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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晉一流的學者們整理了汲冢書,其中居然就發現了魏國的史書,這部再現於世的珍貴史書被稱為《竹書紀年》。起名《竹書紀年》當然也有它自己的道理。原來古時無紙,著書立說,破竹刮平為簡。字寫在竹簡上。多簡編為一書,所以叫竹書。紀年是將史事按年編次,成為史書一種體裁。此所謂“竹書紀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書。

  由於竹簡散亂,以及戰國文字“於時即已不能盡識,其書今復闕落,又轉寫益誤”,再加上首次整理的結論尚有爭議,所以晉惠帝時就有學者重新整理《竹書紀年》,永平元年(291)秘書監摯虞延請世習古文的衛恆重新“考正”竹書。但秘書丞衛恆的工作尚未完成即在政治鬥爭中被殺。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聽說衛恆出事,自本郡赴喪,並續成其事。新考正本《紀年》的時間起於夏禹。至於汲冢墓主,衛恆、束皙則認為是魏安厘王。

  《竹書紀年》是目前發現的最古老的編年體著作。《竹書紀年》是《汲冢書》中價值最大的史料。史學界把《汲冢書》與西漢武帝時從孔子舊宅發現的古文《尚書》、《論語》等,殷墟發現的甲骨文,敦煌發現的藏經洞,譽為中國文化史上的四大發現。

  雖然大家一致確認,汲冢書是由於盜墓被發現,但是關於汲冢書出土時間史學界一直有爭議。一種說法是咸寧五年(279),這一說法以《晉書·武帝紀》為代表,《汗簡·略敘》、張懷《書斷》也持此說。

  另一種說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這一說法的是當時的大學者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後序》,孔穎達疏引王隱《晉書》也贊同這種觀點。《北堂書鈔》卷101引王隱《晉書》、今本《晉書·衛恆傳》、《晉書·律曆志》以及《隋書·經籍志》也都是這種觀點。

  還有一種說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冢書的荀勖在為另一本汲冢出的書《穆天子傳》寫的《序》中發表過這種看法,《晉書·束皙傳》、《太平御覽》也都對這種觀點表示支持。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陽盧無忌立石的《齊大公呂望碑》也是這樣說的。

  最後還有一種說法是太康八年。四說中太康八年說不可信,太康初年說則較為可信。情況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盜掘了汲冢,而汲冢書上繳官府則在太康二年。

  至於汲冢墓主是誰?同樣存在不同說法。晉代汲郡,現在的河南汲縣西南,戰國時是魏的封地。根據《晉書·武帝紀》、《律曆志》、荀勖《穆天子傳序》、衛恆《四體書勢》,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隱《晉書·束皙傳》則認為墓主當是魏安厘王。直到現在,這個問題依然還沒有明確的結論。

  史學的獨立

  陳夢家先生曾經說:“紀元後279—281年之間在汲郡所出的《竹書紀年》,乃紀元前297—296所作魏國的史記。汲冢竹簡的發現,和安陽甲骨的發現,就古史的材料而說,有著幾乎同等的重要性。”《竹書紀年》敘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的歷史,按年編次,是魏國史官作的史書。古代史記的再現是令眾多晉代大學者興奮的原因。

  作為戰國的古代史書,《竹書紀年》是最可珍貴的資料。清代朱右曾就利用它來校訂《史記》。陳夢家、楊寬等復位戰國年表,所根據的也基本上是《竹書紀年》,《竹書紀年》已經成為重建戰國年代學的主要依據。

  《竹書紀年》對春秋史事記載多與《春秋》相一致。除此之外,《竹書紀年》對晉代學術的影響也非常之大。就是在《竹書紀年》整理研究的刺激和影響下,晉出現了大量史學著作尤其是編年史,進而使得史學的獨立價值被發現,使晉代學術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史學最終從經學中獨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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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後仍做皇帝夢:魏晉南北朝的陵墓特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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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代帝王都把陵寢作為社稷江山的象徵。他們大多從登基之日起,就下令建造陵墓。這些陵墓工程浩大,費時多年,動用上萬甚至幾十萬民夫,耗費了大量金銀,陪葬了數不盡的財寶。然而,由於社會風氣以及文化的變異,各個朝代的陵墓均有著自己顯著的特點。

  魏晉時期的墓穴特點

  魏晉時期,是繼春秋戰國之後又一個長時期分裂的時期。經過長期的戰亂,人心浮動,社會秩序相當混亂,很多大墓被偷盜,帝王的陵墓也終難逃劫難。

  所以這個時期的陵墓主要是設法防止盜掘。這種做法始於魏文帝。

  魏武帝曹操死後葬於高陵(今天的河北臨漳)。魏文帝以“古不墓祭”的理由毀掉了曹操陵墓上的殿屋。所以民間一直有曹操設“七十二疑冢”的說法。其實,“古不墓祭”只是他的藉口而已,就在這一年,魏文帝在為他自己營建壽陵時,道出了真正的原因。他說:鑑於“漢氏諸陵無不發掘”,因而決定“因山為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原來,他是怕改朝換代,政權交替時,自己的屍體陵寢也像漢代帝王的陵墓一樣,被人盜掘。

  魏文帝這個決定,對時局動盪不定的魏晉南北朝,影響很大。其後魏晉南北朝二百多年間,沒有出現大型的陵墓,豪富家族的厚葬風氣也大有收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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