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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堅守下去的。因此，我在六月二十五日收到的參謀長聯席會議關於可能即將與共產党進
行停火談判的消息，是很受歡迎的。我立即派我的參謀軍官小瑟萊斯中校前去與范弗里特商
議。他隨身帶了一張我的幕僚們準備的地圖。圖上顯示了我軍當前的前沿陣地的位置、“堪
薩斯線”的位置、預想的“堪薩斯線”警戒線的位置，以及可以保障“堪薩斯線”陣地的預
想的停火線的位置。我要求范弗里特告訴我，讓第8集團軍奪占其當前的前沿陣地與預想的
停火線之間的制高點是否可行，有無必要。
根據范弗里特後來的言論(大意是我阻止了他奪取徹底勝利)，我認為回顧一下他對這個
問題的答覆還是很有意思的。他當時的看法是：此時此刻他不贊成讓第8集團軍發動進攻去
奪占制高點。他認為，在東部前線發動進攻會使美軍付出很大傷亡，而所得到的卻只是一些
土地。在西線發動進攻雖則比較容易，可是，范弗里特認為，這會使他過於暴露給敵人，易
遭對方進攻。他認為：發動進攻要付出很大傷亡，並會使第8集團軍變得較易遭受敵人攻
擊，這樣做代價太大，不應為實現停火而冒這樣的風險。他還竭力要求，如果當真進行停火
談判，那麼應考慮到禮成江以西、三八線以南的那部分朝鮮領土。我們無意占領這一地區，
但該地區有可能成為我們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的籌碼，可以換取我們想獲得的東部那塊地
方。他還說，第1陸戰師的當面之敵(北韓兩個軍)占據著堅固的防禦陣地，他們作戰頑
強，齊裝滿員，似較中共軍隊更能作戰。
他的這些看法我都贊同，於是，我們決定原地堅守，等待談判的結果。
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雅科夫·馬立克於六月二十三日，星期日，首次
提出了停戰的要求。這使政治和宣傳方面的活動大大增加，並給我帶來了一批重要的人物。
中共很快表示贊同馬立克的建議。同時，在我國也有許多人發出了要求和平的呼聲。六月二
十九日，我在東京非常高興地將福雷斯特·謝爾曼海軍上將迎到了總部。在他之後到達的是
阿奇·亞歷山大，我在五角大樓工作期間，他是陸軍部副部長，我與他有過多次令人愉快的
交往。不久之後，紐約州州長托馬斯·杜威也飛來向我們宣傳他在外交事務上的一些強烈看
法。
六月三十日，遵照我在華盛頓的上級的指示，我向中國最高統帥部廣播了一則聲明：如
果象報導的那樣，他們準備停火，聯合國軍將樂意派出代表討論停戰問題。雙方建立接觸和
協商會談地點僅花了幾天的工夫。會談地點設在緊靠三八線南面的西部沿海城鎮開城。我指
定由特納·喬伊海軍中將率領聯合國軍代表團。敵軍的主要談判人是北韓人民軍參謀長南
日中將。但是，共黨方面的實權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謀長解方將軍手中。
我還是熟悉共產黨的手法的，那就是企圖通過無休止的、毫無內容的爭論把對手施得精
疲力竭。我在聯合國任職的兩年半中，對此已經有了豐富的經驗。但是，我卻根本沒有料到
這種毫無成果、令人疲憊的談判後來會拖那樣長的時間。雙方很快都不約而同地認為，在談
判期間，敵對行動還得繼續下去。然而我覺得，在停火的希望依稀可見的情況下，還是應該
儘量減少我方的損失。因此，我通知所屆指揮官：不要實施大規模進攻行動，而要力求通過
強有力的巡邏和局部進攻來保持主動。局部進攻旨在奪占可以擴大我方觀察範圍、縮小敵方
觀察範圍的關鍵地形。
