天主教國家，這種言論顯然構思精巧。到達俄國後，安德拉西與哥爾查科夫討論了局勢，在對德國可能擴張其實力的共識下，成功拉近了兩國關係。安德拉西和哥爾查科夫共同告訴法國大使：“我們祈禱法國能很快恢復她在世界上應有的位置。”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