在開戰一周年之際，我以為和平可能即將來臨。可是，又過了兩年的時間並且付出了很
大傷亡，每個士兵的這一夙願才得以實現。
行停火談判的消息，是很受歡迎的。我立即派我的參謀軍官小瑟萊斯中校前去與范弗里特商
議。他隨身帶了一張我的幕僚們準備的地圖。圖上顯示了我軍當前的前沿陣地的位置、“堪
薩斯線”的位置、預想的“堪薩斯線”警戒線的位置，以及可以保障“堪薩斯線”陣地的預
想的停火線的位置。我要求范弗里特告訴我，讓第8集團軍奪占其當前的前沿陣地與預想的
停火線之間的制高點是否可行，有無必要。
根據范弗里特後來的言論(大意是我阻止了他奪取徹底勝利)，我認為回顧一下他對這個
問題的答覆還是很有意思的。他當時的看法是：此時此刻他不贊成讓第8集團軍發動進攻去
奪占制高點。他認為，在東部前線發動進攻會使美軍付出很大傷亡，而所得到的卻只是一些
土地。在西線發動進攻雖則比較容易，可是，范弗里特認為，這會使他過於暴露給敵人，易
遭對方進攻。他認為：發動進攻要付出很大傷亡，並會使第8集團軍變得較易遭受敵人攻
擊，這樣做代價太大，不應為實現停火而冒這樣的風險。他還竭力要求，如果當真進行停火
談判，那麼應考慮到禮成江以西、三八線以南的那部分朝鮮領土。我們無意占領這一地區，
但該地區有可能成為我們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的籌碼，可以換取我們想獲得的東部那塊地
方。他還說，第1陸戰師的當面之敵(北韓兩個軍)占據著堅固的防禦陣地，他們作戰頑
強，齊裝滿員，似較中共軍隊更能作戰。
他的這些看法我都贊同，於是，我們決定原地堅守，等待談判的結果。
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雅科夫·馬立克於六月二十三日，星期日，首次
提出了停戰的要求。這使政治和宣傳方面的活動大大增加，並給我帶來了一批重要的人物。
中共很快表示贊同馬立克的建議。同時，在我國也有許多人發出了要求和平的呼聲。六月二
十九日，我在東京非常高興地將福雷斯特·謝爾曼海軍上將迎到了總部。在他之後到達的是
阿奇·亞歷山大，我在五角大樓工作期間，他是陸軍部副部長，我與他有過多次令人愉快的
交往。不久之後，紐約州州長托馬斯·杜威也飛來向我們宣傳他在外交事務上的一些強烈看
法。
六月三十日，遵照我在華盛頓的上級的指示，我向中國最高統帥部廣播了一則聲明：如
果象報導的那樣，他們準備停火，聯合國軍將樂意派出代表討論停戰問題。雙方建立接觸和
協商會談地點僅花了幾天的工夫。會談地點設在緊靠三八線南面的西部沿海城鎮開城。我指
定由特納·喬伊海軍中將率領聯合國軍代表團。敵軍的主要談判人是北韓人民軍參謀長南
日中將。但是，共黨方面的實權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謀長解方將軍手中。
我還是熟悉共產黨的手法的，那就是企圖通過無休止的、毫無內容的爭論把對手施得精
疲力竭。我在聯合國任職的兩年半中，對此已經有了豐富的經驗。但是，我卻根本沒有料到
這種毫無成果、令人疲憊的談判後來會拖那樣長的時間。雙方很快都不約而同地認為，在談
判期間，敵對行動還得繼續下去。然而我覺得，在停火的希望依稀可見的情況下，還是應該
儘量減少我方的損失。因此，我通知所屆指揮官：不要實施大規模進攻行動，而要力求通過
強有力的巡邏和局部進攻來保持主動。局部進攻旨在奪占可以擴大我方觀察範圍、縮小敵方
觀察範圍的關鍵地形。
在開戰一周年之際，我以為和平可能即將來臨。可是，又過了兩年的時間並且付出了很
大傷亡，每個士兵的這一夙願才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